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史上最嚴厲的肅貪腐皇帝

何夢莎

明 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原名朱重八，字國瑞。朱元璋的父親本是從外地逃難而來，所以家境十分貧寒。朱元璋17歲時父母哥哥相繼去世，在劉繼祖的幫助下他才安葬了 雙親和兄長。年少的朱元璋無以為生，遂進入皇覺寺為僧。後來，因為饑荒加劇，寺廟的生活越來越艱苦，朱元璋就開始了在外地雲遊乞討的生活，三年以後他返回 了寺廟。這三年的雲遊生活開闊了朱元璋的眼界，磨鍊了他的意志，讓他深入了解了被苛政欺壓凌辱的勞苦大眾水深火熱般的生活狀況，為他建立明朝以後重典懲貪 堅定了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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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肅貪運動的起因

明朝建立初期，朱元璋發動並全程領導了史上最大最 嚴的反腐肅貪運動。他以猛治國，大力打擊貪污。朱元璋反腐肅貪的原因之一是他的早年經歷。根據《明太祖實錄》的記載，朱元璋「嘗思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 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善，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朱元璋親身經歷過元末的動亂，體會 過流民顛沛流離、朝不慮夕的日子，使他更能體會小民生活之不易，也更能理解貪官污吏到底能對老百姓造成多大的苦難。所以，終其洪武一朝，對貪官污吏的懲罰 都非常嚴苛。

之二是為了收買民心。中國歷史上朝代更迭頻繁，但大多數朝代政權還是掌握在士族門閥手中，真正由平民登頂帝位的不過劉 邦與朱元璋二人。但朱元璋的個人經歷和社會地位與劉邦又有差異。劉邦還算是小官僚家庭出身，而朱元璋則是地地道道的流民，做過乞丐、和尚，社會地位連平民 都不如。為了證明自己政權的合法性，為自己的江山綿延下去找到一個除了貴族權臣之外最有力的支撐，就是百姓。

後世一直對朱元璋執政 時期的刑罰嚴苛褒貶不一，甚至《大誥》中的刑罰殘酷程度要超過秦朝，但老百姓並沒有因此揭竿而起。主要是因為這些嚴刑峻法施行的對象是官吏，老百姓對此是 喜聞樂見、拍手稱快的，這就是韓非子所謂的「明主治吏不治民」。這樣，朱元璋通過重典懲貪迅速贏得了百姓的好感，進一步加深了自己的威信，最重要的是打下 了朱家王朝的統治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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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典懲貪

朱元璋重典懲貪的第一步就落在這個「典」上。朱元 璋在群眾普法教育上最重要的成就在於對明《大誥》的普及。公元1385年，繼頒布《大明律》幾年以後，朱元璋頒布了《大誥》，並規定官民諸人戶戶必須有一 本，拒不收藏者，將會流放邊疆。同時，為了激發民眾對學習《大誥》的熱情，他規定家中藏有《大誥》，犯罪可以減免刑罰，反之，則要從重處罰。

明 《大誥》共四編，總計236條，其中整飭吏治和懲治貪官污吏的條款就有155條，可見朱元璋對肅清吏治的重視。從《大誥》的頒行來言，它是明初朱元璋「治 亂世用重典」這一法治主導思想的產物。朱元璋在遺囑「皇明祖訓」中表示，在他死後《大誥》和《大誥》中的酷刑都不再使用，後來的歷史證明《大誥》在洪武朝 結束以後就沒被後代皇帝使用過了。《大誥》可以說是朱元璋親力親為的結果，《大誥》主要由案例、法令、朱元璋的訓誡三部分組成，其中訓誡部分由朱元璋親自 起草，通俗易懂，相當的口語化，更容易被老百姓理解接受。

朱元璋如此重視對《大誥》的普及和認知，對官員而言，是為了督促他們奉公 守法，清正廉潔；對百姓而言，是提高他們的法律意識，並監督官員依法行政。關於明《大誥》的內容，可以理解為一部判例合集，用生動的案例來加深民眾對犯罪 及其刑罰的認識，從而起到警示作用。由此觀之，朱元璋是一位比較務實的君主，偏重於用更為簡易的方式實現司法實效。而明《大誥》的施行效果也非常明顯，官 吏畏法守令，潔己愛民，吏治澄清者百餘年。

朱元璋重典懲貪的第二步就落在了「懲」上，可以理解為刑罰。剝皮實草是朱元璋嚴懲貪腐的 重要手段。據明代野史介紹，剝皮是先把犯人亂棍打死，再泡在一種專門的水裡，叫「灰水」，專門溶解脂肪，使皮和肉之間容易剝離。把整張皮剝下來以後再往裡 邊塞上稻草之類的填充物，然後再縫起來，並且要穿上生前的官袍，再放在此人生前辦公地點的旁邊，讓繼任的官吏引以為戒。除此之外，還有梟首（把人頭砍下來 掛在城門上示眾）、凌遲（千刀萬剮）、抽腸、刷洗（在身上澆開水以後用鐵刷子一直刷直到只剩白骨）、閹割等令人髮指的酷刑。

朱元璋反腐肅貪創造全民反腐的創舉。《大誥》中記載，平民可以舉報貪官污吏，也可以將境內奉公守法、廉潔愛民的官員上報京師，由皇帝給予嘉獎，這兩種行為都要由境內的老百姓聯名行使。平民百姓可以直接將不法胥吏扭送京師治罪，各地官員不可阻攔，攔者梟首族誅。

這 種以民治官的做法可以說是整個封建時代無法想像的創舉。要知道，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雖然很多統治者都有重民、恤民、以民為本的思想，但絕對達不到 朱元璋這種「民治」的程度。我們在討論中國古代的憲政思想時，總是提到一個很關鍵的問題，中國古代並非缺乏民主思想，而是缺乏民治思想，這與我國封建社會 的等級制度有關，但朱元璋關於懲貪的群眾行為，卻包含了民治的思想萌芽，是社會進步的一種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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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治貪污的典型案件

歐 陽倫是朱元璋和馬皇后的女兒安慶公主的駙馬，進士出身，官至都尉，二人成婚於洪武十四年。洪武三十年，歐陽倫奉旨到四川、陝西辦公，因利用職務之便走私茶 葉被朱元璋誅殺。當時朝廷嚴格控制與西南地區茶馬貿易的規模，但歐陽倫卻屢屢派遣家僕走私茶葉出境以牟取暴利，更有甚者，仗著自己皇帝女婿的身份，於所到 之處公然使用官方驛站進行走私，地方官屈於權勢，都不敢幹涉。他的家奴周保經常擅自闖關，隨意徵用官驛車船，甚至在販私茶至蘭縣渡河時，對例行檢查的巡檢 司司吏進行毆打，其猖狂可見一斑。後來，這個官員不堪受辱，向朱元璋告發了這件事情，朱元璋非常惱怒，於是不顧女兒求情，大義滅親，處死了歐陽倫，涉案的 其他人員也都伏誅。

這一事件，歐陽倫觸犯了兩條律法。其一，違反茶禁。我國從宋代開始由國家專營茶馬交易。明初在四川、陝西等地設 立「茶馬司」，主持茶馬交易。西南部族因飲食原因生活中離不開茶葉，而內地農耕文明不盛產馬匹，所以明朝要通過輸出茶葉以獲得重要戰略物資——馬匹，同時 也可通過茶葉的輸出量來控制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由此可見茶馬交易對於政權穩定的重要性，所以，明朝嚴禁私自販茶運往境外，違者處罰極重。歐陽倫的行為不僅 違反了茶禁之法，還威脅到了國家的國防策略，更是罪加一等。茶馬交易利潤極高，是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私人走私就相當於竊取國庫，性質非常惡劣。其 二，非法使用官方驛站。古代交通不發達，為了政令通達，我國從秦漢起就設立了驛站接待制度。發展到明朝，朱元璋為了限制官員特權就對驛站的使用作了限制。 他規定「非軍國重事不許給驛」，擅自使用驛站車馬的要治罪。

而發生在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號稱洪武朝最大的貪污案。郭桓是戶部侍郎， 在任期間，利用職權與地方官勾結，貪污浙西秋糧等，其涉案金額之多，牽連之廣，是歷史上非常罕見的。郭桓案起源於朱元璋發現稅收銳減，然後御史狀告北平官 員李彧、趙全德與戶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等共同舞弊，朱元璋遂下令徹查，從中央到地方一級都不放過。結果是全國十二個布政司全部牽涉其中，囊括了六部 及地方大部分官員。他們的主要罪名包括私吞太平、鎮江等府的賦稅，降低朝廷財政收入；私吞浙西的秋糧；巧立名目、橫徵暴斂，徵收水腳錢、口糧錢、庫子錢、 神佛錢等，視國家稅收法律為無物；總共贓款經計算摺合糧食兩千四百萬石，差不多是當時朝廷全年的稅糧。

朱元璋大為震怒，要知道，明代的農業稅分夏稅和秋糧兩部分，且鎮江、浙西一代歷來都是國家的主要稅源區。而涉案官員卻對這個「天下糧倉」下了手，這簡直就是在破壞國之根本。

所以朱元璋下令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處死官員數萬人，而且為了追回贓銀，在全國範圍內引起騷動，導致民間富人無不因此破產。而更為諷刺的是，因為案件牽連太廣，導致民不聊生，為了平息眾怒，朱元璋殺了該案的主審法官。

郭桓案打破了中國傳統的「刑不上大夫」的法律原則，其反腐力度可謂是中國古代法制史上之最，震懾了後來的官員。郭桓案以後，朱元璋改革了記賬制度，用大寫代替小寫，以避免官吏修改賬目，牟取私利。

後記

對於朱元璋重典懲貪的做法，不論其社會實效如何，從出發點上還是受到後人的普遍讚賞的。然而朱元璋的重典懲貪並沒有取得意料中的效果，貪腐依然屢禁不止，根本原因在於這種政策性反腐僅取決於上位者的命令，註定了它的階段性和不可持續性，也註定了它失敗的結局。

老百姓都想生活在一個官員廉潔、政治清明、秩序穩定的社會裡。一個社會的良性運轉需要好的法律系統的規範以及優良的官僚機構的支撐，法律正義應當勝於個人威權，這才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證，而朱元璋作為一個封建帝王的局限性就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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