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章太炎研討會：太炎儒學來自牛頓定律？

今年是章太炎先生逝世80周年，2016年6月13-15日，在杭州舉行了「章太炎先生生平及思想學術研討會」。會議由中國辛亥革命研究會、中國孫中山研究會指導，浙江省孫中山研究會、中共杭州市餘杭區委宣傳部主辦。來自全國各地的章太炎研究者、「章學研究論叢」出版方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代表、章太炎先生的後裔匯聚一堂，對太炎先生的生平、思想學術成就和革命貢獻進行研討。

參加研討會的學者包括：復旦大學歷史系姜義華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熊月之教授、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所嚴佐之教授、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虞雲國教授、復旦大學中文系傅傑教授、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謝俊美教授、台北「中央大學」汪榮祖教授、浙江大學歷史系汪林茂教授。

研討會現場。

真儒術背後的牛頓定律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彭春凌研究員在她的主題發言中重新發掘了章太炎《儒術真論》的意義。

在《儒術真論》中，章太炎將真儒術定義為「以天為不明及無鬼神二事」，這來自墨子對儒者的批評。可見，章太炎是在儒墨對峙，在是否敬天、明鬼上，區分儒墨疆界，界定儒術內涵的。彭春凌認為，這是一場儒學認知的革命，是章太炎反思俞樾、孫詒讓代表的清學，從清學方法論轉身的結果。

在傳統學術範圍內，孫詒讓是章太炎最佩服的清代學者。孫詒讓和章太炎都認為墨之「兼愛」與儒之「孝慈」並不矛盾，也都強調儒墨之間在禮樂問題上有根本分歧——他們抨擊墨子「非樂不歌」、違背人性，但是，當章太炎將「以天為不明及無鬼神」作為真儒術標準時，他與孫詒讓分道揚鑣了：他掙脫了清代經學家過重客觀性的學術套路，凸顯主體在理論學說上的建構性。太炎反對康有為的孔教論、基督教的上帝說、明治日本尊天皇的國體論，即是把「以天為不明及無鬼神」作為劃分敵友的標準，換言之，太炎新詮儒術正是為了改變世情。

彭春凌：《儒學轉型與文化新命——以康有為、章太炎為中心（1898-1927）》。

事情到這裡還沒完，彭春凌接著考察了《儒術真論》的解說性附文《視天論》和《菌說》。《視天論》根據牛頓定律認為，星體是宇宙中相對獨立的系統，其運行關係是由力的相互作用建立起來的；《菌說》以原子微粒的運動解釋萬物的生成，論證物乃「自造」，與上帝及任何神秘力量無關。換言之，《儒術真論》「以天為不明及無鬼神」的知識基礎正是牛頓定律。

不難發現，章太炎的工作是把儒學的內涵建構在科學的基礎上，使國學與科學之間不構成二元對立，從而為國學涵化近代科學打開了空間。章氏儒術，亦古亦今。

道雖同終不相為謀

汪榮祖教授的主題發言回顧了章太炎與孫中山交往的複雜經過。

1902年，章太炎避居日本，與孫中山相見並正式結為同志。此時孫中山旅居橫濱，追隨者不多，章太炎抵達後，把孫中山介紹給留日的中國知識分子，壯大了革命隊伍。

1905年，同盟會成立。孫中山當上同盟會的總理，與章太炎、黃興鼎立為革命三巨頭。可是不到兩年，同盟會就大鬧分裂。分裂的肇因是，日本政府受到清廷壓力，於1907年初要驅逐孫中山出境，但日本政府同時又暗中給孫一萬多塊錢以示好。孫離開日本後，日本人告訴留在東京的革命同志，孫得巨款，觸發了強烈的憤怒和譴責。此事暴露的問題是，孫一來接受一個帝國主義政府的錢，二來不與同志商量而獨斷專行。後來章太炎幾度寫信給孫中山，請為《民報》籌款，皆毫無結果；1908年，《民報》被日本政府查禁，在南洋的孫中山亦無道義聲援，甚者，孫突於1909年命汪精衛在東京復刊《民報》第二十五期，出版地印的卻是巴黎，原發行人兼主編章太炎全然被蒙在鼓裡。太炎發表了《偽民報檢舉狀》一文，嚴厲譴責孫中山——汪榮祖教授公布了這份最近才公開的章太炎的狀子。

章太炎自傳手稿（圖載章念馳：《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

此後，在民國創立初，在袁世凱出任總統後，在二次革命、護法運動、國民黨改組等一系列事件中，章太炎與孫中山亦有多次合作、齟齬、反目。

汪榮祖認為，孫章失和，除了性格上的原因——孫具元首特質，高度自信，難入逆耳之言，而章原非孫之追隨者，且以國師自居，書生本色崇尚風骨，兩公性格固難相容，還因二人對民族主義的理解不盡相同。孫中山對歐美的民主共和國家有較多仰慕，對列強的帝國主義較少警覺，而章太炎的排滿本就是由清政府不能應付列強所致，反對帝國主義是其民族主義的核心價值。章太炎、孫中山之終不能相謀，多少與價值觀有關。

《訄書》和《故事新編》

北京大學中文系的邢程老師藉由魯迅的《故事新編》，討論了魯迅與章太炎的思想學術關係。

邢程首先分析了章太炎對魯迅三個方面的影響：文章形式、革命精神、諸子觀。魯迅曾在日本聽章太炎的《說文解字》課，其時，他寫的《摩羅詩力說》等論文，以及《域外小說集》的翻譯，文體上皆採用文言。後來，魯迅在其白話雜文和小說創作中也常使用古字。魯迅從章太炎處更主動接受的，是後者的現實關懷。在著名的《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里，魯迅寫道：「我的知道中國有太炎先生，並非因為他的經學和小學，是為了他駁斥康有為和作鄒容的《革命軍》序，竟被監禁於上海的西牢。……戰鬥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據說魯迅早期論文《破惡聲論》就是對章太炎《四惑論》的摹仿。

章太炎：《訄書》。

魯迅持續寫作了十三年的《故事新編》與章太炎的諸子觀有最多關涉。《故事新編》出現的人物包括儒家的孔子、道家的莊子、墨家的墨翟，以及后羿這類俠者，章太炎的著作《訄書》中，亦有《訂孔》、《儒墨》、《儒道》、《儒法》、《儒俠》：章太炎所臧否的人物恰好與魯迅《故事新編》中的人物發生了重合。邢程認為，《故事新編》關於儒、俠、墨的演義，就思想內涵論，並沒有超過章太炎，而是在後者既定的思想框架之內。但是，魯迅的《出關》（老子）與《起死》（莊子）則突破了章太炎的框架。

在《諸子學略說》中，章太炎認為，孔子霸道，善於玩弄權術，老子不得已只能退而避禍。可魯迅《出關》所表現的「孔勝老敗」則是說，孔子以柔進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老子以柔退走，無不為於是只有退走。魯迅肯定孔子的積極態度，否定老子的消極態度。這裡，章、魯二人產生了分歧。至於《故事新編》的最後一篇《起死》，則顛覆、解構了前面整個「故事」世界，完全脫離了傳統資源的框架。

最終，魯迅和章太炎還是漸行漸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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