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曾國藩的人生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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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丁三 白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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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改革的改革者
1870年7月2日，農曆六月初四，在保定署衙，曾國藩留下了他生平第二份遺囑。他說，他行將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毀教堂一案」，「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
這一年，59歲的曾國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眩暈病症又進一步地折磨著他。然而，6月23日，就是他續假一月的奏摺剛剛抵達北京時，朝廷以「曾國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婉轉口氣，讓他前赴天津，接手那塊燙手山芋。
和朝廷諭旨同日抵達的，還有來自江西，他為自己做棺材訂購的建昌花板。這個巧合讓曾國藩心有戚戚，他預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為此，在調閱津案文牘、與幕僚反覆商議之餘，他開始以平淡、略顯悲涼的心境，細細交代著自己的後事。
他說，此行若死，靈柩應歸湘安葬，「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他說，他的歷年奏摺、生平文章，可留給後代子孫觀覽，但「不可發刻送人」，因為「刻出適以彰其陋耳」。
對於身後諸事，他事無巨細，一一道來。然而，與他晚年的大部分文字一樣，在這份遺囑里，後人看不到他對天下大勢、對國家前途的任何評價。恰恰相反，「勤」、「儉」、「孝友」、「祥瑞」、「不忮」、「不求」這些字眼無不讓人想起老年的農夫，或者尋常的鄉紳形象。
7月8日，農曆六月初十，曾國藩抵達天津。而僅僅十幾天以後，7月21日，他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不僅在天津激起了口誅筆伐，並且使全國輿論為之嘩然。
天津教案
在這份奏摺的開篇，曾國藩分析了教案的由來。
當年晚春，一則沸沸揚揚的傳聞在天津附近不斷擴散：天津地方已先後有幾百名幼童失蹤；這些幼童，大多被法國傳教士收買的人販子誘拐；每誘拐一名兒童，人販子可得到五兩銀子，而法國傳教士可以幼童的眼睛、心肝為原料，配製西洋藥方……
對此，曾國藩認為，該傳聞「全系謠傳」、「毫無實據」。他說，來到天津後，他細細查問了幾百名攔轎遞稟者，挖眼剖心有何實據？結果「無一能指實者」。他也逐一訊問了河樓教堂的150餘名中國教民，「均稱習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養，並無被拐情節」。
也就是說，傳聞的任何一個環節，從幼童失蹤、人販誘拐到「挖眼剖心」，都是不折不扣的謠言。如果說，這個論斷已經讓全國輿論「堅不肯信」的話，那麼，對教案的導火索，那個叫武蘭珍的人販子的訊問，更讓人覺得語焉不詳。
天津望海樓，1870年教案發生地。
6月18日，天津桃花口居民抓獲了一名叫武蘭珍的人販子；由於傳聞沸騰，民間組織「水火會」對他進行了刑訊逼供。嚴刑拷打之下，武蘭珍供認，他是受河樓教堂王三的指派，前來誘拐兒童的。
然而，曾國藩強調，河樓教堂並沒有叫王三的教民；教堂對質那天，在天津知府張光藻、天津縣令劉傑的敦促下，武蘭珍也不能指認出任何一個教民的名字。
他由此認為，武蘭珍純屬屈打成招、信口攀附；而他自己的日記也記載，在武蘭珍的身上，他發現了「跪傷」、「棒傷」和「踢傷」。
換而言之，在曾國藩看來，直到教案爆發的那天上午，法國人都沒有什麼理屈之處。他寫道：「仁慈堂之設，其初意亦與育嬰堂、養濟堂略同，專以收恤窮民為主，每年所費銀兩甚多。彼以仁慈為名，而反受殘酷之謗，宜洋人之忿忿不平者也。」
6月21日，張光藻等地方官提帶武蘭珍教堂對質時，教堂外已聚集了幾百名「水火會」成員。當天下午，人越聚越多，不知道由誰挑頭，有人開始向教堂內的教民投擲石子，拋擲瓦片。
這些石子和瓦片，激怒了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他怒氣沖沖地闖進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署衙，要求派兵彈壓；而當崇厚擔心激起民變、只肯派出兩名巡捕時，這個文明的紳士、資深的外交官翻臉了。
將這個一向顢頇、對洋大人們小心翼翼的滿人大員嚇得半死後，豐大業不顧「民情洶湧」、「街市聚集水火會已有數千人」的境況，來到海河邊的獅子林橋上。在這裡，他遭遇了疏導民眾剛剛回來的知縣劉傑；一通咆哮之後，豐大業又掏出槍來，重傷了劉傑的家丁高升。
天津教案就這樣爆發了。當天傍晚，天津城鑼聲大作、「萬民聚集」；在打死豐大業及其秘書西蒙後，以「水火會」成員為骨幹，紳民們又先後燒毀了河樓教堂、法國領事館和收養中國幼童的「仁慈堂」。
在這場大騷亂中，英俄各國也遭遇池魚之殃，除13名法國人喪生之外，另有3名俄國人、2名比利時人、1名義大利人和1名愛爾蘭人死去。英國講書堂和美國講書堂也在大火中化為一片灰燼。
在所有與聞此事的中國人看來，倘若沒有豐大業事件，教案是不會發生的；而對此，曾國藩只是輕描淡寫地談到，「迨至府縣赴堂查訊王三，豐領事對官放槍，而眾怒尤不可遏。是以萬口嘩躁，同時並舉，猝成劇變」。
在這份奏摺的末尾，曾國藩拿出了教案處置意見：不僅主張以命抵命，他也像天津紳民盼望的那樣，打算調兵入津，威懾不肯息事寧人的天津紳民。
幾天以後，當朝廷將這份奏摺發抄朝野、徵求意見時，聲討曾國藩的輿論浪潮，在瞬間捲起了：不僅舉國洶洶、「責問之書日數至」，原本以他為榮的湖南同鄉，也視之為奇恥大辱。
幾乎是教案剛剛爆發，慈禧太后就下定了息事寧人、維持和局的決心。但她不願表明自己的意圖，不願為此招來罵名；為此，6月23日，在派遣曾國藩前往天津處置教案的諭旨里，她這樣表達自己的態度：「持平辦理」、「順輿情而維大局」。
她似乎沒有意識到，在「戰」、「和」兩難，「論理」與「論勢」者相持不下的情況下，所謂「順輿情」和「維大局」，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是無法平衡的衝突。
以奕、寶鋆、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官員，決心和平結案、維持大局，為此他們強調，「津民無端殺法國人，真是借端搶掠」。
恭親王奕
而以奕譞、李鴻藻、「清流」勢力為主的守舊派官員，則認為「民心尤不可失」。他們甚至主張，借輿論沸騰、「民氣大張」的勢頭，與洋人們決一死戰，徹底驅逐西方、天主教勢力於國門之外。
她遲遲不肯表態，在7月25日《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北京這一天，在傳達給曾國藩的又一道諭旨里，她再次強調那如同冰與火不可兼容的兩個立場：「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她把這塊燙手山芋徹底扔給曾國藩。為此，她將那份奏摺發抄朝野、公諸天下，這麼一來，洶洶民心、滔滔輿論，自然會將矛頭對準曾國藩。
古老世紀的活化石
在天津教案的處置中，曾國藩的一系列手筆都讓參與斡旋的總稅務司羅伯特?赫德感到難以置信。
後來，赫德以一長串刺耳的辭彙評價曾國藩，「優柔寡斷」、「被評價過高的人物」、「與他的崇高聲望名不副實」、「才能不過平庸而已」……一句話，在赫德看來，曾國藩老朽而昏聵，他對外部的世界一無所知。
比如懲治兇犯。7月17日，法國駐華公使羅淑亞抵達天津，與曾國藩會晤。在厚葬死者、重修教堂、追究地方官責任的要求面前，他均無異議。
但他強調，在確認兇手方面，該案有其特殊性，「常例群毆斃命，以最後下手傷重者當其重罪。此案則當時群忿齊發，聚若雲屯，去如鳥散，斷不能判其孰先孰後，孰致命，孰不致命」。
他由此提出了一個讓羅淑亞、羅伯特?赫德目瞪口呆的意見，他說，「擬一命抵一命」，既然洋人被毆斃命20人，那麼，中國官府也處決20名案犯好了。
這種東方式的自我懲罰，讓人想起廣漠鄉土裡的宗族械鬥。對此，羅伯特?赫德談到，他「似乎是在一個祠堂里和另一個族長對話」。
又比如地方官的追究。初晤羅淑亞時，曾國藩日記記載，「辭氣尚屬平善」、「無十分桀驁要挾之象」。然而，僅僅兩天以後，因為英國公使威妥瑪的上下其手，羅淑亞驟然翻臉，他要求賠銀50萬兩、處決全部兇手，並處死天津知府張光藻、天津知縣劉傑和直隸提督陳國瑞。
他並訴諸以戰爭威脅：倘若十日內不予回復的話，「已駛抵紅海的法國第三艦隊，以及已啟航的英國加爾各答艦隊，將炸平天津，進攻紫禁城」。
對此，除了就事論事，曾國藩什麼也不答應：他同意將張光藻和劉傑「交部議處」，但這隻因為教案前夕，他們曾張貼布告，宣稱有兩名人販子「受人囑託」、從而助長了謠言的可信度；他們應為此負責。但他們的刑罰不應該是殺頭。曾國藩說，倘若法國人進一步逼迫他，他將「惟守死以持之」。
10月5日，當張光藻、劉傑被發配到黑龍江「效力贖罪」時，曾國藩先是讓幕僚贈銀三千兩；此後，他又多方張羅，籌集了一萬兩銀子，以安頓他們的家屬。據說，在他們前往滿洲前夕，曾國藩與他們促膝長談，而他們也不怨恨曾國藩。
9月18日，在判決馮瘸子等15名案犯後，曾國藩急急奏報，其中一個叫「穆巴」的案犯，系屬誤判，「（但）又抓獲范永一犯，自承殺人……以范永替穆巴」；而10月19日，當20名案犯在天津被集體處決後，曾國藩或擔心其中必有冤枉，或多少產生了憐憫之心，他決定賠付每家撫恤銀五百兩。
凡此種種，無不讓赫德覺得他面對的是「一塊古老世紀的活化石」、「有著一種令人窒息的霉爛味道」。可是這個右眼微眯、精神委頓的老人，不僅是傳統社會的「最後一個聖賢」，他還是西方物器的最初引進者。在那個華洋雜處、兩種文明初遭遇的年份，他綰接了二者，並成為後來漸行漸遠、滄海桑田般劇變的起點。
1860年的轉折
他的轉折從1860年開始。此前，廣州入城紛爭初起時，他遙為議論，「自古稱國富者，以地大為富；兵強者，以人眾為強……英夷土固不廣，來中國者人數無己，欲恃虛聲以懾我上國」；他並且預言，「此次角斗，彼必不能堅守」。
如果說這些論調折射了他和眾多士大夫的相近與相似的話，那麼，不久後一連串的殘酷事實，則讓他食不甘味、寢不安席：火燒圓明園時，他「為之悲泣，不知所以為計」；《北京條約》簽訂後，他「閱之不覺嗚咽」。
次年秋天，他的日記記載，「四更成眠，五更復起，念（夷人）縱橫中原……為之憂悸」。
隨即，他駐節東南、應酬洋場。在這裡，他目睹了光怪陸離而又自成一體的西方情態：不僅西洋開花大炮讓他「驚心動魄」，上海失陷期間，洋人曾「代收」關稅七十餘萬兩，此時如數交還，這個手筆讓他大為感慨。他說，「彼雖商賈之國，而頗有君子之行」；他說，「諸夷不知三綱而尚知一信」。
曾國藩
他由此開始迥異於前代聖賢的生涯：他設立安慶軍械所、創辦上海機器局、翻譯多種西方書籍、派遣幼童「出洋學藝」……他希望以西洋的技術，護衛他所熱愛的文明。
他說，「師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遠之利」；他甚至產生了「海上爭雄之志」，他說，「未敢遽問九世之讎，亦欲稍蓄三年之艾」。
然而，他很快發現，這是一條漸行漸遠、無法再回頭的長路：為了造船制炮，他必須引進「制器之器」；上海機器局落成後，「各委員詳考圖說，以點線面體之法，求方圓平直之用」，換而言之，伴隨西方物器滾滾而來的，是聲光電化、「制器之所以然」。
以洋槍裝備淮軍後，他曾經讚歎，「余平生所見步隊不逮此遠矣」，然而，這樣的軍隊卻必須「純用洋人規矩」操演；在幾艘輪船下水前夕，他已經意識到，「船成之後，仍需酌改營制，略仿西洋之法」。
從船炮、「制器之器」到操演規矩、營制，西方文明就這樣水銀瀉地般滲透著。不僅船炮、「器具」從來不是孤立的，它背後的人心與社會也如此。
在這個意義上，與曾國藩同時代的倭仁，無疑更有先見之明，他一開始就反對同文館的開辦；而幾十年以後，梁啟超的「變亦變、不變亦變」，則說出了這段歷史的關鍵。
或許，曾國藩也隱約感覺到了這一點？史料記載：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他很少再觸及洋務，「而日從事於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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