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社會是如何從近代英國誕生的？

福利社會思想之崛起，更應當理解為英格蘭下層社會以及人們通常所謂的「工人階級的形成」過程中所爆發的強大力量——工會。

一、傳統斷裂：從工人政治到無神論獨裁者

在探討歐洲福利社會緣起的思想背景時，考特評論說：「有人時常指出，當1911年後自由黨政府的改革熱情耗盡時，工人階級的希望往往轉向當時打開它們歷史新篇章的工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幾年中，人們明顯地厭倦維多利亞時代的經濟和社會思想，把這種情況完全歸因於國會發展和工業組織這樣的解釋也許是膚淺的。上層階級的思想傾向也許從當時的文學裡看得最清楚，例如，從喬治·蕭伯納和約翰·高爾斯華綏的戲劇以及H.G.韋爾斯的小說比從費邊社特有的理論和自由黨政府的立法更加看得清楚。此種文學越來越多地批判因襲的目標和安排，以致人們可以說，時代的思想已被存在於所有有組織社會根基上的不公正所顛覆。這不僅是對巨大物質成就時代的厭膩；它也是經歷了人類自由有巨大進步的世紀的結論，和對未來有待完成的任務有深刻印象的人們的思想。」然而，僅僅從19世紀中期統治階層和中產階級精英當中興起的「社會哲學」思潮來理解福利社會的緣起，也許會錯失目標。嚴格來說，福利社會思想之崛起，不應當單純視為衍生自英格蘭上層社會自身的「文化情感」所發生的變遷，而更應當理解為英格蘭下層社會以及人們通常所謂的「工人階級的形成」過程中所爆發的強大力量，這種力量有著強大的組織基礎，那就是工會。在188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格蘭工會已經表現出從英格蘭傳統社會階層秩序中獨立出來的強烈意識。在第一代傑出工會領袖人物的運作之下，工會的思想和資金已經開始源源不斷地注入工會政治當中。工會政治逐漸地不再僅僅滿足於作為院外壓力集團的角色，而是開始極具耐心地向著選舉政治和國家政治層面邁進。較之19世紀中前期的憲章運動，1880年代之後的工人政治展示出更高的管理清晰度以及目標上的統一意識。儘管在奧斯本裁決最終出台之前，工會政治的法律地位一直處於模糊不清且常常是風雨飄搖的境地，但工會資金即便處於不利法律地位，仍然能夠進行靈活的政治運用。奧斯本裁決意圖斷絕工會資金向政治領域進軍，但這只不過加強了工會組織同英格蘭政界、商界和法律界在情感上的敵視。事實上，工會政治的崛起為英格蘭統治階層和中產階級精英階層開闢出一幅完全不同於維多利亞時期的社會和思想圖景。在這一圖景當中，個人的物質利益追求最終都能夠完善地溶解到社會的秩序和等級鏈條當中，這一度是維多利亞時代的核心社會假設，而今已經被遠遠地甩在後面了。

社會核心假設的喪失意味著傳統秩序及其原則的崩解和斷裂，這在相當程度上催生了上層階級和統治階級當中自19世紀中葉開始盛行的文化幻滅感。拋棄此一時期極具標誌性的英格蘭文化情感方面的重塑以及以柯勒律治和紐曼為代表的宗教情感的「大復興」不論，這個時期標誌性的英格蘭智識人物阿克頓勛爵也贊同格萊斯頓的「社會主義」政策，其中的原因在於這些政策儘管帶有「社會主義」性質，但能夠滿足上層社會已經無法在傳統秩序中找到的宗教和道德情感。實質上，這種傳統的宗教和道德情感由17世紀經歷過內戰之殘酷的復辟一代人和革命一代人共同塑造，並深深紮根在英格蘭的社會情感和心理當中。毫無疑問，傳統的秩序情感和道德情感是世俗的，確切地說，是一種世俗的宗教情感。就其智識源流而論，這種情感緣起於古代哲學家的倫理世界，正如同色諾芬尼-普魯塔克的倫理學傳統反對將人類行為的對錯以及道德上的評判歸因於諸神靈反覆無常的不規則力量一樣，英格蘭世俗秩序情感的集中闡釋者沙夫茨伯里三世在其論美德的文章中也將人與秩序的完美和諧歸因於依據自然法則而建立起來的人類自身的行為規範。沙夫茨伯里認為這一切都是自然的，並不需要一個人格化上帝的干預或者總理。簡言之，一套積極且重世俗的倫理道德規則既反對柏拉圖式的哲學深度，也嚴格抗拒《舊約》中所倡導的無常、善變且極具復仇心的上帝觀念。正如伯里在評論這種傳統的英格蘭道德情感以及沙夫茨伯里對於宇宙自身的秩序感時所言：「……他認為天堂與地獄的構想及其所啟發的自私的希望和恐懼敗壞了道德，德行本身的美才是人們行為唯一有價值的動因。……他並沒有打算把自然界的紅色爪子和利齒與其強大的天工巧匠的仁慈調和起來。『大體說來，萬物都得到適宜而恰好的安排。』無神論者會說，他寧願聽命於純出偶然的遭遇而不願受制於一位專制獨裁者，這位獨裁者如果喜歡沙夫茨伯里勛爵的秩序意識，需要創造蒼蠅以供蜘蛛吞食。……他暗示說，如果有一個上帝存在，無神論者引起他的不悅怕沒有那些接受扮作耶和華的人引起的多。」

二、李嘉圖：警惕！「濟貧法」將點燃平民的思想

在沙夫茨伯里-洛克式的秩序情感背後，則是1680年代便充分展現出來的英格蘭統治階層在文化和經濟上的自信。實際上在1661年，上院議長便在影射17世紀40年代內戰的一項評論中就「人民」作出了精確的定義：「英國普通人民的特權應該由從民族中選出的最偉大、最有學識、最富有和最睿智的人來代表行使；把英國平民院與英國平民混為一談，是造成那種該詛咒的藥劑……即共和國的第一個配料。」這一界定當然是對1640年代所引發的革命狂熱的有力回擊，但這並不新鮮，克倫威爾和埃爾頓當年就曾堅決回擊過英格蘭「平民」階層的平均主義要求。這個定義的真正動人之處就在於承認，宮廷及其特權的權力正在衰落，而大不列顛現在正在「人民」這個概念平台上統一為一個民族甚至是一個階級，一個實際意義上和文化意義上的統治階級。正如邁克爾·曼所指出的那樣：「在18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所謂大不列顛民族，就是一個由君主領導的統治階級。這是由貴族、鄉紳和市民組成的、世俗的、有文化的、理性的、自信的、統一的階級。它是民族中唯一具有廣泛性、組織性和政治化的階級。」

然而，歷史很少是連續性法則的展示，危機和偶然因素通常而且時刻準備著強有力地介入並塑造歷史進程。1816年，戰後的英國迎來了預期中的普遍農業危機，乾旱加重了這一危機。這場危機是對英格蘭憲政的嚴峻考驗，議會的兩黨論辯中就利益、政體結構和道義等多個層面進行了詳盡的展示。詹姆斯·穆勒致信李嘉圖，在描述了「一個垂死之人在死屍上艱難爬行」這一人類鬥爭慘狀之後，穆勒指出，「三分之一的人註定會死掉」。緊接著這一宿命論的評論之後，穆勒依據功利主義原則提出了憲政解釋方面的哲學信念和道德情感，這在很大程度並非不能視為功利派的解決辦法：「將他們帶到街上和公路上，像殺豬那樣割斷他們的喉嚨，這也許是一種恩賜。」李嘉圖則依據經濟學原則對穆勒的見解表示贊同，並依據同樣的原則對托利派的「社會團結」鼓吹者們表示了警覺和蔑視，認為這些人對濟貧法的扭曲解釋是在散布社會不滿，他強調他「遺憾地看到向下層社會勸告說立法機構會對其施加救濟，這種勸說會點燃他們的思想」。

事實上，農業危機和其他類似的公共危機一樣，其中當然包含經濟學或者哲學原則的問題，但從根本上講，危機的解決實質上是一個「社會選擇」的問題。招致災難性錯誤的根本原因在於人們總是試圖為一場危機尋求一種單一化的、總體化的解釋，即便為此付出的代價是較之民眾的「點燃的思想」更為遠離事實性的真相。這次通信很快便在1817年激發了李嘉圖和馬爾薩斯關於經濟秩序法則的著名論戰，李嘉圖致信馬爾薩斯：「在我看來，我們在那些經常討論的課題上的觀點分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你所想的總是一些特殊變動的直接的和暫時的影響，而我則把這種直接的和暫時的影響擱置一邊，將全部注意力放在由此導致的事物的永久狀態上。」馬爾薩斯給予了強有力的回答：「我同意你所提到的是我們的觀點之所以產生分歧的原因之一。我確實傾向於從事物的本來面目去考慮，因為這是使自己的著述在實踐中有益於社會的唯一方式。另外，我的確認為社會進步由不規則的運動構成，如果忽略那些能在八年或十年中促進或阻礙生產發展與人口增加的因素，就等於忽略導致國家富足或貧窮的因素，而這正是所有的政治經濟學家探討的主要問題。誠然，一個作者可以做出任何他喜歡的假設，但如果他的假設實際上是根本不存在的，他就不能從假設中得出任何有實際意義的推斷來。」

三、貧窮是一種罪過嗎？

在此，馬爾薩斯實際上成為歷史進程中危機和突變要素的代言人。他呼籲古典經濟學走出秩序的世界，關心一下危機和事變在歷史當中的權能，因為這樣的權能較之古典經濟學的秩序和法則訴求同樣強大，而且這種權能本身就是「長時段」秩序法則的塑造者。就方法論而言，這要求秩序法則應當建基於對事實的擴展性調查之上，而非倫理或者道德情感的模糊設定之上。

馬爾薩斯所刻畫的那個陰鬱的世界圖景很難融入英格蘭主流的樂觀主義道德情感當中。但是當布思在19世紀中葉進行社會調查時，無疑是復活了馬爾薩斯所要求的那種對事實的尊重。布恩的《倫敦人民的生活和勞動》揭示出一個存在大量貧困的世界，涉及人口之眾遠遠超出了傳統秩序法則的解釋能力和解釋範圍，想必馬爾薩斯也會為之感到震驚。這份調查報告實際上擊碎了一代人之前由迪斯累利闡述的「兩個英國」的托利黨社會圖景，布思在報告中令人無可反駁地揭示出貧困問題並非傳統的基於自然法則的社會階層劃分問題，而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經濟問題，一個需要變革的事實問題。報告中有關貧困範圍和程度的嶄新呈現是英格蘭歷史上的轉折性事件，貧困這一事實的普遍存在顯然需要新的解釋，同時，何謂人民這一問題也需要在一個政治民主化的時代進行重新定義。顯然，傳統的秩序法則已經完全不足以勝任這項任務了。事實上，關於貧困原因的探討很快便突破了濟貧法的傳統軌道，貧困並非個人的責任、失敗、懶惰和犯罪所致，而是外在境遇所造成的結果，尤其是當貧困普遍存在的時候。問題到了這一步，有關福利社會和新的救濟體制的思考先聲也就出現了，正如考特所言：「貧窮是它本身的主要原因。他們的主張就是根據這種認識形成的。他們的目的是通過教育、年金、公費醫療等手段，建立最低限度的生活標準，它猶如一種社會的格柵或底座，以防止個人在本人沒有過錯的情況下落入匱乏和不幸的無底深淵。他們打算廢除濟貧法，把它溶解在他們的一個稱為『國民最低標準』的政策中。就是說，他們渴望糾正十九世紀社會最嚴重的一個弱點，即未能以大多數人民看來合理和公平的辦法阻止貧窮或救濟不幸。他們反對富人和生活舒適的人把貧困和匱乏看作道德墮落（如果不是犯罪）的想法。」

四、英格蘭式自由脆弱的基礎

布思報告激起的強烈反對是可以理解的。反對者認為對貧困問題的這種嶄新理解勢必激發起一個普遍的救濟體制，而此口一開，又勢必激起隨後的連鎖變革舉措，這不正如同1832年看似保守的改革法案激發了1867年的政治民主化舉措嗎？於此，上流社會的反對者們以肇始於伊麗莎白時代的濟貧法宗旨為堡壘，重申了貧困問題的解決必須以挽救人格的自由和尊嚴為訴求，大量的、看來將會是沒有限制的社會福利舉措和救濟舉措，在反對者眼裡，無疑會以人格的塑造為代價來消滅貧困。

反對者的社會前提預設在於：一個不能激發個人盡責的體制或者一個將會阻礙個人盡責的體制，最終必然會在貧困和福利彼此循環加強的制度中衰亡和瓦解。這種反對意見的可理解之處在於，布思報告將貧困呈現為一個獨立於倫理秩序的經濟問題和事實問題，而非一個濟貧法傳統所強調的道德問題。雖然和布思並非同一流派中的人物，但比阿特里斯·韋伯在《資本主義文明的衰亡》這一帶有預言性質的書中，著重論證了貧窮同更為廣泛的文明之普遍衰亡之間存在內在聯繫；並指出這種內在聯繫不僅僅是受教育階層、特權階層以及中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幻想破滅和對現實不滿的問題，而且更是一個可經由社會調查予以支持的事實問題。對於經歷了1846年代土地與資本大決鬥和大背叛的新一代英格蘭統治階層來說，勞動同資本之間本質上也許就並非像19世紀上半葉人們設想和宣傳的那般和諧，也許他們在智識上還不曾想到對新的社會力量以及相應的社會哲學進行綜合和評估，但至少在心理和情感上是能夠接納這種衝突的。

古典經濟學在這個問題上也作出了尊重事實的讓步，馬歇爾正式在經濟學領域中放棄了1832年傳統中對「固有權利」的理解，轉而對權利進行了三重劃分，在其中「社會權利」佔據了一個最具未來前景的位置。毫無疑問，這一位置所涉及的不再是一個傳統的濟貧法世界，而是一個帶有整體性的未來社會政策議題。同時，在《工業和貿易》最為著名的第十四章中，馬歇爾提醒英格蘭統治階層注意一個可怕的事實：英格蘭的高度文明和自由，其基礎實在是再脆弱不過。這個基礎就是統治階級在經濟利益上所享有的歷史性獨佔，可怕之處在於，這個獨佔階級自身正在經歷經濟上的萎縮和道德信念上的瓦解。馬歇爾此舉的意義在於暗示出：儘管英格蘭民主政治的外形結構在1867年及其隨後的一系列議會和政黨鬥爭中獲得定型，但更需要改變的未來問題在於基礎性的社會條件和英格蘭人民的價值觀。儘管馬歇爾沒有繼續闡明此一時期的「人民」觀念的確切含義，但這一概念本身必須在經濟-社會權利領域獲得大幅度的擴張，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

五、勞合·喬治與「人民預算」

正是這一點，引導著勞合·喬治1909—1911年間進行了「人民預算」的大決鬥。這場決鬥的憲法含義在於祛除上院在拖延下院立法行動方面所保留的僅存權利，將上院徹底非政治化。在這場鬥爭中，政治議題和福利議題能夠協同並進，乃是因為兩大議題能夠在「人民」概念的重新界定上形成共同戰線。就福利問題而言，「人民預算」對稅收進行了新的定義：「第二款 所謂財稅法案是一個公法案，按照下議院議長的意見，它只包括下列全部的或任一的議題，即賦稅的徵收、廢止、減免、變更或管理；為了清償債務或其他財政上的目的，在統一基金或議會所準備的款項中作出開支，或是變更或撤銷此類開支；供給；公款的劃撥、收進、監管、簽發或其賬目的審計；任何貸款的借入、擔保或償還；或由上述所有的或任一的主題引起的附帶事項。本款所稱『賦稅』、『公款』和『貸款』，均不包括由地方政府或機構在處理地方事務時所徵收的賦稅以及籌措的公款和貸款在內。」

勞合·喬治在此完全突破了格雷斯頓的平衡預算傳統，所謂「公法案」乃是指由政府或者未進入政府的議員提出的，涉及國家政策、社會利益的議案。這意味著財政預算不再是依據傳統的自由原則而尋求政治中立化和經濟穩定化的力量，而是一種社會事業，一種用來重新分配工商業資源和社會資源的重大傾向性手段。勞合·喬治小心翼翼，在他所發動的這場「社會事業」中觸碰地方財政資源，一方面可以用政黨鬥爭中的尋常妥協策略進行解釋，不過也應當意識到更重要的原因，英格蘭自1880年代以來就進行了地方政府在行政能力方面的規範化和合理化的大幅度改革，自治體制大多已經取代了陳舊的教區體制，以此為基礎，英格蘭地方政府已經在地方政治層面上為推進社會福利舉措提供了強有力的組織基礎。勞合·喬治成功利用了福利改革所釋放的政治熱情，在重新定義議會兩院角色、完成憲政重大轉變的同時，也在財政和福利之間建立起「社會議題」紐帶。正如考特評論的那樣：「社會事業可以粗線條地定義為公共機關舉辦旨在改善福利、健康和教育的所有服務事業。它們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發展，部分是個人積極性和慈善心以及將證明有價值的志願事業——例如育人教育——移交給政府的結果；部分由於建立獨立於濟貧法的新型服務事業，尤其是由地方當局舉辦這些事業的趨勢。社會支出的增加加上軍備費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引起尖銳的政治爭論。這些情況發生在1909年勞埃德·喬治政府預算時期，當時富裕階級已了解得很清楚，即社會服務事業正在變為重新分配財富的工具，它牽涉到新的和從當時標準來說沉重的賦稅。」

維多利亞時代的財政預算絕少遵行社會發展或者民主權利擴張這樣的社會性議題所提示的原則，而是基於有關政治-社會之歷史連續性、傳承性以及經濟穩定性這樣的原則之上，背後的支撐則是傳統的社會階層方面的等級構想。換言之，維多利亞時代的財政問題實際上是一個有關社會階層及其秩序應該是什麼樣的問題，而非實際上是什麼樣的問題以及未來發展可能性的問題。「人民預算」將財政預算改變為一種重新分配財富的極富自我意識的工具，並藉此塑造出下院在民主政治時代的強大立法權能，使政治擺脫了維多利亞時代純粹受經濟命運的束縛和支配的被動軌道，從實際層面和觀念層面大幅度拓寬了人類問題的解決空間，這足以說明兩個時代之間的距離何等遙遠了。若非如此，英國能否迎接兩次世界大戰的考驗，並藉助戰前所鍛造的成熟工具，度過戰後重建的危機時代，則都是未決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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