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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與「湖湘精神」

湖南人與「湖湘精神」



裴士鋒(Stephen R. Platt),耶魯大學中國史博士,師從著名歷史學者、中國史研究專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1993年至1995年,在湖南長沙雅禮中學以外教的身份生活了兩年。其博士論文獲頒瑟隆費爾德獎(Theron Rockwell Field Prize)。目前執教於美國阿姆赫斯特馬薩諸塞大學

湖南人心目中的「湖南人」


我,就是出生在長沙、祖籍湘鄉的湖南人。在向他人介紹出生地時,我從未想過,「我是湖南人」一說,究竟是個地理概念,還是個文化概念,抑或有地理和文化「混搭」的含義。裴士鋒先生的「湖南人」,真有如一味催產葯,我在讀此書途中時,就多次迫不及待地反躬自問,湖南人自己心目中的「湖南人」,又為何者?


在我的孩童時代,「湖南人」幾近絕對地只是一個地理概念。隨著年齡的增長,知識的增加,特別是經過了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還極為有幸地多次行走異國他鄉,廣泛接觸了中外的各界人士,閱讀了古今諸多的名作大著,我越發地覺得來自三湘四水之地的同鄉們,的的確確與眾作為有所不同。在這樣的時光荏苒之中,我心目中的「湖南人」,不知不覺地從地理概念走向了文化範疇。儘管在當下,「我是湖南人」的介紹句式仍然與孩童時代一個模樣,細想下來,難道其中沒有屈原、王夫之、魏源、曾國藩、譚嗣同、黃興、毛澤東的影子?就是說話的口氣和內心難以抑制的情緒,難道還有孩童時的天然與平和,不是交雜了幾分的狂氣和自豪?


如果你是一位成年的湖南人,我敢大膽由己推人地肯定:「我是湖南人」烙進你心中的,一定不只是洞庭湖之南這塊土地的定位;一定有幾千年來這塊土地上思想先聖、英雄豪傑和平民百姓生存、生活而積累起來的經驗、智慧、傳統和信仰——是它們構造出了「湖南人」的文化概念,也是「湖南人」有別於他鄉人的內核所在。當我們在一根直線的左右兩個端點,分別標上「地理湖南人」和「文化湖南人」時,那麼,生於斯、長於斯的同鄉們心中認同的,必定是從左向右隨著年齡的位移,越來越接近「文化湖南人」。相應地,地理位置上的概念,則越來越遠去,甚至於時常在內心被忽略。

久遠時代的湖南,有蠻荒之地、窮鄉僻壤之嫌。為生存和繁衍計,歷代先人們與自然抗爭,向封閉索討,硬是贏得了大自然的眷顧。天足以予,地足以賦,又溝通了南北西東,「九州糧倉」、「魚米之鄉」等美言,早早便是湖湘的名片,天下皆知。與蠻荒的抗爭,讓先人們起步於辛苦勞作,行動主義自然是第一原則。辛苦勞作的累積,便培植出了湖南人特有的「霸蠻」個性,因非「霸」不足以制「蠻」是也。閉塞的環境,天生不是優勢,卻激發了先人們對外界、對遠方、對完美世界的奇思異想,進而轉化為濃得化不開的渴望。這就是理想主義生長的富饒土地。當這方土地與外界和遠方有任何的碰觸,且牽涉到了美好的社會時,如此的渴望,就會在瞬間升騰為超乎尋常的擁抱熱情,凝聚成劈山跨水的力量,讓湖南連通外界,直達遠方。回望那山那水走過來的歷代湖南人,實幹、富於理想和不因循守舊的特點,正是出自那深厚的自然和社會歷史基因,又有什麼可以遮得住這等人性里耀眼奪目的光芒!


在整個人類社會的演化史上,理想主義者的走向是兩分叉的。一分叉是,理想遭遇了歷史和現實巨大的阻礙,理想主義者尋找不到實現理想的途徑,結果走向「空想主義」或烏托邦境界,僅在精神世界裡構造完美社會,厭惡現實,遠離現實,逃避現實;甚至於,完全放棄現實,否決現實,到彼岸的世界裡,乞求神靈的護佑,達至一種絕望中的特殊宗教性精神存在,這實質上就是世界末日性的精神自慰。另一分叉是,理想主義者並不「理想化」實現理想的過程,他們面對現實難題,秉持務實心態,從腳下一步一步開啟那追求「至善」的行程,一個一個地解決所遇問題;在他們心底,「止於至善」中的那個終極目標,是用來嚮往的,不是用來達到的——現實世界能夠實現的「至善」,只是「百尺竿頭」相對性、階段性的終結處,是「再進一步」的起點,一經達到,新的追求時空又將到來。


理想主義者的這種分叉,大體可用來辨識中西方文化的差別所在。前者更多地屬於西方世界,那裡繁榮的宗教歷史和豐富的精神文化作品就是一種證明;後者無疑是「中國式」的,即便是認同感頗為普遍的佛教,在「中國化」之後便入世成為了「現世報」,所謂的前生和來世之說,在絕大多數國人眼裡,僅僅是用於當下目的的工具。想想看,馬克思和恩格斯理想中構建的那歐洲「共產主義的幽靈」,一直在西方世界裡遊盪,卻在遙遠的東方國度落地、萌芽、成長,豈不是最好的理想主義者分布的歷史性說明?


湖南人顯然是後一種理想主義者,而且特徵格外地鮮明。他們心中懷揣理想,人卻走回現實生活,去建造通向理想天空卻離理想天空很是遙遠的地上「通天塔」;他們絕不只徘徊在精神的世界裡,幻想式地構造彼岸的「桃花源」。這種理想主義者,古來今往的其他地域之國人,亦是大有人在的——求真與務實的理想主義,並非獨為湖南人所持守的秉性。理想主義的湖南人,所謂的「特徵鮮明」,鮮明的是什麼呢?


放眼望去,縱橫思維,湖南人「霸」了「蠻」而來的精神凝結,竟是那「人定勝天」的狂豪理念,如同逆上北去的湘江水,融入到了湖南人的血液中。在人與天或人與神的關係上,湖南人看來,世界上要麼無神,人就是王者;要麼人在神之上,人主神輔;甚至於,人就是神本身,人助便為神助。難怪,湖南人更不懼怕實現理想過程中的艱難險阻,正是那特殊的自然環境和社會歷史演進,讓湖南人的那個「霸」字,有了及天若神的境界,位勢高、格局大、力量強、持續久,足以堅實地踩踏在大地之上,衝破一切舊的藩籬,上演一幕幕驚天動地的人間活劇。

讓我們展讀些許湖南先人的言說,體味那字裡行間湖南人天地無畏的狂豪精神吧。

湖南人與「湖湘精神」



王夫之(1619年10月7日-1692年2月18日),字而農,號姜齋、又號夕堂,湖廣衡州府衡陽縣(今湖南衡陽)人。他與顧炎武、黃宗羲並稱明清之際三大思想家。其著有《周易外傳》、《黃書》、《尚書引義》、《永曆實錄》、《春秋世論》、《噩夢》、《讀通鑒論》、《宋論》等書。王夫之自幼跟隨自己的父兄讀書,青年時期王夫之積极參加反清起義,晚年王夫之隱居於石船山,著書立傳,自署船山病叟、南嶽遺民,學者遂稱之為船山先生


王夫之說:「可竭者天也,竭之者人也。人有可竭之成能,故天之所死,猶將生之;天之所愚,猶將哲之;天之所無,猶將有之;天之所亂,猶將治之。」哲學家們在此言中,追究的是主體客體地位和「體」、「用」交互關係,判定王夫之思想的哲學歸類和歷史學術價值,我則看重其中「人勝於天」的至高至極屬性,看重人「起死回生、化愚為哲、無中生有和撥亂為治」氣魄和力量,更看重瀰漫言詞之上無所不敢為的精神、氣度和激情,這正是「文化湖南人」的源頭。

曾國藩說:「志之所向,金石為開,誰能御之?」此其「志」,大可與叔本華所言「意志」相提並論,那是源自人性里最本原力量,可開金石,無力可御。叔大哲學家對「意志」畏懼至深,憂慮「意志」的破壞性,他在悲情的人生中曾向世人大喝要「否定意志」。曾氏同鄉前輩則是無懼一二,不只持「志」而奮鬥,更在砥礪意志前行。再聞一份前輩其言,那是何等地強梁——「堅其志,苦其心,勞其力,事無大小,必有所成」。


譚嗣同在他生命最後的一刻留給世人「我自橫刀向天笑」的氣概,早在他年輕時代就已經播下了種子。當他年少登頂衡山,高聲吟誦那「身高殊不覺,四顧乃無峰」和「半勺洞庭水,秋寒欲起龍」詩句時,豈止是驚嘆人在高處的視野遼闊,難道不是改天換地的志向宣言?天哪,這人,這湖南人,究竟是在你的裡面,還是在你的上面?


黃興只有短暫的一生,卻堅信「天下無難事,唯『堅忍』二字,為成功之要訣」。這位辛亥革命的領袖一生「足踏在地上,為著現代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魯迅語)的經歷,不正是對其信念的最好詮釋么?是的,人力本為齊天者,只要精神強大,山高水急、風雪雷電又算得了什麼呢?


看看毛澤東吧。是他,聳立起了「湖湘精神」的一座高峰。「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詩人問的是天下蒼生,尋找答案則回往了自己。就在那「離天三尺三」險峰峻岭處,他不是望天興嘆,更不是臣服棄甲,反是「快馬加鞭未下鞍」,還得來個「刺破青天鍔未殘」。在毛澤東看來,只要是談天論地,人就是來隨「我」心,去就「我」意,不只不受束縛,更得主導世事,或上九天攬月,或下五洋捉鱉。無須多言,此等豪氣一經落地夯實,行動起來,還不得是天翻地覆的時代大變?

狂豪之餘,說起毛澤東這座「湖湘精神」的高峰,我們無法不平添一份奇特的元素。就在他那「桃花源里可耕田」的問句里,這位革命領袖賦予了理想和現實以浪漫主義的色彩,讓重墨於「霸蠻」加理想主義的精神境界,有了幾分的輕快和情趣。毛澤東因為氣魄宏大而時常模糊了人神分界,卻在平常又不平常的浪漫色調中回歸了人的生活,回到了湖南人的中間。所言的「湖湘精神」高峰,自當少不得這抹浪漫的。


當體味到「人定勝天」的理念凝聚成了「湖湘精神」的內核,湖南人鮮明的特徵陡然凸現出來,這就是「敢為人先」的內在意志和行為方式。人所共知,自然環境和人類社會的演進,一直在擁戴超然於人之上的「天」、「上帝」、「神」或「聖者」,它們的終極性、萬能性和神秘性,規定了活生生的人總是處於低位,心存敬畏,仰視上蒼,俯首稱服。湖南人則頂頭向上,不甘下沉而硬要去「勝天」,敢思他人之不敢思,敢行他人之不敢行,自是人之中的另類了。如果說,為數頗多的中國其他區域中人都有嚮往理想世界來改造現實社會的共同求變之道,那麼,湖南人則是更容易接受激烈或劇烈,甚至於激進或破壞性的改天換地思想,更敢於先行一步,更樂於冒險探求,更無懼流血犧牲。


(待續)


本文原載於《書屋》2016年第4期

湖南人與「湖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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