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史研究的現狀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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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阿魯科爾沁旗出土的遼墓寶山1號墓墓室東側鞍馬圖(局部)
現在。國內研究遼史的人很多，但這些研究者中將遼史當作地方史研究的佔了絕大多數，把它作為王朝史研究的卻很少。劉浦江生前提出，將來，遼史研究的方向可以分為三部分：第一是窮盡史料，從「粗放式耕作」走向「精耕細作」。第二是通過「旁通」之道，找到一條可能的出路。第三是利用民族語文資料尋求機遇。
「消失」的契丹
人們常說，唐宋元明清。似乎在中國歷史長河中，遼是一個並不重要的朝代。特別是與宋相比，遼更像是一個沒有多大影響力的北方民族政權。
「其實，宋代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統一王朝，當時真正馳騁於東北亞的，是契丹民族建立的遼。」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鄧小南說，遼與宋的關係，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南北朝時期。當時的歐洲民族，是通過契丹來認識「中國」的。包括俄語世界和英語世界，指稱中國的早期辭彙也是從「契丹」的發音而來的，比如俄國人到目前為止仍稱中國為KиTaй。
「契丹只是對當時活動在這個區域內的一群人的稱謂。」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王小甫說，草原上有著成熟的連續的文化傳承，並不能簡單地認為是一個民族取代了另一個民族。在遼朝史書就有「契丹半回鶻」的說法，遼朝開國皇帝耶律阿保機的皇后述律平就是回鶻人。當時，很大一部分講突厥語的回鶻人融入了契丹人，成為遼朝統治階級。遼朝滅亡後，逃亡西域的遼朝貴族耶律大石，也是依靠西域的契丹人，即契丹化的回鶻人的力量建立了西遼政權。王小甫認為，西遼對西域的影響重大。比如，由於遼朝寬容的宗教政策，使得伊斯蘭教在西域傳播開來。再如，西域的城市化、西域對中央集權意識的開化，都受到了西遼政權的影響。
那麼，為什麼盛極一時的契丹，現在卻成了史書上的一個名詞，甚至在當今劃定的56個民族中，也沒有一個被命名為契丹的民族呢?「那只能說明，契丹的文化影響力還不夠。」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李桂芝認為，民族與氏族、部族最大的區別，是以文化為紐帶，而不是受制於血緣、地緣的限制。依據美國德裔學者魏特夫的理論，從統治者權力支配角度出發，中國古代諸北族王朝按其統治民族進入內地的方式可分為兩類：第一類為「滲透王朝」(Dynasties of Infiltration)，統治者在建立政權前，就從塞外往中國內地遷徙，逐步以半和平滲透方式獲取政權，其代表為十六國、北魏;第二類為「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統治者刻意維護自己種族的文化，並且與漢文化互相作用，遼、金、元、清均屬其列。李桂芝感到，遼作為北族政權，在當時以武力取勝，但並沒有在文化上凸顯其優勢。如今契丹人的血液已經融入了其他各民族，而「契丹」二字卻無法作為民族名稱沿用至今。
追趕中的遼史研究
從公元10世紀至12世紀，遼朝歷時200多載，若再算上西遼則近300年，其歷史不可謂不長。遼的統治範圍南達燕雲漢地，北至蒙古高原，其空間不可謂不廣。但就是這樣一個在歷史上具有深遠影響的王朝，留下的文獻記載卻極其貧乏。據粗略估計，現存的所有遼金史文獻資料，充其量不過一千萬字左右 (其中遼史約佔三分之一，金史約佔三分之二)，對於這兩個前後長達三百餘年的北族王朝來說，這些史料著實少得可憐。
為什麼遼朝史料會這麼少? 多位學者表示，一是遼代史料流布本就不廣。比如，北宋沈括曾在 《夢溪筆談》 里寫道，在遼宋對峙的形勢下，「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二是遼代著述本來就為數不多。據台灣學者李家祺統計，自清初至民初，真正屬於遼朝的著作僅61種而已。
那麼，留給世人研究的遼代史料的質量高不高? 首先，作為遼史研究最重要的文獻，元朝官修 《遼史》 倉促粗糙，是「二十四史」中公認質量最差的一部。另外，遼的活動範圍在東北一帶，20世紀上半葉，在特殊的政治軍事背景下，日本學者出於戰爭需要一度壟斷了獲得第一手考古材料的機會。這使從事遼金史研究的中國學者，基本只能利用傳世的文獻資料進行研究，施展不開。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是讓許多人一度在遼金史領域卻步的原因。那麼，如今的遼史還是一個冷門學科嗎?其實不然。不少學者都告訴記者，現在國內研究遼史的人很多，每年發表的遼史相關論文在100篇以上。問題是，這些研究者中將遼史當作地方史研究的佔了絕大多數，把它作為王朝史研究的卻很少。而且，遼史研究「青黃不接」是問題似乎存在多年。20世紀上半葉，國內湧現了馮家昇、傅樂煥、陳述等幾位傑出學者，主要學術貢獻是在遼史、契丹史領域，另有津田左右吉、池內宏等一批日本學者主攻遼金元史和滿蒙史領域。但在「遼史三大家」之後，學界對於遼史研究者水平的認同，很難形成共識，直到本次點校本 《遼史》 修訂主持者、已故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劉浦江的出現。
劉浦江的同事羅新認為，長期以來，遼金史在斷代史中並不是被人特別看重的一塊。在他看來，劉浦江對於這個學科的建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和他的弟子們近十年來為遼金史研究開出了新局面。
鄧小南感到，劉浦江之所以能夠成為公認的當今遼金史界的領軍人物，是因為他有更全面、完備的學術視野。從上世紀90年代後期以後，劉浦江的學術方向逐漸跨越宋遼金元，使得他比其他遼史學者具備更多史學上互補、質證的基礎和眼光。
不過，劉浦江生前對遼史的研究現狀不甚滿意。10多年前，他曾提出過一個頗有爭議的說法：「據我看來，直到今天，我國遼金史研究的總體水平還沒有超過戰前日本學者曾經達到的那種高度，遼金史研究至今仍未走出蕭條。」上世紀80年代以後，由於學術環境的改善，國內遼金史研究開始復甦，學術隊伍的擴大，科研成果的增加，研究領域的拓展，都是過去所不可比擬的。但就該領域的整體學術水準而言，無論是與其他斷代史相比，還是與前輩學者相比，今天的學術進步仍不盡如人意。
「在其他斷代史考慮要如何『後現代』的時候，遼金史研究還亟待『現代化』，或者說在『現代化』的同時加上『後現代』的部分。」劉浦江的學生、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苗潤博說，對遼史史源的梳理和研究是當務之急，在此基礎上的史料批判更是應有之義。他認為，要通過各種研究方法和文獻材料，對作為遼史研究主要依託的元修 《遼史》 進行剝離，區別哪些是遼人的，哪些是金人的，哪些是元人的，以上任何時代的書寫與歷史本相的關係都值得認真檢討，「元修 《遼史》 不能簡單視作遼代歷史本身，而首先應該是檢討、批判的對象」。
「如今，研究遼史的時機更為成熟，特別是青年學者會快速成長起來。」李桂芝說，一來現在的社會條件和學術條件，提供了各種社會科學的方法和工具，提供了更好的研究環境，給了學者進一步發揮自己聰明才智的機會。二來近幾年遼史研究獲得了大量的學術新成果，包括考古方面的長足發展，補充了原本文獻資料上的不足。三來現在的青年學者既有紮實的學術基礎，又有掌握、吸收中外文獻的能力，「遼史研究的領域會進一步拓寬，原本不受重視的部分也會被更多人關注」。
此次修訂對遼史學科建設的意義
從2006年劉浦江接手修訂《遼史》 點校本，至今日這部修訂本出版，恰好10年。「從投入產出來看，這10年其實是非常合算的。」張帆說。一開始有人擔心劉浦江以研究生為主力修訂《遼史》 的「性價比」不高，現在看來，這次修訂對遼史這個學科都會產生深遠影響———一部可以作為遼史研究基礎材料的「里程碑式」的 《遼史》 修訂本，一批遼史研究領域的優質接班人。
從始至終參與本次修訂的修訂組成員邱靖嘉告訴記者，這些年中，先後有12名劉浦江的學生參與了 《遼史》 修訂工作，可以說每個人都有豐厚的收穫。他感到，參與 《遼史》 修訂工作對於培養學生主要有以下四點意義：其一，通過校訂 《遼史》，使大家對宋遼金元時期的傳世文獻和石刻材料有了較為全面的了解，具備了窮盡史料與追蹤史源的能力，為今後的學術發展打下了堅實的文獻基礎;其二，在研讀 《遼史》 的過程中，大家對各種史料仔細考辨，撰寫校記時錙銖必較、反覆斟酌，從而養成一個實證研究的路子和嚴謹求實的學風;其三，大家通過 《遼史》 研究，可以很快找到歷史的感覺，順利進入遼金史學領域，並迅速佔據學術前沿;其四，藉助 《遼史》 修訂這個機會，大家掌握了古籍文獻整理的基本路數和學術規範，接受了最嚴格的學術訓練，以後遇到其他文獻都可以從容處理。
修訂組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陳曉偉說，最初修訂《遼史》時，大多數修訂組成員心裡多少有些惴惴不安，畢竟自己還是剛入門的學生卻在「修史」。後來大家互相勉勵，拿出「三個臭皮匠」的信心，全身心地投入到修訂工作中。「這次修訂對我們個人成長幫助很大。」他說，「文獻訓練水平低的話，將來做到什麼層次是可預見的。有了 《遼史》的點校基礎，以後做什麼心裡都有底了!」
李桂芝認為，本次修訂《遼史》對遼史而言，是一次承前啟後的工作———既是對前人所修《遼史》的正誤，也提出了後人要解決的問題。據統計，《遼史》修訂組成員在點校過程中，發現了若干有價值的研究議題，併產出了不少高質量的研究作品。截至目前，修訂組已發表的與《遼史》辨證相關的札記及專題論文達22篇，並在《遼史》點校基礎上衍生出2篇碩士學位論文，出版了1部專著。「這次修訂只是校史，考史部分並未納入。相信將來會有更多高質量的研究成果發表，而且是無止境的。」
在學界，也有人對此次修訂提出疑慮：既然修訂組都是劉浦江的學生，哪怕有讀書課的討論機制，會不會最後修訂出來的 《遼史》 在校勘方面有「一家之言」的嫌疑呢? 王小甫認為，學生受老師影響是有可能的，「但一家之言的出現也可以引起爭鳴，推動學術發展，總比什麼都沒有要好」。
遼史研究的將來
邱靖嘉記得，大約自2010年以後，打通遼金元成了劉浦江訓誡學生時反覆強調的一個問題。他指導博士論文選題時，首先考慮的就是要找一個能夠貫通遼金元史的題目。在他臨終前，將他的兩名在讀博士生苗潤博、趙宇託付給治元史的同事張帆，就是希望他們
能夠順利進入蒙元史領域，最終實現打通遼金元史的目標。「先生生前的一個心愿，是希望他培養出來的學生將來能夠在學術上超越自己。在他看來，貫通遼金元史是超越他的一條可行之路。」
劉浦江在 《遼金史論》 一書自序中曾經說道：「正是由於遼金史的冷僻，儘管史料非常匱乏，但留給我們這一代學人的活動空間還綽有餘裕。」根據他前些年所作的《窮盡·旁通·預流：遼金史研究的困厄與出路》，遼史將來的研究方向可以分為三部分：
第一是窮盡史料，從「粗放式耕作」走向「精耕細作」。劉浦江認為，就遼金史目前的狀況而言，在資料極度匱乏且現有材料又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情況下，「窮盡史料」理應是當務之急。要做到這點，必須具備比較寬闊的學術視野和比較紮實的文獻功底，將遼金史研究的史料範圍擴大到五代十國、兩宋、西夏乃至元、明、清歷代文獻，並旁及高麗、日本等域外文獻;尤其是宋、元時代的傳世文獻，其中有關遼金史的史料仍有很大的發掘利用空間。
第二是通過「旁通」之道，找到一條可能的出路。所謂「旁通」之道，第一層含義是指突破斷代史的藩籬。首先，遼金史研究者應該兼治遼史和金史、契丹史和女真史;其次，遼金史研究者最好能夠兼治宋史，或兼治蒙元史，或兼治民族史。第二層含義是指採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今天的遼金史研究，尤其需要跨越語言學、民族學、人類學、民俗學等學科屏障———不僅僅是吸取這些學科的材料及其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各個學科不同的研究方法。
第三是利用民族語文資料尋求機遇。長期以來，有不少歷史學家直到今天仍存在一種誤解，認為民族語文資料對於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似乎並沒有什麼太大的用處。其實，在漢文文獻非常單薄的情況下，這些堪稱第一手材料的民族語文資料，將給今天的遼金史研究帶來了新的生機與活力。「得預於此潮流者」，方能佔領21世紀遼金史領域的學術前沿。
羅新認為，劉浦江的早逝很可惜。「我覺得浦江之前做的所有工作，包括修訂《遼史》，都只是在做準備。近幾年，從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開始了富有批判意識的史學反思。假以時日，他一定可以將遼史的研究推到一個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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