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Q高的人未必理性？

你認為什麼樣的人算「聰明」？

傳統的IQ測試中並沒有涉及會影響在現實世界中做決定的某些重要部分。在IQ測試中分數很高的人有可能會有被稱作理性障礙的邏輯思考缺陷。

什麼樣的人算「聰明」？

產生理性障礙的一個原因是人們趨向於認知吝嗇（cognitive misers）——當試圖解決問題時，他們採取簡單的方法，而這常常會導致錯誤的解決方案。

另一個原因是「智力構件」缺陷（mindware gap），出現在當一個人缺少理性思考所需的特定知識、規則或策略時。

一些測試是可以測量理性障礙的，人們應當多進行這種測試，以便找出IQ測試中沒有發現的患者。

毫無疑問，你肯定認識幾個IQ超高、卻連連做出錯誤決定的傢伙。這類人的行為告訴我們，「智商包含了所有認知能力」這種想法讓我們遺漏了一些東西。我創造出「理性障礙」這一名詞（與「閱讀障礙」類似），它指的是儘管擁有足夠的智商，但卻無法理性地思考與行動；旨在提醒人們注意，認知生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IQ測試無法衡量的。儘管大多數人已經認識到IQ測試並不能衡量每個重要的智力指標，但我們平時的行為卻像認為IQ測試是萬能的一樣。我們做了一個隱含的假定——智力等於理性，否則為何看到智力高的人做蠢事時，我們會如此驚訝呢？

想要解決困擾我們的難題越來越需要準確和理性，因此理解理性障礙以及它的起因是非常有用的。21世紀，淺層處理現象（shallow processing）會導致內科醫生選擇不太有效的治療方案，使得人們無法充分評估環境中的風險，甚至導致在法律程序中的信息濫用，以及讓父母拒絕同意孩子打疫苗。當決策者有理性障礙，政府和私人企業會在根本不需要的項目上投入無數資金，在江湖假藥上浪費數十億美元，醫生會做一些毫無必要的手術，人們會做出財政誤判，付出高昂的代價。

而IQ測試無法測量理性障礙。但就像在我2010年出版的書《智力測試缺失了什麼：理性思維的心理學》（What IntelligenceTests Miss: The Psychology of Rational Thought）中說的，存在一些方法可以測量並且糾正理性障礙。認知心理學幾十年的研究表明，理性障礙有兩種起因。一是過程問題，一是內容問題；對於這兩者人們已經了解了很多內容。

認知吝嗇的案例

過程問題的產生是因為我們傾向為認知吝嗇者。當解決一個問題的時候，我們能夠從幾種認知機制中做出選擇。其中一些機制需要更高的計算能力，幫助我們更為精確地解決許多問題，但它們速度慢，要求注意力集中並且與其他認知任務發生干擾。人類是認知吝嗇的，因為我們的本能就是默認選擇那些需要更少計算的過程機制，儘管它們沒那麼精準。

你是一個認知吝嗇者嗎？想想下面的問題吧，這些問題來自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的計算機科學家赫克托·萊維斯克（Hector Levesque）的工作。在看答案之前試著獨立解決這些問題：

1. 傑克看著安妮，安妮看著喬治。傑克已婚而喬治未婚。那麼是否有一位已婚人士看著一位未婚人士？

A）是的

B）不是

C）不能確定

超過80%的人會選擇C，但正確答案是A。以下是進行邏輯思維的過程：安妮是唯一一個婚姻狀況未知的人。你需要考慮兩種可能的情況——已婚或者未婚，來確定你是否有足夠的信息得出結論。如果安妮已婚，那麼答案是A：已婚的安妮看著未婚的喬治。如果安妮未婚，那麼答案依舊是A：這種情況下，已婚的傑克看著未婚的安妮。我們稱這種將所有可能性考慮進去的思維過程為完全析取推理（fully disjunctive reasoning）。在問題中並沒有說明安妮的婚姻狀況，這向人們表明他們沒有掌握足夠多的信息，於是答題者沒有考慮到所有情況就做出了最簡單的推斷（C）。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當被明確告知需要進行完全析取推理時，他們會這麼做的（比如上題中沒有「不能確定」這個選項）。但是大多數人不會自動去進行這個思考過程，而是否進行完全析取推理的傾向與智力沒有多少關係。

這裡有另一道測試認知吝嗇的問題，由諾貝爾獎得主心理學家丹尼爾·卡納曼（Daniel Kahneman）和他的同事謝恩·弗雷德里克（Shane Frederick）提出：

2. 一支球棒和一個球一共1.1美元。球棒比球貴1美元。問，球多少錢？

大多數人的第一反應是——10美分。但如果他們再認真想一下，就會意識到這不對：如果這樣的話，球棒就是1.1美元，那總共就是1.2美元。IQ高並不能保證不犯這個錯誤。卡納曼和弗雷德里克發現，當面對這道題以及其他類似問題的時候，來自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以及哈佛大學（Harvard）的大部分被選中的高材生們都跟我們一樣，是認知吝嗇者。

認知吝嗇者的另一個特徵是「個人偏見」——以自我為中心思考問題的傾向。在2008年的一項研究中，我和我在麥迪遜大學（Madison University）的同事理查德·威斯特（Richard West）向一組被試者提出了以下思考題：

3. 假設美國交通部（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發現：某款德國車在車禍中對其他車內人員造成死亡的概率是一般典型家庭轎車的八倍。聯邦政府正在考慮限制這款德國車的銷售和使用。那麼請回答以下兩個問題：你認為在美國是否應該禁止這款德國車的銷售？你認為是否應該禁止這款車在美國街道上行駛？

接著我們換了一個陳述方式，向另一組被試者提出這道思考題——與之前美國交通部的真實數據一致，但車禍死亡率增高的不是德國車，而是一款美國車：

假設交通部發現：福特探險者（Ford Explorer）在車禍中對其他車內人員造成傷亡的概率是一般典型家庭轎車的八倍。德國政府正在考慮限制福特探險者的銷售和使用。那麼請回答以下兩個問題：你認為在德國是否應該禁止福特探險者的銷售？你認為是否應該禁止這款車在德國街道上行駛？

我們發現，在我們測試的美國被試者中，當要禁止的是德國車在美國的使用時，支持率是相當高的：78.4%的人認為應該禁止該款車的銷售，73.3%的人認為不應該讓這款車上路。但對於在德國是否應該禁用美國車的問題，被試者的回答有了明顯的不同：儘管問題中陳述的美國車有著和德國車同樣不好的安全記錄，只有51.4%的人認為應該禁止銷售，僅有39.2%的人認為在德國不應該讓這款美國車上路。

這項研究表明，當評估一種狀況時，我們總是傾向於從自我的角度出發。我們帶著個人偏見去權衡已有的證據、進行道德判斷，這就常常導致理性障礙的發生，而理性障礙是獨立於可測量的智力之外的。在對認知吝嗇者的其他趨勢的研究中，情況同樣如此，比如屬性替代（attribute substitution）和錯誤聯接（conjunction errors），它們與智力的關係即便有也非常微弱，而傳統的智力測試基本上沒有對它們進行測量。

「智力構件」缺陷

理性障礙的另一個原因是知識儲備不足。我們需要獲取專項的知識來進行理性的思考和行動。哈佛大學認知科學家戴維·帕金斯（David Perkins）創造了名詞「智力構件」（mindware），指的是理性思考時需要從記憶中提取規則、數據、程序、策略以及其他認知工具（如關於概率、邏輯以及科學推理的知識）。如果這些知識缺失，就會造成「智力構件」缺陷——而這恰恰又是典型的智力測試沒有測量的部分。

智力構件的一個方向是概率思維（probabilistic thinking），這是能夠被測量的。在繼續閱讀之前試著回答以下問題：

4. 假設XYZ病毒性綜合征是一種嚴重的疾病，患病率是千分之一。同時，假設診斷該疾病的測試方法總是能夠正確地指出患病之人確實患有此病。最後，假設該測試方法偶爾會誤診，將一個健康之人判斷為該病患者。這種假陽性率是5%，意味著該測試錯誤地將一個健康之人判斷為該病患者的概率是5%。

接著我們隨機選擇一個人並執行該測試，測試結果為陽性：即患有XYZ病毒性綜合征。假設我們對於這個人的病史一無所知，那麼該人確實患有XYZ的概率是多少？（將結果用0-100%的百分數表示）最為常見的答案是95%——但這是錯誤的。人們常常忽略整個題目第一部分的陳述——千分之一的人會患有XYZ綜合征。如果其餘沒有患病的999人被測試，那麼根據5%的假陽性率，這意味著在他們之中大約有50人（0.05*999）將被測試出患有XYZ。因此，每測試出陽性的51個病人中，只有一個人是確實患有XYZ的。由於患病率相對較低而假陽性率相對較高，大多數測試呈陽性的人都沒有真的患病。那麼這個問題的答案，一個測試呈陽性的人真正患有XYZ綜合征的概率是1/51，大約是2%。

智力構件的另一個方向——用科學思維思考的能力，同樣也是標準的智力測試缺失的，但它同樣可以被輕鬆地測量。比如下題：

5. 進行一項試驗來檢測某一新型治療方案的功效。結果總結記錄如下：

正如你所看到的，200名患者進行了治療，有了好轉；75名患者進行了治療，沒有好轉；50名患者沒有進行治療，有了好轉；15名患者沒有進行治療，沒有好轉。在繼續閱讀之前，用是或否來回答這個問題：這種治療方案有效嗎？

大多數人會回答「是」。他們將注意力放在進行治療並且情況好轉的大量病人上（200），此外還有一個事實是，在這些接受治療的病人中，情況好轉的人數（200）多於沒有好轉的人數（75）。由於好轉的概率（275人中200人好轉，200/275=0.727）看起來很高，所以人們傾向於相信這種治療方案起了作用。但是這裡有一個科學性錯誤：沒有考慮對照組，甚至有的醫生也會犯這樣的錯誤。在對照組中，沒有進行這項治療的人也有發生好轉的情況，這種可能性（未進行治療的65人中50人好轉，50/65=0.769）甚至高於進行治療後好轉的可能性，這表明被測試的治療方案完全沒有效果。

還有一個智力構件問題是關於假設檢驗的。正如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彼得C·沃森（Peter C. Wason）展示的，假設檢驗也能夠被可靠地測量，但它同樣也是IQ測試缺失的部分。在繼續閱讀之前，試著解決下面這個「四卡片選擇」難題：

6. 如圖，桌上有四張卡片。每張卡片的一面是數字，另一面是字母。兩張卡片是字母面向上，另外兩張是數字面向上。如果要證明規則「對於這四張卡片，若字母面為母音，數字面是偶數」的正確性，你的任務是決定需要翻開哪張或哪幾張卡片才能驗證該規則的真偽，並指明哪些卡片是要被翻開的。

大約有一半人選擇翻開卡片A和8：一個母音字母向上的卡片來看它的背面是否是偶數，一個偶數向上的卡片來判斷它的背面是否是母音字母。另外20%的人選擇只翻開卡片A，另外20%的人選擇翻開其他錯誤的組合。這意味著90%的人都給出了錯誤答案。

讓我們來看看人們在哪裡陷入了困境。對於字母卡片是沒有問題的：大多數人正確地選擇了卡片A。困難在於數字卡片：大多數人錯誤地選擇了卡片8。為什麼選卡片8是錯誤的呢？再讀讀規則：題目說，若字母面為母音，數字面是偶數。但它沒有說如果數字面是偶數，那字母面就一定是母音；也沒有說一個輔音字母的背面一定是什麼樣的數字。（因為沒有規定關於輔音字母的情況，那麼就沒有必要去看K的背面是什麼） 因此，如果看到卡片8的背面是一個輔音字母，這無法說明規則是真還是假。與此相反，大多數人都不會選擇的卡片5是非常關鍵的。卡片5的背面可能是一個母音字母。如果是這樣，那麼規則就是假的，因為這意味著並不是所有母音字母的背面都是一個偶數。總之，為了驗證該規則為真，卡片5是一定要翻過來的。

當被要求要去證明一件事情的真偽的時候，人們傾向於將注意力放在確認規則而不是證偽規則。這就是他們將卡片8翻過來的原因——通過觀察背面是否是一個母音字母來確認規則；而卡片A，就觀察背面是否是偶數。但是如果人們進行科學的思考，就會找到證偽規則的方法——這種思維模式會立刻提醒你卡片5與規則的相關性（在它背面可能是一個未經確認的母音字母）。尋找能夠證偽的證據是科學思考的一個關鍵元素。但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種智力構件要經過培訓才能成為第二本能。

理性障礙與智力

查爾斯·斯皮爾曼（Charles Spearman）1904年發表於《美國心理學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中的一篇著名論文開啟了智力研究的現代階段。斯皮爾曼發現，人在一個認知任務中的表現往往與其他認知任務中的表現相關。他將這種關聯性稱為積極多元（positive manifold）——所有的認知技能都與另外的認知技能有著本質的聯繫。從那時起，這種觀點主導了智力領域的研究。

然而，正如我在實驗室以及其他地方的研究顯示，理智的思維方式出乎意料地游離於智力之外。一個智力高的人成為認知吝嗇者的可能性並不比智力低的人要小。舉例來說，在萊維斯克的問題（之前討論過的「傑克看著安妮，安妮看著喬治」）中，IQ高的人並不能保證自己不傾向於選擇簡單的思維方式。不管IQ水平如何，大多數人都需要被告知應用完全析取推理來解決該問題，否則他們不願意費心採取該方法。多倫多約克大學的瑪姬·托普拉克（Maggie Toplak）、韋斯特（West）和我的研究表明，在沒有明確要求的情況下，IQ高的人只是略微更容易自發地採取析取推理。

對於理性障礙的第二個起因——智力構件缺失，它常常是缺乏教育的原因導致的，而IQ測試往往能夠反映出教育水平，我們希望看到其與智力有一定的正相關。但是與理性障礙相關的知識和思維方式經常是成年之後才會習得。一個聰明的人在完成學業的過程中從未學習過概率思維、XYZ綜合征難題和之前描述的四卡片選擇問題所衡量的其他策略，這種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當對理性思考與智力進行相關分析時，它們的相關性通常是非常微弱的。迴避認知吝嗇與IQ的相關係數在0.20與0.30之間（相關係數的範圍從0到1.0）。充足的智力構件與IQ的關係也差不多微弱，在0.25到0.35之間。這些相關性考慮了在智力與理性之間的巨大差異。因此，我所討論的理性障礙的任何一個起因都與智力沒有關係。

減小「智力」的範疇

IQ測試並不能測量人所有的關鍵能力，這一觀點並不新鮮；這麼多年以來，智力測試的批評者們一直在強調這個觀點。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的羅伯特J·斯騰伯格（Robert J. Sternberg）以及哈佛大學的霍華德·加德納（Howard Gardner）討論了實踐性智力、創造性智力、人際關係智力、身體運動智力等等。然而，將「智力」附加到所有其他的精神、身體以及社交的領域中這一假定，正是批評家們想要攻擊的點。如果你想要擴大智力的概念，那麼你也要擴大與其密切相關的一些概念。然後在經歷了100年的測試之後，出現這樣一個簡單的歷史事實：與「智力」最為接近的就是「智力的IQ測試」。我的想法是減小「智力」這一概念的範疇，這也是我與其他IQ測試批評者們的不同所在。「智商包含了所有認知能力」的想法讓我們遺漏了很多東西。

我提出「理性障礙」的目的是將智力從理性中分離出來，理性是IQ測試沒有測量的一個特性。理性障礙的概念，以及不少可以表明情況的經驗證據，能夠幫助我們建立一個概念空間——我們要重視形成理性思維、採取理性行動所需的能力，這種能力至少與當下IQ測試測量的能力同樣重要。

（作者：基思·E·斯坦諾維奇/Keith E. Stanovich；翻譯：楊青；審稿：張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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