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南元：警惕科學理念宣言中的反科學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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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和作品簡介

作者：趙南元，清華大學自動控制系教授，傑出的社會活動家和科普作家，互動百科科學顧問，主持過多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及其他基金項目，常年致力於揭露偽科學真相、傳播科學精神。其名篇《「科學主義」是謊言編織的帽子》具有重大科普價值。

代表作品：《認知科學與廣義進化論》等。

2007年2月26日，中國科學院向社會發布了《關於科學理念的宣言》。宣言基本上正確陳述了科學的理念，對於公眾了解科學理念起到了正面的作用。與此同時，也必須指出宣言中有部分陳述宣揚了反科學的主張，對於公眾理解科學造成了負面影響，應該加以澄清和糾正。本文是對這些反科學陳述的剖析和反駁。

一、關於科學的「負面影響」

原文1：「科學技術在為人類創造巨大物質和精神財富的同時，也可能給社會帶來負面影響，並挑戰人類社會長期形成的社會倫理。」

在分析這段話之前，先講一則外國笑話：

一位妙齡女郎在旅遊地租了一條小船，划到小島靠岸，坐在船上津津有味地讀著帶來的小說。一位警察出現在她面前，對她說：「小姐，此處禁止釣魚，請你繳納罰款。」女郎說：「你看到了，我在讀書，沒有釣魚。」警察說：「你的船上有釣魚的工具。」女郎說：「如果你對我罰款，我將會控告你強姦。」警察說：「我沒有強姦任何人。」女郎說：「你身上帶著強姦的工具。」

如果你是個健康的成年男士，每天一上班，你的同事就要宣布：「你身上帶著強姦的工具，可能給社會帶來負面影響。」你作何感想？（如果你是個健康的成年女士，每天一上班，你的同事就要宣布：「你身上帶著賣淫的工具，可能給社會帶來負面影響。」你作何感想？）儘管這位同事所說的是個事實，所有人都帶著犯罪的「工具」，「給社會帶來負面影響」的可能性不可能絕對排除，但是這位同事如果不是精神病，肯定是別有用用心。特別是當這位同事自己有過「給社會帶來負面影響」的累累前科，其動機就更加可疑了。

源於宗教及其派生的哲學、倫理的世界性反科學思潮滾滾而來，怎奈如今已經不是伽利略的時代，任何勢力要想徹底否定科學都是徒勞的。反科學勢力不得已而求其次，採用對科學妖魔化、污名化、罪名化的手法，竭盡誣衊詆毀貶低之能事。強調科學「負面影響」的「雙刃劍」陳述，就是反科學勢力建立的一個「據點」。

「負面影響」之說的基本邏輯是：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都有正面和負面的影響，所以迷信和科學應該取得同等地位，於是就有了後文的「避免把科學知識凌駕其他知識之上」的說法。這種邏輯就相當於說：劉翔跑不過光速，任何人也都跑不過光速，所以任何人都和劉翔跑得一樣快。這個結論的荒謬性是一目了然的。

在現實生活中，「把科學知識凌駕其他知識之上」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在法律上，科學的結論可以在法庭上直接作為證據，而「其他知識」則不可以。在強姦案的審理中，DNA鑒定結果的證據力遠遠高於當事人或目擊者的證詞陳述。

「挑戰人類社會長期形成的社會倫理」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原文陳述並沒有言明，看似中性表述。但是從句子整體的轉折句式和「並」所表達的並列關係來看，原文顯然對這一「挑戰」作了負面表述。這種負面表述是完全錯誤的。

從歷史事實來看，科學技術對「人類社會長期形成的社會倫理」有兩次大的挑戰：日心說戰勝地心說和進化論戰勝神創論。

歷史已經證明，科學對「社會倫理」的挑戰正是推動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是正面而非負面的影響。

如果說地心說和神創論只涉及基督教文化中的局部社會倫理，那麼安全套這一技術挑戰人類社會倫理的深度和廣度則遠遠超過前面兩個理論。無論從克服人口爆炸還是預防HIV感染來看，這種挑戰都是正面的。

必須看到，「人類社會長期形成的社會倫理」的負面影響遠遠大於科學，曾經給世界帶來多次浩劫，中國封建社會「吃人的禮教」就是一例。

錢鍾書對此有個深刻的總結「世界上的大罪惡，大殘忍——沒有比殘忍更大的罪惡了——大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乾的。……上帝要懲罰人類，有時來一個荒年，有時來一次瘟疫或戰爭，有時產生一個道德家，抱有高尚得一般人實現不了的理想，伴隨著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動力，融合成不自覺的驕傲。」

倫理學本身不具備像科學那樣的自我糾錯機制，只能依賴浩劫之後的痛定思痛，由史學家進行總結。歷史事實也告訴我們，科學「挑戰人類社會長期形成的社會倫理」是社會倫理改正錯誤的重要動力。我們需要警惕的並不是科學技術的「負面影響」，而恰恰是「社會倫理」的高度風險。

二、關於科學的社會責任

原文2：「當代科學技術滲透並影響人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當人們對科學寄予更大期望時，也就意味著科學家承擔著更大的社會責任。」

這個陳述是錯誤的。任何人的「責任」都不能來源於「期望」和「影響」。正如無論家長如何「期望」，都不構成子女必須飛黃騰達的「責任」；郭德綱的影響力再大，限於其知識結構，也不可能負起檢驗藥品成分的責任。

責任的正當來源是：可預測和責權利平衡。可預測是承擔責任的第一原則，所以正規的商業合同都有對於人力不可抗力的免責條款，主要包括地震、火災、戰爭等締結合同的雙方都無法預知的事態。關於責任的另一個重要原則是責任、權力和利益的平衡。例如雖然我們無法預測具體的海難、空難和交通事故，但是能夠知道其發生的概率，就可以用一定的利益讓保險公司承擔貨物和人身損失的賠償責任。

美國部署NMD和TMD，眾多科學家發表聲明表示反對，布希代表軍工企業的利益，仍然一意孤行推行這一計劃。在這個案例中，科學家發表聲明就已經盡到了責任，因為他們的權力到此為止，實際部署NMD的責任只能由握有權力的布希來負，與科學和科學家無關，儘管NMD也是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的成果。

原文3：「鑒於當代科學技術的試驗場所和應用對象牽涉到整個自然與社會系統，新發現和新技術的社會化結果又往往存在著不確定性，而且可能正在把人類和自然帶入一個不可逆的發展過程，直接影響人類自身以及社會和生態倫理，要求科學工作者必須更加自覺地遵守人類社會和生態的基本倫理，珍惜與尊重自然和生命，尊重人的價值和尊嚴，同時為構建和發展適應時代特徵的科學倫理做出貢獻。」

這一段里錯誤很多。首先「應用對象牽涉到整個自然與社會系統」的並不是「當代科學技術」的特點，古代技術發明同樣有此效果。例如，從狩獵採集到農牧業的技術進步，使我們的整個大地的地貌和社會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個變化比現代科學的「牽涉」要大得多。至於「實驗場所」，恰恰是「當代科學技術」使得「試驗」有了專門的「場所」，使其與「整個自然與社會系統」實現隔離，不再「牽涉」，而此前的傳統醫學和其他技術發明，試驗都是直接在整個社會中進行的。

「社會化結果」存在著「不確定性」的，並不僅僅是當代「新發現和新技術」，當年紙張和印刷術的發明所引發的社會變革，同樣是其發明者所無法預測的。「人類和自然」的「發展過程」從來就是「不可逆的」，與科學無關。由於生命的出現，地球大氣由還原性成分變成了氧化性成分，是「不可逆」的；恐龍滅絕和哺乳動物的擴張，也是「不可逆」的。秦始皇變分封為集權，是「不可逆」的；張勛復辟的失敗，也是「不可逆」的證據，這些也都「直接影響人類自身以及社會和生態倫理」，甚至影響人類能否存在。「不可逆」是自然和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並無任何特殊之處。反科學勢力製造的「不可逆」，也像「雙刃劍」、「負面影響」一樣，是污名化科學的專用辭彙。

「人類社會」的「基本倫理」隱藏著諸多陷阱，「生態的基本倫理」更是謬誤百出。當今最時髦的胡說——非人類中心主義倫理學，就是打著「珍惜與尊重自然和生命」的旗號，直接否認「人的價值和尊嚴」的謬論，甚至認為人類是地球的癌症，只有滅絕人類才能保護生態。對於這些歪理邪說，「科學工作者」所必須做的，絕不是盲目地「遵守」，而是徹底批判和痛加駁斥。「為構建和發展適應時代特徵的科學倫理做出貢獻」，只有在充分剖析現存倫理學的各種流派，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進行徹底清理重新建構的基礎上，才有可能。

原文4：「鑒於現代科學技術存在正負兩方面的影響，並且具有高度專業化和職業化的特點，要求科學工作者更加自覺地規避科學技術的負面影響，承擔起對科學技術後果評估的責任，包括：對自己工作的一切可能後果進行檢驗和評估；一旦發現弊端或危險，應改變甚至中斷自己的工作；如果不能獨自做出抉擇，應暫緩或中止相關研究，及時向社會報警。」

「存在正負兩方面的影響」的絕不僅僅是「現代科學技術」，其他文化領域概莫能外，而且其負面影響全都大大超過現代科學技術。社會倫理的風險前文已經分析過，「道德是個雙刃劍」的說法卻不為人知，很少有人知道社會倫理的「負面影響」，也未見倫理學界「及時向社會報警」。政治的「負面影響」是所有人的切膚之痛，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但是至今也沒有政治學家想出一個可以克服政治的「負面影響」的妙法，世界大小戰爭不斷，仍在流血。那麼倫理學家和政治學家可曾「對自己工作的一切可能後果進行檢驗和評估」么？沒有。因為這是做不到的，沒有一個「非人類中心主義生態倫理」的鼓吹者能預測自己的謬論會給社會帶來多少損失。

所謂「對自己工作的一切可能後果進行檢驗和評估」純屬無稽之談。科學家面對的是未知的世界，「可能後果」都在迷霧之中，硬要「評估」只會導致胡說八道。當貴婦人問法拉第：「電有什麼用？」法拉第回答說：「初生的嬰兒有什麼用？」這個比喻很貼切。面對一個嬰兒，無論說他將來要陞官、要發財還是會淪為盜匪，都沒有任何根據。法拉第不知道多少伏特電壓可以電死人，居里夫人不知道伽馬射線照射人體的後果，發明汽車的人也不可能知道現代社會交通事故的死亡率。對於一個嬰兒，只能把他養大，說其他的都沒有意義。

「及時向社會報警」也必須考慮這樣做的「負面影響」，一次誤報的地震預測給社會造成的損失往往會超過一次沒有預報的真實地震。這種「報警」最成功的例子就是基因工程發端時期的報警。雖然這個報警所憂慮的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基因工程的安全規程已經建立，但由此引發的對基因工程的曲解卻不斷擴展，甚至衍生出「基因污染」這樣的偽概念，造成社會無謂的爭論和損失。從後來的結果看，當時如果不向社會報警，而在同行中商議解決問題，可能是更為明智之舉。

（本文經編輯「軟化處理」後的刪節版刊登於九三學社《民主與科學》2007年第2期，這是未經刪節的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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