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哲學形成的根源之「文化環境」

中國佛教哲學是印度佛教哲學的繼承和發展，也是中國僧人在中國文化環境、氛圍中的建樹和創造。在佛教傳入之前，中國文化與哲學已經有了高度的發展，中國先哲的哲學體系及其理論思辨足以與印度佛教思想相匹敵。中華文化的悠久傳統滲透了中華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成為吸取外來文化的母本。與印度佛教風貌極不相同的中國文化與哲學，極大地制約了中國佛教文化及其哲學的具體發展方向，影響了中國佛教哲學的主題、內容和特點。中國文化環境制約中國佛教哲學的因素主要有：中國文化的基本工具和重要載體——語言，中國文化的重要構成要素——儒學、道學和宗教觀念等。

(1)語言文字的差異。

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漢語和印度梵語不同，梵文是拼音文字，由字母拼成，有13個母音，33個輔音，書寫以音節為最小單位。漢語則是單音節，不由字母拼成，缺乏語尾變化，也無所謂語格、方法上各種形式的變化。這樣就難以通過單獨的詞來判斷詞本身的確切涵義，而必須通過前後文的相關意思來判斷其真實意思。又因為語言同思維有著密切的聯繫，它是思維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現實。所以，語法的組織結構不同，直接影響了思維方式、方法；思維方法的不同，又大大影響文字的表達和思想的交流。這樣，印度佛教經典經過漢語的翻譯傳播，佛教思想就被消融於古代漢語的思維形式之中，某些印度佛教思想的本來面貌也就變得面目全非了。

(2)儒學的正統地位。

儒學是春秋末期由孔子創立的，隨著封建社會的發展經歷了長期的歷史演變。儒學的基本特點是宗師孔子，以孔子言行為最高標準；提倡仁義道德，維護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等倫常關係。由於儒學符合封建統治階級整體的、長遠的、根本的利益，儒家創始人孔子被封建統治者尊為聖人；儒學的人文本位思想和道德倫理，成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主要部分。自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對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直至五四運動以前的兩千多年，儒家思想一直統治著中國的思想界，影響極為深遠。

儒家學者對佛教徒工不向皇帝行跪拜禮的超俗立場作了猛烈抨擊，強烈地指責與中國家庭倫理和祖先崇拜相抵觸的佛教徒的獨身生活方式，批判佛教否定現世的出世思想。儒家學者還批評佛教的有神論，這反映了無神論與有神論的不同哲學立場。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佛教不得不這樣那樣地和儒家思想妥協、調和。如，寺院採取儒家提倡的家庭儀禮來祭拜已故的祖師，建立如父子相傳一樣的傳法體系。在哲學上則竭力與儒家的心性論、道德觀、境界說相協調，這都是受儒學的強烈影響所致。

(3)道家思想的深刻影響。

道家是春秋末期老子創立的學派。戰國中期，道家開始發生分化，莊子發展了道家學說，形成為庄學。同時，齊稷下學者又倡黃老道德之術，形成了黃老之學，後在西漢初年盛極一時。魏晉時，又出現崇尚老莊思想，發展黃老之學的玄學。老子的基本思想，是在哲學上以虛無無形的「道」為宇宙的本根，以柔弱因循為「道」的作用；在政治上主張實行無為而治，強調只有無為才能無不為。莊子進一步提出「道」是「虛無」的本體，是生成天地萬物的根源，並由此推演出「萬物皆一」的論斷。

莊子還主張人生的最後歸宿，是游心於物外，不為世俗所累，即達到絕對自由的逍遙境界。黃老之學融合道家和儒、墨、名、法諸家的學說，以推行無為政治。在哲學上，黃老學派中有的以「道」為陰陽二氣的統一物，有的則仍把「道」視為「虛無」的本體。魏晉玄學著重探究宇宙本體問題，以辨論「有無」問題為中心。玄學貴無派把「無」視為「有」的存在根據，提出「以無為本」的本體論命題。玄學家還強調在探討問題、認識事物時，應著重把握思想義理，反對執著於語言、物象，提出「得象忘言」、「得意忘象」的方法論命題。漢初的黃老之學，成為官方哲學。

魏晉玄學則是魏晉時的主導思想。道家思想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僅次於儒學，它的宇宙論、本體論的思想影響，在相當長時期則超過了儒家。道學對於整個中國古代思想尤其是哲學思想的發展，影響極為深遠。道家哲學深刻地影響了道教和佛教兩大宗教思想的發展。漢魏晉時期的佛教，往往沿用道家思想來解釋印度佛典，如用道家的「道」來表達「菩提」。兩晉時期的佛教般若學，則更是佛教與魏晉玄學相結合的產物。隋唐時期的天台、華嚴、禪諸宗的思維路向和方式，一個重要源頭就是道家思想。

(4)傳統宗教思想的作用。

印度是個多宗教的國家，絕大多數人都篤信宗教，人們認為信仰宗教是天經地義的，不信仰宗教倒是不可思議的。而中國的情況則不同，基本上沒有國教，也沒有出現全國性的宗教狂熱。在佛教傳入以前，中國形成的是以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天帝崇拜為特徵的多神教。中國早期宗教是和巫術結合在一起的，掌握這種通神的巫術，就掌握了祭祀大權，進而也就掌握了氏族部落的大權。中國宗教的神靈世界是現實世界的理想化，神靈是現實世界、現實程序的守護者。

人們往往有了現實問題，才去求神靈保佑。這種實用主義的功利態度，決定了古代宗教發展的實用道路和理性道路。歷史表明，中國早期宗教的上述特徵，對於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是不無重要影響的。與中國早期宗教的神異觀念相適應，佛教傳入之初，能夠吸引中國人的就是它的神通、咒術，這種神通、咒術與人們追求自由與永恆的願望具有交相感應的魅力。中國早期宗教的祖先崇拜、維護現實社會和功利性傾向等特徵，也都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僧人對佛教思想的重建，這突出地表現在典型的中國化了的佛教宗派——神宗的宗教思想和宗教實踐之中。

中國最重要的本土宗教是以「道」為最高信仰的道教。道教源於古代的巫術，並沿襲方仙道、黃老道的某些宗教觀念和修持方法而於東漢時形成。道教的基本教義是，相信人經過一定的修鍊可以長生不死，羽化成仙。「道」是造化之本，神明之根，天地之元。「道」是神異之物，被人格化了的神。道「因修而得」，人們只要認真修道，就能與道相合而得道，得道而成仙，為此還提出一系列道功和道術，如服食、行氣、守一、外丹、內丹等神秘方術，以求得長生不死，度世成仙。

在一定意義上也可說，道教是為了抵制、反對佛教而成立的宗教，道教依仗於民族本位、傳統和情感等優勢，竭力排斥佛教。它很早就提出老子入夷狄為浮屠的傳說，後來還撰寫《老子化胡經》。道教以華夏的宗教文化排斥外來的佛教文化。佛教則反對夷夏論，竭力為自身辯護。佛教一面與道教鬥爭，一面也融合道教的某些教義。如天台宗人智顗就吸取道教內丹的說法。道教長生不死的願望和對超凡能耐的熱切追求，也深刻地影響了佛教宗派。禪宗和凈土宗的理想境界可以說是和道教的成仙心理及理想境界可吻合的，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

文化環境對於文化特性的變遷有著重要的影響，中國文化環境對於印度佛教哲學的改變和中國佛教哲學的形成也具有同樣重要的影響。這種重要影響又是通過中國佛教上層知識分子，尤其是中國佛教思想家而發生作用的。中國佛教思想家是佛教哲學創造的主角，是把印度佛教與中國固有文化結合起來的代表。從形成中國佛教哲學的角度考察中國佛教學者，他們一般都有這些特點：第一，絕大多數中國佛教學者在出家以前，是先受儒家學說的洗禮，再經道家思想的熏化，然後再接觸、學習、鑽研佛教理論，這種知識背景的層次、程序和結構，必然深刻地左右他們對佛學的理解和接受。

也就是說，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取向、思維方式，必然深刻地影響他們對佛學的研究和創造。第二，約在唐代以前，絕大多數佛教學者是名門大族出身，原有的社會地位很高，一般是因戰亂頻仍、政局動蕩、官場失意、家境衰落而遁入空門的。他們在出家以後，多數仍與社會名士、官宦往來，交流學問。如晉代，名僧、名士往往並稱。這種身世和社會背景，推動他們自覺不自覺地反映上層人士的特殊精神需要，創造出一種特殊的哲學。第三，一些富有創造性的佛教學者，往往是具有強烈民族本位觀念的人。他們不忘固有文化傳統，思想敏銳，具有理論勇氣，善於結合中國實際。他們根植於傳統，又容納外來文化。印度佛教本身不斷開合演變，從而具有了圓融性和調和性，為中國佛教學者闡發、創造新的佛教哲學思想提供了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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