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讀書記：從李鴻章到村上春樹

《秋風寶劍孤臣淚：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續篇》（姜鳴著，三聯書店2015年8月版）：《簪花多在少年頭》是寫李鴻章的，其中有訪其故居一段：

天空依舊湛藍。水稻依舊碧綠。勞作依舊辛苦。讀書依舊有出息。這些常識道理，一百幾十年來，幾乎沒有變化。田邊小溪里，老水牛慵懶地將身體埋入水中，躲避著正午灼人的陽光。我們和古人，呼吸著同一團炎熱的空氣。然而柳蔭塘畔，早已沒有了李鴻章的舊居。

我比較欣賞這一段，蓋今日談論歷史，尤其是在通俗歷史的寫作領域，幾乎都免不了影射，隨處可見對照、附會，似乎我們讀歷史唯一的作用就是借古諷今。從姜鳴的研究來看，這段在李鴻章故居前的抒情亦非偶然（最後一篇談尺牘的文章里，有類似「這是曾國藩的手跡」這樣的感慨），他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還原，對特定歷史氛圍的考察，都顯示出這段話的深度和廣度。我們面對歷史的第一反應，應該是這種感受才是！

《生日故事集》（村上春樹編，孔亞雷、林少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9月版）：雖然2015年讀了不少媒體關注的書，這本還是漏了。一共十三個關於生日的故事。我非常喜歡的短篇小說家威廉?特雷弗的《蒂莫西的生日》也入選了，不過在收錄此文的《雨後》那本集子里，它不是最打動我的，在這本集子里倒是有精雕細琢的感覺。拉塞爾?班克斯的《摩爾人》、丹尼爾?昂萊斯的《生日蛋糕》都很標準，伊森?坎寧的《天使仁慈，天使憤怒》寫得深沉，題目卻略欠氣魄。安德莉亞?李的《生日禮物》，富有家庭的女主人為討丈夫歡心，送兩個妓女作為生日禮物，關於性的故事，讀了卻很荒涼。克萊爾?吉根的《在水邊》和劉易斯?羅賓遜的《搭車》，是年輕人-男孩的經歷，卻比大衛?福斯特?華萊士的《永遠在上》要粗礪真實。《骰子遊戲》是遊記作家（可能前面可以加上「偉大的」前綴）保羅?索魯的長篇《火奴魯魯旅館》中的一節，也是有關性，有意思，但就思想深度而言，與安德莉亞?李完全不能比。編者村上也寫了一個很村上的短篇。

最不能忘懷的還是卡佛那篇《洗澡》。這個短篇是經過編輯修改的版本，卡佛後來寫了較長的《小而有用的事》。編者村上說：

作為小說的藝術成就，《小而有用的事》好得多，內涵更加深刻。不過《洗澡》這部作品也自有其難以割捨的韻味。那種彷彿被人無緣無故一刀砍去腦袋拋開的無比荒涼的讀後感，此外是很難領略到的。

我特意買了譯林新出的卡佛小說集《新手》，找到《一件小小的好事》這個加長版讀了，感覺確實如村上所說，各有勝出。但無論哪一個，故事都沒有變——一個小孩，一對父母，一個糕點師。做了父親之後，讀這類故事總是不能平靜。

《一百年的漂泊：台灣故事》（楊渡著，三聯書店2016年1月版）：楊渡生於1958年，他這本書記錄台中鄉下一個家族的一百年。除了其父親折射出台灣經濟騰飛中從事產業的群體形象，還有更上一輩，「我的幾個叔公的命運，幾乎就是日據時代台灣人命運的縮影」。三叔公因為日語流利，日本侵華戰爭後期被調到大陸戰場，擔任法院通譯，先在廈門，後來在上海。他還會說上海話。日本投降，上海群眾在街上逮捕、毆打「日本人及其走狗」，三叔公遇到了。當時上海有來自中國各地的人，光靠上海口音還不能分辨出中國人還是「日本人及其走狗」，所以檢查內褲，如果是中式大開襠內褲，是中國人，如果是日本式的兜襠布，則當場逮捕。

這一幕不到兩三年就重演了：在侯孝賢反映台灣「二二八事件」的《悲情城市》里，台灣群眾便是靠口音來判斷是台灣人還是外省人。

這些處於歷史當中的人物，梁朝偉扮演的啞巴險些被當作外省人暴打，楊渡的三叔公則靠著機敏，脫下外衣，趁亂跑掉了。無論是語言還是穿著，都很可能成為族群衝突時的身份標識，無形中也是攻擊武器。歷史又何其相似。在美國作家朱諾?迪亞茲的短篇小說集《太陽?月亮?星星》中便提到多米尼加的獨裁總統拉斐爾?特魯希略，此公在任的1937年曾爆發了「歐芹大屠殺」，他對境內的海地人實行大屠殺，「只要看到膚色較深的人便全部攔下，拿出歐芹要對方用西班牙文發音」，而海地人是講法語的。

《適齋小品》（戴明賢著，貴州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版）：適齋戴明賢先生擅書法，精篆刻，也是一位作家。多年前有一部很有名的散文集《一個人的安順》，關於他出生地的個人史，但他的祖籍是在四川，他這本小品集裡面寫風土的一些文章，如談刺梨等，很讓我這個四川人感到親切。這組短文很有知堂風味。他的有些談讀書的短文，也是平淡中有所寓意，比如談法國列那爾的童書《胡蘿蔔須》，「一讀永不能淡忘」，「但我忘不了胡蘿蔔須，想起就難過，甚至有負罪感，好像虐待他的人當中有我」（119頁）。

又如《砍倒了樹木的地方使人悲傷》，談及十八世紀蘇格蘭詩人彭斯和二十世紀英格蘭詩人霍斯曼的詩集，袁水拍譯，抗戰版本，戴先生「更喜歡霍斯曼的詩」，令我有知音之感：自從讀過周煦良翻譯的《西羅普郡少年》之後，便忘不了A.E.霍斯曼的詩歌。

又如他讀契訶夫、高爾基，對高欽佩之極：「以他少年時的生存狀態，他有三倍的理由成為流氓和惡棍，但他卻成為了一個『大寫的人』。」（168頁）

我曾經約戴先生寫過讀書的經歷。他讀的書是和經歷緊緊聯繫在一起的。「文革」中他被下放到烏蒙大山裡當教員（即「烏蒙磅礴走泥丸」那裡），很多書便是在大山裡讀的。1973年回到貴陽時，因為林彪摔死後政治形勢進入新階段，民間卻得以鬆一口氣，他便開始與貴陽的老前輩恢復交往，躲在小樓里，讀書、抄書、摹刻印章。「一些朋友問起這段貶謫經歷，語多同情，我說因禍得福，他們總不太相信。其實倒是我暗暗同情他們把許多歲月消耗在混世魔王們的股掌之中，日子過得一刻不舒心。」（1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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