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霾」及其發生規律

【特別關注】

●中國古代自殷商後期開始就出現過「霾」的現象，並且此後逐步頻發。不過，與今天常常提到的「霧霾」不同，古代歷史上的「霾」多是降塵。

●中國古代「霾」現象的逐步高發與歷史人口的規模及分布有著高度的一致性。社會人口的增多，必然要求更多的土地來生產生活。而為了有效獲取土地和資源，不僅使得原來一些可耕可牧的土地或者林地變成了耕地，而且加劇了北方土壤沙化和山林的水土流失，其結果必然帶來乾旱以及「霾」現象的增多。

●明清時期新作物的引進和迅速推廣，既為明清時期人口的增長和人口增長後對北方沙地、南方林地的開發提供了很好的條件，又是明清北方地區沙化嚴重與南方水土流失加速的重要幕後推手。

●中國歷史上的「霾」與戰爭或者社會動蕩也有著密切的聯動關係。

作為一種特殊的天氣現象，「霾」的起源很早。不僅自然界中的火山噴發或者半乾旱乾旱地區的沙塵暴等自然現象可能導致綿延千里的「霾」，而且刀耕火種的生產方式和局部戰爭的爆發等人類活動也可能導致小範圍「霾」現象的出現。從5000多年中國文明史看，殷商末年中國北方地區就發生過多次「霾」現象。關於這一點，《竹書紀年》記載「帝辛五年，雨土於亳」，參之以甲骨中「乙酉卜，爭貞：風隹有霾」「癸卯卜，王占曰：其霾……」「貞：茲雨隹霾」「惟霾……有作」等記載，這些都足以證明「霾」現象發生的歷史至少有3000多年了。另外，《詩經》中「終風且霾，惠然肯來」等詩句，則可視作春秋時期有「霾」發生的證據。自兩漢以降，「霾」在傳世文獻中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尤其是明清時期，「霾」的記載不絕於耳，以致當時朝野經常就「霾」的出現與國家「荒政」之間的關係展開激烈爭論。

不過，與今天常常提到的「霧霾」不同，古代歷史上的「霾」多是降塵，而與現代「霧霾」中所含硫酸、硝酸、有機碳氫化合物等粒子成分不同。東漢許慎《說文解字》釋「霾」為「風雨土也」；《爾雅·釋天》亦稱「風而雨土為霾」。如漢代註疏家所言，先秦及兩漢時期的「霾」，顯然就是今人常說的沙塵或者沙塵暴現象。

「霾」作為一種古今都曾經大量出現過的天氣現象，在近百年來越來越受到地理學界、歷史學界和農學界的關注與研究。縱觀諸多對「霾」問題的研究成果，我們不難發現許多研究在談到歷史氣候時都只是利用了竺可楨氣候變遷的理論，而忽視了對近年來歷史氣候新成果的吸收與運用，對明清時期的氣候變遷與「霾」發生的密切關係沒有給予充分的揭示；同時，與近些年來的研究多偏重於對歷史時期「霾」的次數、分布地區、分布特點的研究相對應，學術界對「霾」與歷史上的乾濕規律、「霾」與中國古代農業發展的態勢、「霾」與中國歷史人口的規模及分布、「霾」與古代戰爭及社會動蕩的程度等的聯動關係疏於揭示，亟待引起關注。

首先，自「仰韶溫暖期」結束後的殷商末年開始到明清時期，以「霾」「雨土」「黃霧四塞」「黃霧晝晦」「風土蔽天」「雨霾」「雨沙」「揚塵蔽空」等記載沙塵天氣至少有1925次。從傳世文獻看，殷商末年「霾」現象多發，其後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正史記載的沙塵天氣逐漸增多，並在1500年至1900年間的明清時期的北方地區達到年年頻發的程度。

竺可楨先生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中指出，殷商末年「仰韶溫暖期」結束後的3000多年裡存在四個溫濕期和四個冷干期。但是，葛全勝、方修琦等人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這段時期，中國歷史氣候大約經歷了十二個變溫期。從公元前1100年—公元前1000年商末周初、公元前850年—公元前750年、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公元181年—540年、公元811年—930年、公元1321年—1870年的六個大寒冷期看，其中公元1321年—1870年與世界性氣候寒冷期相對應，持續時間長達650年，是「仰韶溫暖期」結束後的3000多年裡持續時間最長的大冷期。與文獻記載對應，「霾」最早即在商末周初的寒冷期中出現，並在其後的寒冷期中逐漸增多，直至1500年—1900年達到年年頻發的程度。可見「霾」的出現和增多，與3000多年來六個寒冷期具有高度的吻合性。又據鄭斯中等人對中國東南部地區近2000年來氣候乾濕規律的研究看：以公元1000年為界，前期乾旱的時間短，溫暖濕潤的時間長；後期乾旱的時間長，溫暖濕潤的時間短；又以近500年的情況看，旱災又多於水災，以南澇北旱最為常見；黃河流域的旱災尤為頻繁，其中16、17世紀旱多澇少，18、19世紀澇多旱少，20世紀又是旱多澇少；這些情況說明，15世紀下半葉到17世紀末為乾旱時期，18世紀到19世紀為濕潤時期，而20世紀又進入到乾旱時期。鄭斯中等人的研究，同樣讓我們看到了明清時期「霾」現象的大量出現及其東擴特點，與1321年—1870年大寒冷期的嚴寒和乾旱有著密切的聯動關係。

其次，中國古代「霾」現象的逐步高發與歷史人口的規模及分布有著高度的一致性。歷史時期環境的變遷，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人類不斷活動並與自然界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結果。社會人口的增多，必然要求更多的土地來生產生活。而為了有效獲取土地和資源，不僅使得原來一些可耕可牧的土地或者林地變成了耕地，而且加劇了北方土壤沙化和山林的水土流失，其結果必然帶來乾旱以及「霾」現象的增多。

從西漢武帝開始，古代王朝就基本控制了相當於今天的國土面積，而當時人口最多也不過6000萬的規模，所以，當時及其後的很長時間內是不可能在全國範圍出現「土狹民眾」問題的。兩宋時期，雖然全國人口高峰值都在1.4億，但由於寒冷和半乾旱乾旱地區幾乎都在西夏、遼、金朝控制當中，且他們基本上是以游牧經濟為主導的，所以，理論上對包括今蒙古高原、黃土高原以及其他植被條件不好區域的環境破壞不大。元朝統治全國不到一百年，人口最盛時也只有8500萬，且黃河以北地區基本上被強制實行游牧經濟，所以即使是元朝後期氣候再次進入寒冷期，整體對生存環境的破壞也不會太大。但是，從明代開始到清朝末年，中國北方環境開始出現很大壓力：一方面，明清王朝的人口峰值在不斷提高，眾多人口對土地、糧食、建材等的要求越來越多，使得明長城腳下可耕可牧的沙地、今漢中南部林地、鄂西山地以及閩粵贛山地等被大量開墾。另一方面，元朝以來在北京建都並不斷擴建，北京附近及太行山的森林資源被砍伐殆盡，加之明代在長城南北為了廓清視野，每年都要燒草、伐林，地面植被破壞嚴重，所以，明清時期人口規模的急劇擴大，不僅加劇了北方土壤的沙化和南方水土流失的程度，也是明清時代「霾」現象增多並東擴、南擴的重要因素。

再次，明清時期新作物的引進和迅速推廣，既為明清時期人口的增長和人口增長後對北方沙地、南方林地的開發提供了很好的條件，又是明清北方地區沙化嚴重與南方水土流失加速的重要幕後推手。中國作為世界性的農業大國，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以種植糧食作為食物的主要來源了。從考古資料和傳世文獻的情況看，粟、黍、麥、稻、菽是當時主要食物。水稻原是長江流域的作物，以後逐漸北傳。夏商時期今河南地區為熱帶或者亞熱帶氣候，溫暖而濕潤，所以在甲骨文中就有「稻」字出現，另在鄭州白家莊商代早期遺址和安陽殷墟都有稻殼出土。此後，《詩經·豳風》中亦有「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之句，說明水稻種植在關中和今河南地區比較普遍。隨著魏晉南北朝時期氣候的變冷變干，黃河中下游天然湖泊的消失和河道的淤塞，稻作農業逐步萎縮，而小麥的種植開始佔主導地位。

值得關注的是，明清時代引進了許多適合乾旱、貧瘠土壤生長，具有高產穩產特點的糧油作物。其中最為著名的有產自南美洲的玉米、紅薯、土豆和花生，隨著這些作物的迅速推廣，不僅極大促進了農業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加和人們生活的改善，而且也無意中促進了明清時期對南北方荒地、林地的開發速度，直接加快了中國北方土壤沙化和南方山地水土流失的過程。以玉米為例，明中期從西亞傳入，至19世紀中後期即推廣至全國。玉米耐瘠、耐旱澇，高產穩產，在明清平原地區盡行開墾之後，大量人口以各種形式遷往無人沙地、林地，從而掀起一個個沙地及山林的開墾高潮。如前所述，明清時期正好處在1321年—1870年大冷期中，在既干又冷的背景下，新作物的快速推廣，無疑對中國北方土壤的進一步沙化和南方林地水土流失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隨著北方土壤的嚴重沙化，明清時期「霾」現象的年年頻發便難以避免了。

最後，中國歷史上的「霾」與戰爭或者社會動蕩有著密切的聯動關係，其具體的表現在於一方面歷史上有一些「霾」現象直接由戰爭或者戰役引起；另一方面，從中國古代農民起義的發生地與發生時間的統計資料看，除了因為統治者的腐朽、政治腐敗而引起社會動蕩之外，乾旱、貧瘠的地區和氣候寒冷期，往往是引發社會動蕩的高發區和高發期。

中國歷代王朝都重視祥瑞和災異與當時政治的密切關係。從前引《竹書紀年》就有「帝辛五年，雨土於亳」的記載看，實際上反映的是殷商末年商紂王統治時期因北半球氣候由溫暖濕潤轉為乾旱、寒冷期所引發的一次天氣異常現象。但是，在史家和之後的統治者眼裡，這類事件影響深遠，以至於殷商以後的史書仍念念不忘。如《國語·周語上》有「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之說；《墨子·非攻下》亦有「至乎夏王桀，天有祰命，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化」之論，就是將自然氣候現象與王朝興替聯繫起來進行大討論的事例。西漢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四月，也曾發生風霾，史稱「大風從西北起，雲氣赤黃，四塞天下，終日夜著地者，黃土塵也」。事後朝野大為震驚，以致最後漢成帝也不得不以自責「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來平息這件事。通過對中國古代自殷商末年以後3000多年的統計資料看，「風成黃土區」在中國古代是暴發社會動蕩或者農民起義最多、最頻繁的區域，其中在六個大寒冷期，這種現象尤為嚴重。以明末李自成起義為例，崇禎後期，黃河中下游地區連年發生旱災，農民往往顆粒無收，只能揭竿而起了。且同樣的事例在明清兩代皆舉不勝舉，這裡就不贅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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