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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克利:歐洲人阿克頓

馮克利:歐洲人阿克頓



阿克頓(Lord Acton, 1834-1905)英國劍橋大學歷史系教授,歷史學家,理論政治家。19世紀英國知識界和政治生活中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著名的自由主義大師。

歐洲人阿克頓


文|馮克利


(山東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阿克頓(Lord Acton, 1834-1905)乃19世紀英國史學家,大半生在維多利亞女王的大英帝國鼎盛時代度過。他生前便享有盛譽,卻不以著作名於世。今人記得他,大多隻因那句著名的格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絕對導致腐敗。

但阿克頓的身世,足令後人有無限遐想。他的祖上是查理一世冊封的英國貴族,祖父是義大利那不勒斯公國首相,父親為家族旁支,卻幸運地繼承了家族爵位,因英年早逝,其爵位和家產便留給了阿克頓。他的繼父是格蘭韋爾伯爵,當時輝格黨的內閣重臣。他母親出身於更顯赫的德國達爾伯格公爵家族。他本人又娶了德國阿爾科伯爵家的瑪麗,因為是遠房親戚,又同為天主教望族,這門婚事還需要羅馬教皇親自批准。有此三國背景,阿克頓在歐洲的小貴族圈子裡親友無數。


他年輕時便當選為英國下院議員,短暫的從政經歷無甚建樹,但由此結識了英國一代名相格萊斯頓(William E. Gladstone),成為其密友和首席私人顧問。阿克頓還擔任過幾年宮廷侍官,一個陪女王聊天的閑職。晚年他被任命為劍橋大學欽定教授,籌划出版的劍橋現代史叢書,百年後的今天依然香火未斷。當然,最重要者,他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其信仰雖無甚玄妙,但執之甚堅,為此他不惜開罪於教廷,論述教皇權力的小冊子差一點被列入梵蒂岡禁書目錄。他一生與教會乃至教皇本人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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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1809—1898) 英國政治家,曾作為自由黨人四次出任英國首相。格萊斯頓是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的偶像,始終被學者排名為最偉大的英國首相之一。

集如此身世於一身的學者實屬罕見。但這樣一個奇特的人物,今人追尋他的行跡,坊間讀物並不多。蓋現代學術的技術化風氣之下,治史多求道德上嚴守中立,以史料的技術分析見長。阿克頓的思想風格與其相貌一樣,貴族氣派十足,不屑於雕蟲末技,所謂君子不器是也,故學院派的專家大多提不起為他作傳的興緻。


還有一個更大的困難是,他留給後人的大量書信和手稿,英德法意文並用,典故隱語雜陳,學養不及者,處理起來著實不易。好在他與親友的一些信札早已出版,被公認為書信體寫作的典範,使他一直為後人所銘記。那句膾炙人口的名言,便是出自他寫給《英國歷史評論》主編克萊頓(Mandell Creighton)的私信。


阿克頓離世百年後,耶魯大學出版社推出德裔英國資深報人羅蘭·希爾的《阿克頓勛爵傳》(Roland Hill: Lord Act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煌煌六百餘頁。今人想了解阿克頓的生平,總算有了一個完整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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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頓勛爵傳》(Roland Hill: Lord Acton)


(英)羅蘭·希爾 著


耶魯大學出版社


2000年

成年之前的阿克頓,生活在軒冕如雲集、往來無白丁的貴族圈裡。他少年時赴德就教於教會史大家多林格(Ignaz von D?llinger)門下,還經常「周遊天下」(grand tour),這是歐洲貴族子弟增廣見聞必修的科目,書中對此皆有細緻的描述。這部分內容,吾輩可以看看熱鬧,充作談資,斷無引為楷模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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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林格(Ignaz von D?llinger)(1799- 1890)


神學家, 天主教神父和教會歷史學家,反對通過"教宗不可錯謬"與"教宗首座權"的第20次大公會議。


對成年之後阿克頓的人格特徵,希爾在書中有個總的交待,對理解其人其事頗有助益。要之有三:


其一,由其家庭背景和信仰決定,阿克頓與其說是英國人,不如說是歐洲人,這可由他的整體史觀、對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反感得到印證;其二,阿克頓的天主教信仰,使他一生堅信歷史是神意的展現過程,其核心則是人對自由的理解與實踐。他對英國、尤其是愛爾蘭受到排斥的天主教群體有著特殊的關切;最後,阿克頓雖然強調書寫歷史要有道德判斷,畢生堅守弗渝,但他並不是通常所說的道學家,或「維多利亞時代的偽善」的產物,而是有著強烈的審慎與平衡意識。在他看來,政治生活中最可怕的局面,莫過於「在宗教、道德、政治諸方面只有一個立法者和一個權威」,人世間所能享有的無論宗教還是世俗自由,皆是權力平衡的產物。是故除了私人信仰之外,無論何事,他從不偏執於一方。


阿克頓從德國完成學業返國後,參與了幾份天主教刊物的創辦和編輯,這一工作背景,使他得以全程參與報道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1869-1870年),這是阿克頓一生中重要的插曲之一。此次會議上,全球各地的數百位主教雲集於羅馬聖彼得大教堂,為一件今天看來很荒唐的事爭得面紅耳赤。所爭論的標的,是將「教皇永無謬誤說」(papal infallibility)頒布為教義。我對神學過於隔膜,不好置評,卻不敢輕言它完全無稽。彼時義大利統一運動風起雲湧,聖座的世俗權力面臨土崩瓦解。阿克頓從這場史稱「羅馬問題」的危機中,反而看到了教會的生機:當它不再為俗權所累,超然於民族之上,它才能最好地服務於信仰的事業。但是忠於教廷的主教們卻搞出了這個無謬說的教義,意在壯大教會的聲勢,而且最後居然能夠得逞。阿克頓將此事視為暴露了天主教最惡劣的一面。那句臭名昭著的箴言——「目的可以為手段正名」——並非只對惡棍有效,善良之人出於強烈的愛,也會把明明白白的錯罪之事視為善,只要它有益於教會即可。此事或可證明,權力危機導致的意識形態失措,會把最可貴的才俊推向對立面。不過,若想力挺某人一貫正確,從這場荒誕劇中,倒是可以從中找到不少教益。


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


阿克頓雖然信仰堅定,卻不是一個頭腦簡單的人。最讓人感到意外的,是他對艾略特(George Eliot)的仰慕。這位斐聲文壇的女才子,被阿克頓引為鑄其心智的作家之一,她去世時,阿克頓形容自己的感受「恍若赤輪隕落」。然而她卻是個堅定的無神論者。阿克頓與她相識時,她正與一有婦之夫蜇居於倫敦郊區的林中別墅。阿克頓作為篤誠的天主教徒,何以能接受她,讓人頗費思量。按他本人的說法,艾略特所追隨的思想體系及其社交圈,「在倫理學上是無能的」,可是她能在最幽暗的啟示下,為自己「創立一種崇高而完美的道德觀」。阿克頓從艾略特身上,似乎看到了無神論最好的一面。她生活在嘲諷者、卑劣教授、不識崇高事物之人、缺乏道德法典的哲學家中間,卻提供了「人類史上最精彩的事實、最神奇的壯舉之一」,以至於阿克頓「願意用莎士比亞以降英國的所有虛構文學,去換取艾略特的作品。」我們在這裡看到的依然是那個有恃於內、無懼於外的阿克頓,但他深知明乎義禮者,不可陋於知人心,精神的內在品質要比宗教的形式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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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艾略特,英國作家。原名瑪麗·安·伊萬斯(Mary Ann Evans),19世紀英語文學最有影響力的小說家之一。與薩克雷、狄更斯、勃朗特姐妹齊名。


另一件引人矚目的事,是他身後留給劍橋大學的七萬冊私人藏書中,有四十多個不同版本的馬基雅維利《君主論》,足見他對這位現實政治祖師爺的重視。他對「純政治」並無智趣,但治信仰和世俗歷史者卻必須面對政治。他披覽史籍,看到馬基雅維利的影響是無處不在的,政治這個「不受道德管轄的領域」自不待言,甚至教會也可以讓人名正言順地作惡。所以觀史之人,「要努力去理解正確並非只存在於一方,好人往往是錯誤的,而惡人有時做到了國家福祉所必要的事情。如果我們沒有學會懷著同情從不同的方面去看待事物,那麼歷史只能教會我們去培養和鼓勵自己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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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論》


(意)馬基雅維利 著


北京出版社


2007年10月


這樣的史觀雖然公正,卻始終貫穿著善惡的斟酌。與阿克頓同時代的美國教會史家亨利·李(Henry C. Lea)曾指稱阿克頓以道德評史為大謬,諷其落筆如寫「阿克頓通諭」(借用了「教皇通諭」的說法)。語雖刻薄,卻道出了阿克頓歷史觀的核心。阿克頓相信歷史中有神的意志在,它運作於冥冥之中,需要心中裝著上帝的人去慢慢體會與把握。有個阿克頓的同道,曾記下他講述歷史觀給自己留下的深刻印象:


他只講了六七分鐘,情緒激昂,彷彿置身於高聳入雲的山巔,他看到腳下人類進步的曲徑,從史前陰影中昏暗的西米里人海岸,變得更加豐滿,它從未中斷,時隱時現,成為現代文明之光。他雄辯滔滔,然而比雄辯更偉大的,是他洞察從古至今萬事萬物的深邃眼光,民風的力量……塑造和改造著制度,賦予人類精神以形式不斷變化的動力。整個歷史圖景似乎被一縷刺眼的日光所照亮。此後,我再沒有從別人或他自己的口中,聽到過這樣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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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李(Henry C. Lea)(1825- 1825)


美國歷史學家,社會改革家和政治活動家


阿克頓晚年曾坦言自己是個失敗者:「我放棄了公共生涯,放棄了能影響自己國家的有利地位,去追求一個我達不到的目標。我在自己根本的道德立場上是絕對孤獨的,因此也是無用的。」 確實,以阿克頓兀傲的史觀,覓同道者難矣。是故他計劃中的著作,多成了「永遠畫不出的聖母像」。西諺有雲,時間是最偉大的諷刺家。趨時之人,時過境遷之後,常常淪為笑柄。但阿克頓還有一些話,是足堪與那句名言一樣被後人引為警句的。例如,「上帝保護我免受朋友的傷害,而對於敵人我能自衛。」我們不可比照今例,理解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的西洋翻版。阿克頓是要告誡人們,同情和愛會使我們失去公正,偏袒罪惡,這是最不易察覺的危險,而政治災難多源於此。


他在寫給格萊斯頓女兒的信中說,「少數派的地位和安全乃是檢驗自由的標準」,其含義不言自明。這個世界若沒有了表達異見的可能,只能是因為兩種情況,或是天國已降臨人間,或者是強權窒息了一切。我們都知道天國並未來臨,而在人世間,改良的機會,常出現在少數派一邊。


類似的話還有:「如果我們沒有學會懷著同情從不同的方面去看待事物,那麼歷史只能教會我們去培養和鼓勵自己的激情。」只以偏執的激情觀史,則歷史會變成篤定的教義,變成奉承我們妄自尊大的工具,那無異於道德上的自我放縱。


《阿克頓勛爵傳》由馮克利等譯,將由方正出版社出版。本文刊於《財新周刊》2016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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