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錢穆的中國和中國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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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中國文學史

作者: 錢穆 講述 / 葉龍 記錄整理

出版社: 天地出版社

出版年: 2016-3

本來想說的是錢穆先生，可還是想先說說葉龍先生，這位錢先生的高徒，如果沒有他一筆筆記錄又一本本留存的課堂筆記，這本錢穆先生的《中國文學史》就無緣面世。

1953年，25歲的紹興青年無名小輩葉龍和虛歲60的名滿天下的無錫人錢穆在課堂上的一場結緣，開始了他們今生的相遇相知。如果沒有60年後葉龍的悉心整理與鼎力奔走，這本塵封60年之久的錢穆先生的中國文學史講稿也無從得見天日。讀到劉悠揚先生在錢穆《中國文學史》中的附記，是在縱覽全書之後的一場心潮澎湃，當年傾家蕩產維持新亞學院的錢穆先生怎會料到，在他的學生當中會有這樣一位忠心耿耿的「守墓人」，將他的心血接過，薪火相傳。他們之間傳接的，絕不僅僅是一部中國文學史，更是中國文人的一曲高山流水。

《中國文學史》的由來本身就是文脈相傳的傳奇之作。恰如中國文學在幾千年之間的跌宕坎坷，卻又一念不絕。忽然就生髮了這樣的感動，因為書，更因為書後的人。

一部《中國文學史》，從詩經講到了明清章回小說，跨度幾千年。在錢先生的眼中，卻是天人合一、心物合一。他給到的讀詩經的方法就是，「先要養成自己的性靈」。這是之後錢先生強調的「永遠是活的文學」的發端。對意境、情趣的推崇，在錢先生的品評中隨處可見。如《清明》一詩，錢先生認為，「路上」兩字，用得極好，「實際上是描寫想家，卻寫得空靈而非具體」。他對建安時代曹操父子的推崇，更是突出。他認為雖然曹氏父子政治上為領袖，但作品「並無官僚吐屬，仍出於私人情懷」，尤其是曹丕，更能看出其文學價值。「中國有真正的文學當自建安時期開始」，在各個文學史論中，將建安文學寄於如此地位，當屬罕見。

至於對孔孟老莊的評價，錢先生的語言著實直白有趣——孔子如鍾，大叩大鳴，小叩小鳴，不扣不鳴。莊子則是玩世不恭。老子認為有些人不配和他講，墨子則一定要講到你明白。

「好的文學作品必須具備純真與自然。」在這個基礎上，錢先生做了一步步的推進，「最高的文學是不求人解的」，刻意的寫作就落了下乘。雖然文學是時代的，有情感、有生命的，但「並非將生命、感情放進去就成為文字，而是將生命、感情以及有時代性的內在生命力和外在生命力四者配合起來才成為文學的」，能達到這樣四角齊全的標準，那也真是不易。

談到詩作，「孟浩然詩中有人，但陶淵明、王維之詩已將人抽掉，即是不將自己擺進去，此是一大優點。」「陶淵明性格如虎，極為活躍。杜甫則如一片枯葉，任由狂風吹飄。但杜詩變成了史詩」。說到文人的趣聞軼事，更是讓人忍俊不禁。

但若由此認為錢先生的學問是曠達輕飄一路，那是大大的誤解。所謂通儒，名下無虛。

對楚辭的分析，錢先生從南北方的歌舞著手論述，道出陝西人的歌詠和楚地的不同。對漢代《古詩十九首》的剖析，則從節氣曆法切入，指出一個版本的註解的矛盾之處，更讓人稱絕的是錢先生基於對東漢魏晉時期喪葬風俗的了解，考證了其中一首作品是東漢作品無疑。回到對初唐和魏晉的比較，又從人們生活的時代背景和閱歷入眼，以至於對杜甫的評析，是將他的人生劃分為四個階段，對其作品進行逐一細分的。

如此學問通達，難怪老爺子有資格喟嘆：「五四提倡白話文後，再無文學可講，大學只是講語言、甲骨文和人物作品的考據，大學裡就沒有文學了」。他的要求是，「今日青年應能看兩千年前的國文，又應能看五十年前的英文書，才合水準。」

要想在學術上能自由、能獨立，扎紮實實讀書、做學問才是正路。一味地「硬是要新奇，要創見，這只是無知識」。最後附上錢先生的一句話，我們好好品品——「中國幾十年來在文化學術上的毛病是：一是意見的偏；二是功夫的偏。」

那是錢穆的中國和中國文學史。

大師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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