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讀書記性差？看他是如何教育後代的

曾國藩記性差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小偷躲進他的家裡，本來是要等到三更半夜偷東西的。只見得曾國藩背書背了N遍，就是記不住。沒曾想到，曾國藩的如此嚴格要求自己，不把書背完就是不睡覺。

小偷嘛，聽了很多遍，早已經熟記於心。終於也不耐煩，直接跳到曾國藩的面前，滔滔不絕把書背完了，揚長而去。老曾就這樣直接被「打臉」了，相信當時也是一臉懵逼.....

老曾的記性差，而其兒子紀澤悟性雖好，但是記性卻相當的平常。哎，果然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但是，老曾以多年的經驗，已經參透了學習的奧秘。

他在家書中寫道，「紀澤兒讀書記性不好，悟性較佳。若令其句句讀熟，或責其不可再生，則愈讀愈蠢，將來仍不能讀完經書也。

請子植弟將澤兒未讀之經，每日點五六百字教一遍，解一遍，令其讀十遍而已，不必能背誦也，不必常溫習也。待其草草點完之後，將來看經解，亦可求熟。若蠻讀蠻記蠻問，斷不能久熟，徒勞日功而已。」

而觀察老曾的家教方法，也是因材施教，家教教育開明，培養出了外交家曾紀澤和數學家曾紀鴻。

有人讀書長於記憶，可以過目不忘，固然好。而對於多數人，只要明白所讀之書的「義理」，也就足夠了。所以，老曾一直教孩子要「求個明白」。

他說，「讀書記性平常，此不足慮，所慮者第一怕無恆，第二怕隨筆點過，並未看得明白。」其實，「求個明白」才是讀書的最高境界。有誰是靠記問之學而成為某個領域的大師的？

讀書讀明白了，理解透徹了，久而久之，自然能讀出書的味道，自然也就記得住了，這叫不記而記！並且，身心達到了怡悅的境界，書也就成了放鬆身心的一種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種思想上的負擔。

曾國藩：一句不通不看下句

文豪的私家書單是怎樣的？名人都讀什麼樣的書？一觀之下，或許可以增加到我們的人生必讀書目中，幫我們懂史、悟世、明理、養性。

「人之氣質，由於天生，很難改變，唯讀書則可以變其氣質。古之精於相法者，並言讀書可以變換骨相。」在給兒子的一封信中，清廷重臣曾國藩表達了對讀書的看法。

曾國藩一生喜愛讀書。他27歲那年參加會試不中，在返鄉途中花完了銀子，幸虧一位賞識他才華的老鄉借給了他100兩銀子。在當時，100兩銀子並不是一個小數目，而曾國藩幾乎將這筆錢全部用來購置圖書。

他回到家時，行李中全都是書。為了買書，他不僅花光了老鄉借給他的錢，而且竟然連像樣的衣服都當掉了。

作為清朝的中興名臣，曾國藩以數量眾多的日記和家書被今天的人們所熟知。在這些流露了真性情的文字記錄中，有多處提及曾國藩的讀書體驗和讀書方法。

根據史料記載，曾國藩「日以讀書為業」。他5歲便在父親和爺爺的教育下開蒙讀書，6歲進入私塾，兩年之後便可以背誦五經。因為有自幼苦學的基礎，曾國藩第一次參加童子試時成績優異。

然而，曾國藩讀書並不只是為了仕途。他曾經說過，他讀書是為了兩件事，其中第一件事是增加自己的修養，即「進德」，以求不虛度此生，第二件事才是「自衛其身」。

正是源於這種思想，曾國藩允許自己的孩子讀書時以興趣為導向。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對科舉考試不感興趣，反而喜歡西方的語言學和社會學。

曾國藩不但對他進行鼓勵，而且為了能與兒子交流，自己也讀了不少相關的書籍。在那個讀書人一心學做八股文以圖仕途進取的年代，曾國藩的行為真的是難能可貴。

曾國藩曾經告誡晚輩說：「窮經必專一經，不可泛騖。」基於此，他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讀書方法：「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一本書不讀完，曾國藩絕不會翻開第二本書去讀。

比如讀《昌黎集》，曾國藩表示：「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非昌黎，以為天地間除《昌黎集》而外更別無書也。此一集未讀完，斷斷不換他集，亦專字訣也。」除了「專」，曾國藩還以「恆」字要求和激勵自己。他規定自己每天都要讀書，而且記錄讀書心得，即使年老眼力變差後仍舊如此。

曾國藩對讀書最系統的表述之一，當是其在道光二十二年給自己定下的每天讀書的十二條規矩，其中除了「專」和「恆」之外，還包括讀書前的準備和如何鞏固讀書效果等。

中國的圖書浩如煙海，曾國藩鼓勵子侄要讀經典。在他看來，經典中包含著經過了歷代檢驗的智慧和思想，而這些都是不隨時代變化而改變的普世道理。曾國藩曾經說，「萬卷雖多，而提要鉤玄不過數語」，正是其對於經典領悟、提煉後所發出的感慨。

曾國藩與學生李鴻章談外交

津門論道：「痞子腔」與「誠字經」

所謂「津門論道」，就是由李鴻章的「痞子說」為主要由頭引發開來的。

談話只在曾國藩和李鴻章兩人之間進行，算是「私房話」，但論的全是如何辦「國事」。在曾國藩與李鴻章交接直隸總督前後的某日，當年的學生仍以「學生」的身份，去拜謁請教「老師」。

「老師」儘管這時被教案事弄得狼狽不堪，但在「學生」面前仍不想喪失斯文，還不忘擺點架子。

見面後不等「學生」開口，他便先問道：「少荃(李鴻章字)，你如今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衝要的關鍵，我今國勢消弱，外人方協以謀我，小有錯誤，便貽害大局，你與洋人交涉，作何主意呢？」李鴻章說：「門生就是為此特來求教的。」曾國藩道：「你既來此，當然必有主意，且先說與我聽。」李鴻章說：「門生也沒有打什麼主意。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麼，我只同他打『痞子腔』。」

所謂「痞子腔」，是李鴻章家鄉皖中土語，即油腔滑調的意思。曾國藩聽了李的話，沉默著以五指捋須，過了好半天才慢慢開口，拉長聲音說：「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試打與我聽。」李鴻章聽出曾國藩是不以為然，趕忙說道：「門生信口胡說，錯了，還求老師指教。」

曾國藩眯著眼，又不停地捋起鬍子來，好久才抬起眼來看著李鴻章說：「以我看來，還是用一個『誠』字，誠能動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聖人言，忠信可行於蠻貊，這斷不會有錯的。

我現在既沒有實在力量，盡你如何虛強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實實，推誠相見，與他平情說理，雖不能佔到便宜，也或不至過於吃虧。無論如何，我的信用身份，總是站得住的。

腳踏實地，蹉跌亦不至過遠，想來比『痞子腔』總靠得住一點。」李鴻章碰了釘子，受了這一番教訓，臉上著實下不去。

但他回心細想，覺得老師的話實在有理，是「顛撲不破」的，心中頓然有了把握，急忙應聲道：「是，是，門生准尊奉老師訓示辦理。」

顯然，此番津門論道，實際是曾國藩「主講」，李鴻章「聽課」。事後多年，李鴻章向別人作憶述時，還表現得對當年事情刻骨銘心，感慨不已。

他說，別人講到洋務，認為老師還不如我內行，「不知我辦了一輩子洋務，沒有鬧出亂子，都是老師一言指示之力」。這神乎其神的「一言指示」為何？就是指曾國藩講的「誠」字經。

李鴻章對人說：「後來辦理外交，不論英俄德法，我只捧著這個錦囊，用一個『誠』字，同他相對，果然沒有差錯，且有很收大效的時候。古人謂一言可以終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師的學問經濟，如何能如此一語道破的呢？」

如此看來，李鴻章對曾國藩的外交之道，似乎奉若神明，佩服得五體投地了。但揣摩起來，李鴻章這樣對人言，多少也不免帶點兒「痞子腔」。

不錯，李鴻章既在早年做過曾國藩的學生，後來又在曾國藩的幕下多年，他的起家與曾國藩的提攜分不開。他對曾國藩始終不失起碼的尊敬，也的確從「老師」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但從曾國藩的為官生涯看，他並沒有太多地涉身外交事務，而在包括處理天津教案在內的有限外交活動中，也沒有表現出太出色的身手。

他的「誠」字外交說，一方面是基於他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的「學理」基礎，特別是他理學倫理觀的推衍，另一方面，也是出自懾於列強實力強大的無奈。其實，他也明白並說過外夷「論勢不論理」這樣意思的話。

既然人家「不論理」，靠一味講「誠」難道就真的能夠打動它？外交，從古到今都是各方為爭競本國利益的較量，可能的敷衍、迷惑和欺騙，不但是外交活動中所不忌用的，而且是其「藝術」構成的一種內容。

當然，不能靠胡侃亂說耍無賴辦外交，「痞」亦有道，要有它的「遊戲規則」。就此而言，總體上李鴻章要遠比乃師到位。

並且，李鴻章在為政方面受儒家學理的牽制遠沒有乃師那樣明顯，他的「功利」色彩要濃重得多。

他的所謂「痞子手段」也好，「痞子腔」也罷，無非是想在辦理外交中摻入一些敷衍、迷惑和欺騙對方的策略成分而已。在「弱國無外交」的殘酷法則下，這種招數的大效用自很難說，但曾國藩的「誠」字說也未必真是什麼「錦囊」。

李鴻章對此想必也是心中有數的，他之所以如此「貶己褒曾」，除了「尊師」的因素外，或許也與他說話對象的身份有關，他是對曾國藩的孫女婿吳永(《庚子西狩叢談》的口述者)如此講的，好話好聽嘛！

當然，這樣說並不是否認李鴻章會從曾國藩那裡真的領受外交見識上的一些教益，也不是說他們兩人的外交思想和行為迥相抵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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