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的初心 中國文學是傳下去的，等待後人欣賞

葉龍60年前的筆記本，圖為《中國文學的起源》一章。

葉龍供圖

《中國文學史》

作者：錢穆 講述/葉龍 記錄整理

版本：天地出版社 2016年3月

（上接B02版）

錢穆的文學觀●●●

根植日常 天人合一

強調中國傳統文學的生命力和活的靈魂，這一理念不僅體現在他對作家、作品的評講中，也貫徹在他對文章體類和六朝詩論的解釋中。「文章的體類」一章說：「文學是有情感的，是生命，也可以說是間接的生命。如太史公的《史記》和《孟子》以及《莊子》等作品，其作者都是把自己的生命寄託於理論中」。並進一步解釋說：「所謂文學，並非將生命、感情放進去就成為文學，而是將生命、感情以及有時代性的生命力和外在生命力四者配合起來才成為文學的。」

杜甫之所以偉大，就是因為他的「全部人格精神與時代打成一片，與歷史發生了大關係。」他評論曹丕「文以氣為主」的理論，指出「文章之技法易講，但氣是活的，是神氣，是活的魂」。在闡發鍾嶸《詩品序》關於詩歌「感盪心靈」一節時，他說：「人生於世，所面對之日常生活遭遇與相處，一年四季之百態，攝入吾人心靈而感動，發而為文。」這雖是解釋曹丕和鍾嶸的文論，但實際上也說明了好的文學作品為什麼有生命靈魂的原因。

正因為文學具有植根於日常生活的生命力，只要民族的血脈不斷，社會生活還在持續，中國傳統文學也必定代代相傳：「中國文學是傳下去的，是等待後人去發掘欣賞的，數千年前的文章，今日仍可誦讀」。

其次，錢先生強調中國文學中體現了天人合一的哲學內涵。他認為儒、道、墨、名各家及宋明理學家都講「萬物一體」，「意即天人合一，也即大自然和人的合一，此種哲學思想均寓於文學中」。他講《詩經》中的「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認為「此詩並非專說時令與自然，乃將自己心情與大自然融化合一，雖是賦，但其實含有比與興的意義在內。此即將人生與自然打成一片。從其內部說，這是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性靈；從其外部說，這是詩的境界」。一般文學史講賦比興，都只是視為由《詩經》開創的藝術表現方式，但錢先生認為「吾人如欲了解此種詩境，必須先懂賦比興，是到了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意境，這與西方文學不同」。

從中國傳統文學的根本精神去理解賦比興，對於今天的文學史研究者來說，仍有啟發意義。在解釋作品時，他也常常發揮這一觀點，比如說《古詩十九首》「明月皎夜光」中的「促織鳴東壁」句，說「以動物來喚醒人，有使天地萬物都成為一家的觀念」；講「時節忽復易」句：「尾三字說明時間在匆促地向前轉移著，顯示出時間是我們的生命」；全詩開頭八句「是講人生宇宙，從草木蟲鳥說到萬物都在變。這一段詩是講人生的無可奈何與生命短暫，有極大的感慨」。這就通過一首詩的解析講清了天人如何合一，說明了中國最早的古詩已經將天道運轉與生命意識融為一體。

審視「瑕疵」●●●

「詩文是中國文學正宗」

天人合一其實是人順應大自然的一種最本真的境界，所以必然由此導出崇尚自然純真的文學審美觀。錢先生認為「好的文學作品必須具備純真與自然。真是指講真理、講真情。鳥鳴獸啼是指自然的，雄鳥鳴聲向雌鳥求愛固然是出於求愛，但晨鳥在一無用心時鳴唱幾聲，那是最自然不過的流露；花之芳香完全是自然地開放，如空谷幽蘭，它不為什麼，也沒有為任何特定的對象而開放；又如行雲流水，也是雲不為什麼而行，水不為什麼而流，只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流乎其所不得不流，這是最純真最自然的行與流，寫作也是如此，要一任自然。文學作品至此才是最高的境界。」這段文字不但可稱美文，而且以花開鳥鳴、水流雲行等萬物的自然狀態為比喻，從哲理上打通了天人合一的哲學內涵與文學自然美的關係。

強調傳統文學來自日常生活，具有生機和靈魂，與指出文學中天人合一的內涵這兩方面的見解是相輔相成的。天人合一表現在作品中就是人在日常人生中對天道自然、時空萬物的感悟，這是中國傳統文學最基本的精神。錢先生從兩方面說透了傳統文學為什麼不會死亡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它的生命力是與天地共生的，產生於這個民族的宇宙觀和人生觀。天人合一也是中華民族的性情中最重要的特點，包容萬物，一任自然，這種博大寬廣的文化情懷正是它區別於西方文化之所在。正如錢先生所說：「一國的文化是其民族性情的表現，為表現民族文化的偉大，可以讓萬物共容，不必定於一尊，才是表示文化偉大。」

如果能夠把握錢先生文學史講述中的以上理念，對於這本書中的某些「瑕疵」也不難理解。從整體結構來說，全書的章節按照每個歷史時段最突出的文體成就劃分，布局是合理均衡的。但內容卻明顯存在不平衡的問題，356頁的篇幅，唐以前佔了256頁，宋以後只有不到100頁。而且講析的重心在漢魏六朝隋唐，尤其是魏晉。宋以後所列作家作品少，「宋代古文」幾乎沒有作品講析。「小說戲曲」部分只講形成原因，線條較粗，明清傳奇未提。「明清古文」講的也主要是近代。除去當時教學條件的限制等因素，我想這或與作者關注的重心有關，整部文學史貫穿了「詩文是中國文學正宗」的觀念，這固然是學術界傳統觀念的延續，更因為二十世紀初的激進思潮否定的就是以詩文為代表的正宗雅文學，而雅文學最繁榮的時期就在漢魏六朝隋唐，這正是講者要說明傳統文學為什麼有生命力的重點時段。

多讀《詩經》

吾人如讀中國的一切文學作品，一定要先懂得賦、比、興的道理，並且最好是先讀《詩經》。孔子喜歡《詩經》，而且尤愛「二南」指《周南》和《召南》。所以他常鼓勵學生要多讀《詩經》，他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可以事父，可以事君，可以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諸子百家

孔、孟、老、庄的意境高，之餘縱橫家、小說家和法家等，就低了。

孔子之偉大，正如一間百貨公司，貨真而價實。

說理的文章要面對廣大的人群，如墨子之喜為大眾講話。孟子則不然，他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

講稿背後有深意●●●

傳道才是真心

讀錢穆先生的文學史，另一個深刻印象是他的教學方法。作為教材，此書很重視文學史知識的傳授,更值得重視的是：他在講析過程中，還穿插了讀書的方法，例如第三篇《詩經》在詳細解釋何為賦比興之後說：「吾人如讀中國的一切文學作品，一定要先懂得賦、比、興的道理，而且最好是先讀《詩經》。」接著他舉出孔子與學生討論《詩經》的例子，又舉孟子「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之，是為得之」的話，來說明欣賞中國文學時，「其方法是要心領神會，並必須迎合作者之情意」。然後再通過分析《鄭風·狡童》篇以及張籍《節婦吟》、溫飛卿《菩薩蠻》作為示範，說明讀古人詩詞「不能照字面直解，其實各有其委婉曲折之深意」。

除方法外，講稿還能指明讀書的境界，如第七篇《中國古代散文》講先秦散文，說「讀書要能辨別出該書系那一時代的文章，更要能察驗出是清代人之詩卻含有唐人之詩之風格，能如此，便是達到最高境界矣！」又比如講《古詩十九首》，「讀了詩後要能與天地及人生配合」。在操作層面上，則能結合治學的體會，具體指出讀書入門的途徑，如談《昭明文選》時，認為這本書所選的古代詩文辭賦相當廣泛且多，如要學習中國古典文學，再加上一本《詩經》，業已足夠了，因為學《文選》的就穿插了先秦諸子。讀明清章回小說則可從金聖嘆批註的「六才子書」入手。

這些方法中有的還包含著啟發學生進一步思考的問題。例如第十三篇《漢代散文》說，「吾人從《史記》這部書已可解決有關西方文學的難題」，即道德意識能不能加進文學中去，《史記》、屈原、杜甫都證明了「在文學中可以將道德與人生合一，講公的人生，有其最高的人生境界」；又認為西方關於「歷史需要文學嗎」的問題，也可從《史記》得到解答。這類教人如何讀書思考的文字在一般文學史論著中是看不到的。

對於學生來說，讀書的方法比知識的傳授更重要。因為文學史的講授是有限的，文學著作卻是讀不完的。所以錢先生在《結語》中說：「我希望大家聽了這門課以後，再去圖書館研究。」並期待學生中有立志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能以獻身的精神在學術界開荒栽種。可見錢穆在構建這部文學史時，從觀念到教學方法都緊緊抓住了一個核心問題：如何恢復傳統文學的生命力，使之在年輕一代中傳承。

儘管由於時代的變革，文字可有文言、白話之分，內容也有新、舊之別，但傳統文學中所體現的一國文化的精神，已滲透到民族的血液和靈魂中，歷史不應該也不可能被切斷。講清了這個道理，就是錢穆《中國文學史》最大的學術價值所在。

□葛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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