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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蘭多慘案背後:兇手的動機分析

奧蘭多慘案背後:兇手的動機分析


在佛羅里達州奧蘭多一家同性戀俱樂部槍擊案發生以後,關於槍手矛盾和複雜的動機問題引起我們深思。據FBI透露,槍手在襲擊過程中,撥打911電話聲稱效忠ISIS以及反對派組織AL-Nusra,襲擊者本人對婦女、猶太人、黑人和同性戀者非常憎恨,這幾年來經常使用同性戀交友APP,並且經常光顧這家同性戀酒吧(Pulse)。


這些事情表明,獨狼襲擊的事件發生背後有著多種陰暗的動機存在,不管是否定性為恐怖分子,為沒有固定的模型能一定產生暴力,並且也很難用一種原因來解釋暴行的產生。

這也就意味著,研究人員和其他人嘗試阻止這些攻擊的關注的重點不應該在意識形態上,而更多的應該放在行為上。喬治亞州立大學傳媒學教授—bloom對形形色色的恐怖分子的暴行進行了一項研究後發現,83%的恐怖分子實施暴力行為之前曾向他人暗示他們的計劃。奧蘭多俱樂部槍手也不例外: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報道說,他的妻子告訴FBI,她知道他的計劃,並試圖說服他放棄攻擊。


奧蘭多慘案背後:兇手的動機分析

暴力行為沒有固定模式

奧蘭多槍手使用同性戀交友APP,並經常光顧同性戀酒吧,我們懷疑深櫃(出櫃為向他人公開自己的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的行為。相對如果不願意表達自己的性傾向,則稱之為「深櫃」)並且自我憎恨在這次恐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一些科學證據表明,自恨可以產生向外破壞性的結果。2012年發表在個性與社會心理學雜誌上的一項研究發現,那些有同性戀傾向,但堅持認為自己是異性戀的人,對同性戀的懷有的敵意更加強烈。


父母在恐襲事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地位,在2012年的研究中,那些在專制家庭長大的孩子,比如父母過於嚴格,苛刻,那他們隱性的性取向與外在的性取向就會出現較大的反差,而在更加包容的家庭中長大的孩子出現這種情況的情形會大大減少。

因此在理解獨狼問題上,憤怒與憎恨顯然不能與暴力直接聯繫起來。


過去,許多學者將恐怖主義作為一種破壞性的,但大體上是基於邏輯的決定。在20世紀50年代出生的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可能從小就接收到關於英國壓迫的政治訊息,然後就加入了符合他們的意識形態的准軍事組織。bloom教授說。


我們看到的是越來越多的邏輯順序是不正常的,bloom說,聖戰組織如ISIS在監獄招人,給那些有坎坷經歷的人美好的嚮往,或者更高的人生追求。也可能將政治原因作為可敬的外衣來掩飾個人的暴怒或者絕望。「也可以有多個重疊的動機,」bloom說。


奧蘭多慘案背後:兇手的動機分析

是個人原因還是政治原因?

一些研究人員認為,那些看起來簡單的恐怖分子的人 - 如自殺式恐怖襲擊,其實是由個人心理健康問題的造成的。阿拉巴馬大學刑事司法學教授亞當·Lankford認為,心理健康問題在自殺式襲擊者中很常見。在對130起自殺式恐怖分子的樣本進行研究後,他發現44起顯示當事人患有抑鬱症,創傷後應激障礙或其他心理健康問題。104起當時人在襲擊發生前經歷了危機事件,還有12起當事人經歷了嚴重的身體傷害或有殘疾,還有66起已經意外失去了他們所愛的人。

Lankford的分析顛覆了關於自殺式恐怖襲擊的主流觀點,主流觀點認為大部分襲擊者是心理正常的,他說,這需要面對跨越時間和文化動機的挑戰,特別是當一名自殺襲擊者的家人或者同伴有既得利益,並將襲擊者包裝成正常的,獻身於正義事業的人。


Lankford說,恐怖分子的定義是以追求政治目的進行的暴力,而對報復社會的槍手通常由多個人動機驅動。


然而,這兩者類別的劃分也可以模糊和重疊,Lankford說。例如,在南卡羅來納州一所教堂打死非洲裔美國教徒的兇手就沒有最終被以恐怖主義起訴,而是以仇恨罪起訴。但這個決定也是有爭議的,因為許多人認為他有「人種屠殺」的政治動機。


有時候也很難弄清真實的意識形態動機。例如,2007年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校園槍擊案的的槍手最後「像耶穌」一樣自殺,但通常不視為具有宗教動機。


最後一個複雜因素是恐怖組織在不斷變化和適應新時代。如當以色列安全部隊開始追蹤男性自殺式炸彈襲擊者時,bloom說,恐怖組織開始使用女性自殺式炸彈襲擊者。在奈及利亞,伊斯蘭激進組織博科聖地甚至利用兒童進行襲擊。ISIS招募的對象多種多樣,從囚犯到做布施者,而且在恐怖分子在襲擊時與ISIS並沒有實際上的聯繫,只是使用這樣一個組織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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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暴力事件的干預

由於沒有可持續的標準性的指導意見,研究人員和威脅評估的專業人士正在努力找出那些不穩定和憤怒狀態並有可能會出現暴力行為的人,但這不是一項容易的任務。「你不能評測狗會不會咬人,」bloom說。
對極端分子的標準暴力風險評測未必正確,科學家在威脅評估和管理雜誌上的一則報告中,試圖使用標準的風險清單來判斷人們意識形態,包括極端伊斯蘭主義,動物權利行動,極右思想,好戰的錫克教意識形態和愛爾蘭共和軍。校園搶手也被用於比較。


研究人員發現,該清單在篩選愛爾蘭共和軍和伊斯蘭恐怖分子方面有一定可靠性,但對鑒別那些虐待動物,或者非意識形態的校園槍手卻不行。即使這樣,預測也是有限的,因為暴力行為本身比較罕見。


另外一種方法是對網路內容進行監控分析,今年一月在危機干預和自殺預防雜誌發表的一項研究發現,對恐怖分子所寫的文字進行自動文本分析可以預測自殘或對他人的暴力行為。研究人員對自殺者生前的筆記或者拍攝的視頻進行分析比對,找出其中的異常之處。

也許阻止恐怖襲擊和大規模槍擊案最好的辦法是找到他們身邊的人。通過對119起獨狼式恐怖襲擊的研究,科學家們發現,82.4%的案件中,恐怖分子身邊的人在案發前都能看出端倪。其中63.9%的案件中,襲擊者已經明確告知至少一人自己計劃採取的暴力行動。在22.7%的案件中,恐怖分子在襲擊前已經發出的直接的襲擊信號。


在54%的案件中,家人朋友感覺到恐怖分子的憤怒,這裡面有62.5%是逐步積累憤怒到實施暴行。


在這個意義上,奧蘭多的槍手案是很典型的。以前同事和他的前妻形容他易怒並且暴力。他的父親說,槍手曾看到一個同性戀情侶接吻後非常憤怒。他還因為宣揚恐怖主義在2013年和2014年被FBI調查了,但這些調查最後還是結束了。雖然他的妻子知道他的計劃,甚至還陪他購買武器,當局仍不知道襲擊的最後實施階段。這就是身邊人的作用,bloom說。


「當然,這不是最佳的辦法,」bloom說。 「我們需要找到一種方式,如果有人說他們計劃做一些事情,有安全的介入機制,我們需要拿出一種方式將小麥從穀殼中分離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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