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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面的古元:終其一生追求自由

另一面的古元:終其一生追求自由



古元

古元是從延安走來的藝術家,一批早期的黑白木刻版畫,奠定了他在二十世紀中國美術界的成就,讓他成為版畫界不斷仰望的前輩;同樣,源於時代的特殊性,古元的藝術生涯被貼上了「革命」題材版畫藝術家的標籤。在古元先生逝世二十年之際再去回溯他一生的創作,上世紀50年代之後,他的藝術由延安時期的黑白木刻版畫轉向抒情的詩意表達,尤其在水彩畫創作方面更顯突出,畫面清新淡雅、意境天成。這樣的轉變印證了古元的藝術不僅僅只有「革命」和「延安」,還有他終其一生所追尋的人生態度和藝術精神。此時,去除原有的標籤,還原一位藝術家真實的藝術追求,對於古元先生和他同時代的前輩來說,顯得尤為重要。


《玉帶橋》代表的時代


古元的女兒古安村,不是從事藝術專業的,她對父親的了解是多年來一步一步深入的,直到最近,她似乎才開始真正了解自己的父親。「曾經做過無數次展覽,寫過無數次短篇文章,但都是命題作文式的作業。比如做版畫展,我們就找版畫,做水彩展,我們就準備水彩,但是從來都沒有想過這些作品意味著什麼,沒有把它們串聯起來思考。但這次展覽吳洪亮先生說希望通過展覽的呈現能夠真正能夠走進父親的內心,體現出他的精神。我和我弟弟才把家裡所有作品從頭到尾,按照時間的順序一張一張翻了一遍,越翻心裡的感覺就越強烈,深深的感覺到我的父親對於藝術的追求,他是為了藝術、為了真理用盡了心思,這是他追求一生的目標。」這是古安村在談到「走向自由——古元藝術的內在精神」這一展覽籌備過程中的最大感慨,此時,她才真正了解自己父親終其一生的追求。


在「走向自由——古元藝術的內在精神」這一展覽中,古元的一件創作於1962年的套色版畫《玉帶橋》被放大成展牆背景,置於展廳中央,映襯著古元創作後期的水彩和版畫,顯得展廳格外靜謐。「盛夏時節,荷葉田田,這座在頤和園裡屹立百年的古橋依然優美、沉著。」這是北京畫院副院長吳洪亮所描述的《玉帶橋》,是他多年念念不忘的一幅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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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我都說不清楚我為什麼愛它,或許是因為我在頤和園旁邊長大,從小看著玉帶橋,有無數藝術家和攝影師都拍過它,但是我們所看到的都是一個古典的有意思的石橋而已,古元用這座橋作為主體,我想古元先生一定有他對人生及對世界的看法。」無論是源於成長的記憶還是對藝術的判斷,吳洪亮一直認為這件作品在古元的作品具有特殊性,他也不斷思考為何自己會對古元的作品會有這樣情感上的依戀。他告訴雅昌藝術網採訪,在拜訪古安村女士時,他偶然發現,古老師家沙發背後所掛的一幅版畫也正是這座「玉帶橋」。後來吳洪亮明白,原來愛著這件作品的不僅僅只有自己,還有很多老先生。


古安村女士在接受雅昌藝術網採訪時也說: 「我們以前去的地方一個是北海,一個是頤和園,這裡最吸引人的一個是北海的五龍亭,一個是頤和園的玉帶橋。」她介紹,父親古元在一稿創作的時候並不是盛夏,所以玉帶橋實景並沒有荷葉荷花,他說,這座美麗的橋是有我們民族特色的,如果再有鬱鬱蔥蔥的荷葉,那一定是最美最清涼的去處。「玉帶橋上打著紅傘的小人,也是最後加的,這是以古元先生自己的夫人和女兒為模特原型加上去的。」北京畫院古元展覽的策展人薛良這樣介紹,古元創作這件套色版畫先後做了四稿,最後一稿是我們目前所看到的版本,也是古元先生最滿意的版本。古安村說:「我們家掛我父親的作品只有兩幅畫,一是《玉帶橋》,另一幅是《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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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帶橋》在展覽現場,裝裱為古元先生生前裝裱


「20世紀50年代的最後幾年,國內發生了『反右』,開始了大躍進,黨的最高領導人在決策上的錯誤越來越明顯,造成的後果也越來越嚴重。『反右』時期,古元因為一番支持江豐的講話而遭到處分,雖未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卻也受到了『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並被下放到河北農村勞動改造。『大躍進』期間,他曾參與畫過宣傳性的壁畫,也被全國大跨步生產發展的豪情所感染。但時間日久,他對各種失實的報道愈加懷疑。因黨的領導而造成的種種不良後果,使他對最初的信念也有一點『發懵』,此時的古元有過彷徨。」吳洪亮認為,此時古元創作的《玉帶橋》正是表現了一位堅定的革命者和理想者對未來的模糊和質疑。


創作《玉帶橋》時,古元的藝術創作相較於延安時期的版畫已經出現了不少變化,從50年代初期古元進京之後,作品中除了反應原來的農村農民生活題材,出現了更多表現工業、工廠的內容,尤其是部分作品已經關注到藝術形式問題,吳洪亮說,此時古元中的創作表現出更多抒情性,並試圖在藝術形式和格調上進行更多嘗試,藝術作品本身的美已經在他的創作中比早期木刻版畫更加重要。


以《玉帶橋》所代表的20世紀50、60年代,正是古元藝術從革命題材版畫向抒情性繪畫轉變的時代,在此之前,他的創作延安時代黑白木刻版畫為主;在此之後,尤其是文革之後,他的創作開始轉向以水彩畫為突出特點的繪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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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在苦難中成長


對於古元先生的為人,他的後輩、學生和接觸過他的人都說他是一個謙和、樸實的人,就像他的藝術一樣,從一開始就充滿了真摯的情感。無論是早期的版畫還是後期的水彩,他的藝術從來不炫技、不張揚,如果去尋找這其中的根本原因,或許能從古家的家訓中體會到一二:「和氣致祥百忍成金處事端資退讓,厚德載福唯善為寶持身貴養謙光」。


由於家學的傳統,古元先生從小接受的教育讓他具有深厚的文學修養,就如「自由的曙光閃耀在苦難者的臉上」「昂著頭邁著堅實的步子前進」這些如今後輩形容他作品的句子,都是出自他自己的語言。「良好的家學祖訓也成為古先生一生為人、為師、為藝的道德標準。」北京畫院院長王明明對古元有著一份特殊的情感,他告訴雅昌藝術網記者,自己最初走上藝術道路並不是如今人們所熟知的中國畫,而是木刻版畫,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拖拉機廠當工人,那時開始接觸木刻版畫的創作,對古元先生的木刻情有獨鍾,「我常常琢磨古元先生刻板時對刀法的運用和對細節的處理,並從中汲取了豐富的藝術營養.他活著的時候,我有幾次見過他,雖然談的不多,我覺得這個老先生非常平和、務實,而且藝術上是永遠不滿足,永遠去攀登高峰的一個藝術家。」


古元出生在廣東的一個巴拿馬歸僑之家,1938年,因為內心對自由的理解和嚮往,年輕的古元毅然離開家鄉,輾轉幾千里奔赴革命聖地—延安,進入魯藝美術系學習木刻。早間年古元並沒有系統學習過木刻,只是對美術有著很大興趣,「我父親從廣州到了延安,他當時也不一定想當一個畫家,因為在此前他只是一個中學生,一個業餘愛好者,他到延安當然是追求民族的自由。到了延安之後,他看到了和敵占區不一樣的生活氣息,激發了他對生活美的表達。」古安村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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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自由》又名《自由在苦難中成長》展覽現場


的確,在當時的美術界,「古元先生的木刻版畫是「橫空出世」的,似乎沒有什麼成長和醞釀的過程,一經面世便是非常成熟的藝術面貌。」他在進入藝術學院學習不久之後就創作了他的第一套木刻連環畫《走向自由》又名《自由在苦難中成長》。故事講述了僱農的主人公,飽受地主壓榨、資本家剝削、日寇侵略之後,最終蛻變為一名革命戰士的歷程,主人公雖然是一位貧苦的農民,卻多少帶有一點古元親身經歷的色彩。「古元離家第二年,他的父母、二姐、小妹、小弟相繼去世。戰爭的罪惡莫大於給無數普通人帶來無名的災難,如古元家庭一樣遭遇的何止千萬?」吳洪亮在撰文中這樣寫道。同時,不少研究者也認為,這套版畫的最後一張作品即是古元的自畫像。


這套作品都是手掌見方大小的木刻,古安村說:「提到延安時期的美術,只會提及版畫,沒有其他畫種,是因為當時的物質條件決定的,戰區封鎖,油畫、水彩、國畫等材料都運不進來,只有版畫可以做,用山上的木頭做版,把炮彈皮熔化了鑄造成刻刀,用來進行版畫創作。在那種荒涼、乾旱、貧瘠的土地上,能夠生長出來的只有棗樹和杜梨樹,而且都是很細的木頭,很難獲得大木板,所以畫家們都只能因材施用,有多大版就做多大幅。」這就是我們當下看到的延安版畫都是小尺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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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自由》之一:簡直不能留下一粒谷種 《走向自由》又名《自由在苦難中成長》 16cm×14cm 1939年 黑白木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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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自由》連環畫之六:家鄉也許還有一片安靜土 16.5cm×12.5cm 1939年 黑白木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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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自由》連環畫之十六:自由的曙光閃耀在苦難者的臉上 14.4cm×11.8cm 1939年 黑白木刻(有研究者認為,這套作品的最後一張作品就是古元先生所刻的自己的肖像,也象徵著自身的經歷和感慨)


即使尺幅很小,但在1942年,在重慶舉辦的全國木刻博覽會上,他的兩張十來厘米長寬的小版畫被徐悲鴻在眾多版畫作品中挑選出來,並評價說「這位年輕人是中國藝術界的卓越人才,他是可以去與國際選手比肩的。」


1945年,魯藝師生們接到通知要在短短几天內出發向東北行軍,從延安到東北的幾千里路,上級規定每個部隊一天要走一百里路,而且走的是天上有飛機地上有追兵的崎嶇山路,為了保證行軍速度,要求每個人身上攜帶的行李不能超過十斤,包括衣服、乾糧、躲雨的油布。當時的古元捨不得自己幾年內凝聚了自己太多心血和追求的版畫,於是連夜把手頭上的所有版畫都拓印了一張,背在行李中,用衣服包好。在行軍的路上,黨中央幾次要求速度加快,幾次要求大家減重。「其實我父親是一個不善言詞,非常守紀律的人,但是這幾次上級布置下來的任務,他都違紀了,把自己最必需的一雙備用的鞋,行軍的時候走路的鞋是非常重要的。鞋扔掉了,糧食扔掉一部分,但是畫一幅都不能扔,依然就是背到身上。」古安村講述,後來到了煙台,敵人封鎖了整個渤海,所有部隊里的人都化妝成漁民、小販、學生、乞丐,上級最後一次嚴厲通知,凡是能夠暴露解放區痕迹的日記、報紙、書信等東西一律交給專人保管,一旦渡海與敵人正面交鋒,這些東西需立刻沉入大海。「父親考慮再三,依然沒有把畫扔掉,這是他唯一的信念,人在,畫在。」就這樣,古元是拼了命將這批作品帶出了延安,也成為如今我們能夠在展覽上看到的延安時期的唯一一套原版版畫。但是最早的木刻板已經在胡宗南轟炸延安之後隨著戰爭而去,再也沒能找回。


1966年,當文化大革命開始,古元家被抄了兩次,這批作品又經歷了一次劫難,這批作品和古元解放之後創作的作品悉數被抄走,「那時我父親這年的是心急如焚,他最擔心的就是那套版畫。」古安村說。幸運的是,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央美院67屆的林殿惠等幾個學生有一天突然到他們家,把這整套作品原封不動的送回來,原來他們知道造反派要去抄家,於是先做紅衛兵把這套作品抄走,藏在中央美院留學生樓,直到這場浩劫結束,才拿回來還給古元先生。


「在《走向自由》中我們看到了一個中國老百姓他是怎麼樣當面對諸多的人生的問題,在這樣苦難的過程中尋找到新的希望,而在希望中表達出對自由的追求。所以這也許就是古原走向藝術道路的一個初衷,也是他最本質樸素的想法,也由此我們將『走向自由』這四個字作為本次展覽的標題,並且在副標題中我們也很清楚地表達了我們研究的一個感悟叫『古元藝術的內在精神』,我們想找到他一生去尋找藝術真諦,尋找他心目中的那一份藝術、人生和生命的感悟,尋找那份自由。」吳洪亮這樣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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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的假期(二) 14.3cm×17.8cm 1942年 黑白木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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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訴(二)9.5cm×11.5cm 1943年 黑白木刻


心中的凈土


「『文化大革命』持續了十年,這場浩劫對古元來說最大的痛苦不是身體上遭受的折磨,而是理想一點點渺茫的煎熬。」吳洪亮認為,這或許是古元在後期藝術風格轉變的直接原因,比較明顯的是,在文革之後,古元的藝術更突出的是在水彩創作上,他把更多的理想寄托在了藝術上,他的畫面往往靜謐淡雅,「同時也剔除了畫中人的存在,縱使有人也完全融入景中,為景而存在。」吳洪亮說,古元後期的水彩畫把追求自由的方向更加純粹地鎖定於藝術本體,這是與曾經的「革命者」不一樣的古元。


「他的水彩畫是從1954年開始大量出現的。當他在解放後再次回到延安,就帶著他的水彩工具回去了,畫了一批當時延安的風土人情。」薛良對於古元後期的水彩作品也做了深入研究,他著重談到了玉淵潭題材的大批作品,「他們家那時候住現在的三里河南沙溝小區,挨著釣魚台,他們家住二樓,在陽台上就能看到玉淵潭,古元先生又是比較喜歡出去寫生的,可能年紀大了之後去不了遠處了,就主要以玉淵潭寫生比較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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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靜的玉淵潭 38.5cm×52.5cm 1979年 水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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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黑白木刻 玉淵潭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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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風吹過玉門關 40cm×55cm 1990年代 水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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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鄉的大榕樹》 38.5×55cm 1992年 水彩 古元美術館藏


「他的水彩畫按照我們現在很多人會說沒有什麼驚人之處,因為他的語言方式非常簡單,技法也非常簡練,可是給你心靈的震蕩和生活帶來的感受,我覺得是越看越強烈的,這是當下我們達不到的。如果他的水彩放在現在的大展或者美展上,好像是很技法很笨拙,也很落後,實際上他是用一種罪樸實的語言去表達,可是當你在品味的時候,會打動你。看他的作品要慢慢的進入,而不是技法的炫耀馬上吸引你。古元先生的作品能夠看出一種內涵和追求,畫外的東西,這種東西要慢慢挖掘和研究,我們後輩才能找到藝術的真諦。」王明明這樣評價古元的水彩作品。


上世紀90年代前後,離開家鄉多年的古元曾數次回到珠海,他眷戀家鄉的的景色和鄉音,他也畫下了珠海新的變化。對於古元的水彩作品,吳洪亮並不認為都是完全的寫生性的作品,他認為古元的《玉淵潭》系列就和《玉帶橋》一樣,古元在畫面上融入了自己的態度,或許可以看作是文革後期古元對政治的一種逃離或迴避,「然而逃離也是一種選擇,一種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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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駝贊》1982年 黑白木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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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出陽關》 水彩 1994年


在古元的創作中,對駱駝的刻劃一直貫穿多年。1939年,當他從祖國的最南端到了延安,很興奮的一件事是看到駱駝,很興奮,於是就開始在木版上刻劃「駱駝隊」,還在1982年創作了作品《駱駝贊》,他用簡短的幾句話描敘了自己對駱駝的讚美:「負重任勞,取之甚少,予之甚多。不管嚴寒風旱,總是昂著頭,邁著堅實的步子前進。」


1992年,73歲的古元被確診為癌症晚期。1994年,他創作了一幅水彩《西出陽關》,是古元有作品創作記錄的最後一件,畫面描繪的是駱駝迎著風沙出關的場景。女兒古安村說,這是古元對自己一生的回顧:「負重任勞、耐旱,向著目標踏著鑒定的步子前進,一直到晚年,他心中早期對於自由對於美好對於幸福的嚮往是沒有一絲一毫的衰減,反而更加純凈了,雖然生活中有各種坎坷,但是他心中的理想一直在追求,那是他的最高境界。」


臨去世前,古元告訴家人,要把骨灰撒到延安,撒到他喜歡的風景當中,他要跟大地融在一起:「如果人們記得我,看我的作品就好了,希望他們會記得會喜歡我的作品,會記得。」


編輯: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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