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的春天 兩個「深圳墟」的戰爭

婁士牧師所在的李朗鎮，近代史上這裡曾經非常繁忙。（資料圖片）

　　後排左二為婁士牧師，他記錄了這場村莊的戰爭。1890年代，他成為香港巴色會會長。 （資料圖片）

　　蔣榮耀

　　1875年春夏之間的一天，從蔡屋圍和羅湖村方向傳來一陣吶喊聲，隨之就發現大隊人馬高舉著大刀長槍，朝東門老墟的方向殺過去。隨他們的方向望去，戰敗的烏合之眾拚命逃往湖貝和黃貝嶺的方向。逃亡的路上已經有一些男女老幼的屍體，一個男子想回頭看看身後的敵人還有多遠，一不小心栽到了水田裡，結果被敵人捉住了。

　　這個被捉的男人姓張，今天已經無法知道他的名字，只知他是湖貝村的村民。湖貝村的村民都姓張，黃貝嶺、水貝和向西村的村民也都姓張，他們是張氏一族；而捉住張先生的是蔡屋圍的蔡姓人和羅湖村的袁姓人。這次蔡姓人和袁姓人聯了手，就是想找張氏一族出出氣。

　　這場混戰死了三十幾個人，主要是張氏的族人，那個掉水田的倒霉蛋也在其中，他被袁姓的人用長矛刺死了。

　　打得這麼殘酷， 到底有多大的仇？

　　要說清楚這一點，首先要回到我們之前說的墟市的政治與經濟話題。

　　深圳墟（今天東門一帶）的產權屬於張氏族人。明朝以來，深圳河的谷地有過許多墟市，深圳墟只是其中一個。19世紀，墟市的格局發生了變化，有些墟市逐漸衰敗，而深圳墟則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市場。

　　墟市的興衰首先是由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決定的。深圳墟是當時的行政中心南頭到軍事重鎮大鵬所城的必經之地，也處於連接香港到廣州的交通要道之上。而藉助深圳河和清水河兩條水路，這裡又成為南北貨物的集散之地。

　　中國封建時代，土地價值一般表現在土地私有者可以享有出租和收租的權力；到晚清以後，深圳所在的新安地區和福建浙江部分地區，出現了將土地的價值分為「地骨」和「地皮」的情況。「地骨」屬於土地所有者，可以收租；「地皮」屬於承租的人，也可以轉讓和出賣。這種模式會出現什麼結果呢？以深圳墟為例，土地和店鋪的投資價值會被放大。而墟市還有重要的一塊收益，就是可以在交通要道上收取前來墟市出售物品者的費用。這個收費項目，獲得了地方政府的默許；同時，墟市建立也要由地方政府批准。

　　這是當時眾人覬覦深圳墟的原因。而想要控制深圳墟，也不是那麼容易。深圳張氏一族勢力比較大也是有原因的。張氏是唐朝宰相張九齡之弟張九皋的後裔。張九齡是一代名相，但是對於嶺南人來說，他當年不辭勞苦在韶關開鑿梅關古道，將封閉的嶺南世界與中原世界打通，可以說是一件改變中國的大事。張氏一族最早在元代入侵中原時南遷，先是定居黃貝嶺，之後開枝散葉，圍繞深圳墟市周圍形成四個自然村。

　　但是這個墟市周邊也還有多個不同宗族的村落：蔡屋圍的蔡村在西南的一里處，福田的王村在市場西南數里處，羅湖袁村在市場南邊一里處，筍崗何村在北邊的一里處。

　　深圳墟還有一個軟肋，就是墟市並不挨著深圳河，相對來說離清水河更近一些。來深圳墟的船隻從清水河的碼頭靠岸，貨物由苦力從碼頭搬去墟市。而碼頭，在羅湖袁氏所管轄的村莊的中心。設卡收費的權利歸羅湖村。

　　這樣一來，圍繞深圳墟巨大經濟利益的爭鬥，就無可避免。剛開始張氏家族和袁氏家族還有協約，但是漸漸平衡打破。由於袁氏一族人丁日漸衰弱，碼頭上的權利被蔡屋圍的蔡氏家族奪取。為了反擊，袁氏一族與張氏結盟了將近20年，碼頭的權力從蔡氏手中奪回了。但這一權力並沒有回到袁氏手中，而是轉由張氏控制。

　　於是到了1870年代，可憐又倒霉的袁氏又決定和蔡屋圍的蔡氏結成聯盟。他們共同出資在碼頭邊新建了一個墟市，也取名「深圳墟」。張氏一族非常擔心自己掌控的深圳墟會衰敗，所以不時來挑點事找點茬。為新墟市安全計，袁氏與蔡氏在新墟市外構建了防禦工事，朝向張氏深圳墟的那一面圍牆修得格外堅固。牆有高高的。張氏見對手建了圍牆，憑經驗覺得很快要打仗了。

　　事實上，在十九世紀中期到二十世紀處，張氏一族已經和周邊的多個村莊干過仗，包括但不限於羅湖、蔡屋圍、打鼓嶺等村落。張氏也在墟市外修了炮樓，袁蔡聯盟也在新墟市修建了炮樓。雙方在防禦工事上都架上了大炮，張氏使用的是國產的炮，謀劃已久的袁蔡聯盟可能從外國人手上購買了先進的大炮，比張氏的炮火力大得多。

　　任何人都可以看出，這一仗一觸即發。

　　村莊墟市的殘酷戰爭

　　1875年的春天比往年來得更早一些。按捺不住的袁蔡聯盟率先用那尊進口大炮轟了張氏控制的深圳墟。張氏開始回擊，但真正較量以後才發現，他們的國產大炮對敵人造成的打擊力度小得多。

　　兩個月里，住在羅湖和福田的人們幾乎每天都能聽到隆隆炮聲。除了炮擊，八英寸長的中國抬槍以及歐洲的手槍也用到了這次非比尋常的群架之中。幾個家族都很興奮，兩個墟市的酒全部被徵購——對於一次殘酷的戰鬥來說，酒可以說是精神上必要的支撐。戰爭總是從一輪猛烈的炮擊開始，接著是地面部隊，他們使用步槍、抬槍和矛發起進攻。最強壯的年輕人打頭陣，後面則是身體不夠好但是嗓子還不錯的人，他們負責吶喊助威。

　　深圳墟的經營無疑會受到影響。不獨如此，由於深圳墟是這一地區的交通樞紐，戰火也影響了路過的旅人。比如，當時在李朗教堂供職的巴色會牧師婁士（Christian Gottlieb Reusch），他大概是從李朗到香港去，經過深圳墟市的時候，正好經歷了恐怖的一幕。婁士和巴色會的職員參加了拯救傷者的行動，但是對於戰事的發展，他們無力改變。

　　進入6月初時，仗已經打了兩個月。雙方各有死傷，食物消耗也差不多，戰爭進入了膠著狀態。一直袖手旁觀的地方行政長官覺得是時候出手調停了，於是他從南頭的辦公室——當時大概需要5個小時的腳程——來到了深圳墟一帶。他帶著自己的一隊士兵到來現場，希望雙方停火。但是兩個墟市炮樓上的村民同時向這群可憐的軍人們開炮。威望掃地的縣令搖搖頭，帶著他的士兵回去了。

　　一個地方行政長官居然阻止不了一場民間的械鬥，為什麼？原因很多。

　　要知道這是1875年，年頭的時候同治皇帝駕崩了。同治6歲當皇帝，很長時間都沒有真正掌權。最要命的是，在他的任上太平天國的陰影一直跟隨著他。然後4歲的光緒登基，兩宮太后垂簾聽政。這是衰敗的跡象，讓民間對朝廷的敬畏蕩然無存。

　　此外，深圳沿海民風十分彪悍，海盜倭寇山賊不斷騷擾村鎮，能活不下來也不完全是靠運氣。從1850年代開始的太平天國運動也波及新安地區，1854年自稱「太平軍」的一個團伙通過沙頭角佔領了九龍，所過之處燒殺擄掠。雖然事後歷史學者的研究發現，「太平軍」在這個事件中應該是背了黑鍋，但聞風喪膽的地方統治者也因此喪失了它應有的權威。

　　總之，從1860年代後期開始，地方衙門處理地方事務的效率和能力也下降得厲害，老百姓的衝突更多的是靠打鬥解決而不是在衙門內解決。

　　為了銀子，耗費更多銀子

　　又過了幾周，村民之間的大炮攻擊停止了。

　　曠日持久的村莊戰鬥耗費了超過三萬兩白銀，土地荒廢，幾個村落的人口都大量減少……漸漸地，幾個村落里開始瀰漫厭戰的情緒。

　　這時候一個叫田儒鵬的人站出來並解決了這起看似無法調和的衝突。

　　為什麼縣令都辦不了的事，這個田儒鵬能夠處理呢？因為田儒鵬是個軍官，田也是深圳本地人，但是軍人世家。大鵬所城在明清兩代是中國南部的海防軍事要塞。因為邊防，軍隊對深圳影響一直不小。尤其是鴉片戰爭以及鴉片走私盛行，大鵬在1840年還從營提升為協。1870年代，左右兩營實有兵七百五十名。1870年前後，深圳地區強盜猖獗，海盜與山賊都很猖獗。不僅老百姓民不聊生，英國殖民者也很不安。那時候九龍已經給英國人拿去了，英國在這一地區的勢力範圍北移，對邊境安全開始感到擔憂。

　　田儒鵬通過一系列行動把這個地區的強盜和暴民清除了，因此在本地人和英國人中的口碑都很好。據說他在參軍以前也種過田，行為很樸素，且平日里出行總是孤身一人，沒有隨從也不端架子，所以很受人信服。

　　田儒鵬來到兩個墟市之間，他決心調停這場戰爭。先是蔡屋圍的蔡族和羅湖村的袁族把所有武器都放到田儒鵬的腳下。過了不久，吃了虧的張氏一族也把武器上交了。族人們在田儒鵬提出停火協議後討論過，如果主動交出武器，或許可以給田儒鵬留下良好的印象，那樣他或許會做出更利於張氏一族的裁決。

　　作為對肇事者的懲罰，羅湖村交出一個人，蔡屋圍交出四個人，為被兩個村殺死的張姓村民負責。當然這個只是為了讓死者家屬「情緒穩定」，談判的關鍵是如何分配利益。袁氏一族三個貢生，地方行政長官和張氏一族代表召開了方桌會議。與袁氏結盟的蔡氏沒有參與談判。

　　最後的決定大概是這樣：從碼頭收取的過境費四六分，四成歸袁氏的羅湖村，六成歸張氏一族。另外，羅湖村要將賣掉碼頭的土地以及相應權利賣給張氏一族。從經濟上看，最後的談判顯然是有利於張氏家族。

　　（蔣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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