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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勞動力:多人講述在導師工廠經歷,有人失望有人爭著去


研究生勞動力:多人講述在導師工廠經歷,有人失望有人爭著去



5月23日,上海焦耳蠟業有限公司發生爆炸,華東理工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2014級研究生李鵬是三名遇難者之一。圖/視覺中國

看到華東理工大學研二學生李鵬5月23日死在導師化工廠里的消息,楊斌(化名)感覺心顫了一下。


他是合肥工業大學的研究生,和李鵬一樣同屬化工專業學生。他說,對於李鵬的遭遇,他深有體會——他在研一課程還未結束,就被導師派到工廠「做實驗」,目前已經為導師做了五個項目。


在李鵬死於導師化工廠的爆炸之後,「導師是老師還是老闆」的爭議迅速引起多方關注。


連日來,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採訪多家高校的理工科在讀研究生,多數反映有過「被迫給導師打工」的經歷,有的甚至稱自己為工廠或實驗室的廉價或免費勞動力。

但也有研究生對「打工」習以為常,覺得給導師干私活算是提前進入社會,一邊拿學位一邊積累工作經驗,「有時導師會給項目分紅,有師兄在讀研期間買了套房。」


為何有導師要自己搞產業?


澎湃新聞記者調查發現,近些年校企合作獲得支持,甚至高校人員被允許帶著科研成果保留待遇下海經商。此外,以資源導向為主的教師考核機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這種情況。


蘇州大學化工專業的一位教授稱,在一些工科專業,對一個導師的衡量標準不是文章的多少而是產業成果,從而迫使導師去做實業。


對此,有學者認為,導師讓學生在外實踐需注意「度」,還應建立教師職權監督機制,平衡學校、導師、學生三者的權力關係。


「被迫打工」



李寧(化名)是浙江大學機械類專業的研究生,現讀研二的他已經在導師的工廠工作了1年多,「可以說讀研的每一天其實都在幫老師干私活、打工,我們當面叫老師,背後都是叫老闆。」


李寧說,他和同學在實驗室里常常一做就是一整天,有時甚至還會加班到凌晨兩三點。到了研二,導師還讓研究生跟工人一樣通宵值班看設備,「最早時值班是一分錢都沒有的,後來請外面的工人值班一天一百元,就給我們也發了值班費。」


除了實驗室,導師還在外面開了個工廠,李寧和同學自然成為工廠的主要人員。「導師經常叫學生去工廠『做實驗』,這些所謂的『實驗』其實沒有技術含量,就是一些體力活,高中生都能幹;而且工人們下午5點下班,我們經常要加班到晚上8、9點。」


李寧說:「『老闆』(導師)甚至當眾說過,知不知道請一個人過來要多少成本,還包括五險一金什麼的,你們就權當學習了。」

他和同學還總要為導師出差,住宿報銷,伙食自理。在出差時接項目,導師都是全權交給學生,包括接待客戶,陪客戶喝酒吃飯。


李寧告訴澎湃新聞,據他了解,對於導師的行為,同學中多數都稱受不了。「同學們常私下自嘲,別人都是來讀書的,我們是來幹活的。」


但學生們不得不隱忍,因為他們畢業的「生殺大權」掌握在導師手裡。「他最喜歡把這些項目跟畢業掛鉤,說完不成就都別想畢業了。」李寧說,他感覺未來的命運、發展的機會都掌握在導師一個人手裡,學生只能選擇忍下去。


「我也想過換導師,但換了會有延遲畢業或不能畢業的風險,而且得罪了導師以後在圈子裡還怎麼混?」5月30日晚上11點多,李寧告訴澎湃新聞,「先說這麼多,今天的活兒還沒幹完,要不然得熬夜了。」

據澎湃新聞了解,還有不少研究生因不願被壓迫或畢業遙遙無期而退學。據華東理工大學生物工程學院生物化工專業一名研究生介紹,今年他們團隊有2名研一的學生因不願意去導師的工廠而與導師產生了矛盾,最終申請退學。



希望被「關注」



「到目前為止,我已經為導師做了五個項目,大多數都是以學校的名義和別的企業合作。」合肥工業大學的研究生楊斌,進一步解釋了導師為何熱衷於掛鉤企業,他說,校企結合是獲得支持的,於是導師們很熱衷於接企業項目,「一是因為有高額的現金報酬,二是企業項目的合作資金比較好報銷。」


在這樣的情況下,楊斌在研一課程還未結束,就被導師派到工廠「做實驗」。「工廠的條件很簡陋,大部分儀器都是東拼西湊的,氯氣通起來四處漏,而我們只是帶著一個簡易的口罩。」氯氣是一種常用的化名產品,常溫常壓下為黃綠色,對人體有強烈刺激性。


楊斌說,自己去年在工廠呆了2個多月,導師給了1000多元生活費,「他只是叮囑我們自己要小心點,但其實我們經驗有限,很容易發生意外。」


一名化工行業人士告訴澎湃新聞,在正規化工企業,都有嚴格的操作制度和安全制度,其中很多來自企業、行業多年的生產經驗或行業標準。這些操作制度有時甚至嚴格到,開關一個閥門也要規定有幾人在場、有什麼操作流程。至於華東理工大學研究生李鵬在導師工廠一邊下面加熱裝有化工原料的鍋,一邊人在上面攪拌,這在化工生產中也有嚴格的安全要求,包括加熱必須有溫度指示和限溫措施,攪拌也要注意物料加熱後飛濺等隱患,很多化工物料加熱後和空氣混和,就容易發生爆炸。


楊斌還說,上述工廠「實驗」佔據了他和同學的大量時間,想做課題、寫論文往往也有心無力,「做項目很少能發表文章,而畢業、各種獎勵和獎學金都是需要文章的。」


楊斌希望社會和學校多關注一下化工專業研究生的情況,他說,他們中不少人「在用自己的努力給導師換職稱和金錢。」


然而無論是李寧、楊斌還是李鵬,他們的經歷都並非個例。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光禮在他所著的《中國博士質量調查》一書中曾披露:60%的學生表示承擔了導師課題一半以上的任務,甚至有些導師的橫向課題100%由學生完成。


此外,這本書中還曾這樣描述博士生教育10年來的轉變:師生間促膝暢談、齊頭攻堅的情景不再,取而代之的是研究生對導師的勞動力輸出,學生幫老師整理事務性文件,清理雜物,甚至做家務。


而除了逼學生當廉價勞動力的導師,還有一種是「放羊」型導師,不管不問。


「我導師是系裡『太上皇』,碩士2年8個月一共對話不超過10句,分別是,老師請您在這簽字,老師請你在這簽字……最後一次是,老師請你在畢業論文這簽字,對是我,我叫張宇。」


哈爾濱工業大學自動化專業研究生張宇(化名)日前告訴澎湃新聞,研究生階段幾乎沒有見到過導師的身影,即使是做項目,也都是導師的一名博士生帶著做,平時學業上遇到問題,也一般都是由博士師兄負責。



有人爭著去



與李寧和楊斌的經歷不同,天津大學城鄉規劃學的陳旭東(化名)覺得在他們專業,能給導師「打工」,是一種幸運。


陳旭東今年已經確定被保研到本校,他說,在他們專業,給導師「打工」是眾所周知的「秘密」,學生們也都習以為常。「我們主要目的就是學習和鍛煉,其實也不用管作業到底是老師想出來的,還是他的私活,自己做好項目、學到知識就可以了。」


陳旭東說,他已經通過跟師兄師姐了解到,研究生大部分時間都在導師工作室里度過,「這也算是半進入社會了,能提前接觸一些現實的項目,對未來發展有好處,有時候同學們還會羨慕產值高的工作室。」


陳旭東還說,一般項目完成後,導師會給參與的研究生髮一些補貼,有時還會給分紅,「我聽說有師兄讀博期間就用分紅買了套房,我覺得給導師『打工』其實沒外面說的那麼慘。」


華中科技大學生物醫學博士小羅也有跟陳旭東同樣的看法:「我們實驗室也有導師在學校附近一個開發區開了個公司,會讓自己的學生私下幫他干公司的活。我個人認為在不影響學業的情況下,幫老師打工干一些活也無可厚非。畢竟以後想找導師幫忙的話,也比較容易開口,可以說是在幫自己積累人脈。」


據澎湃新聞了解,在很多課題、項目緊張的專業,甚至有些研究生爭著給導師「打工」。


2010年吉林大學教授李雲彪通過3年的調研發現,中國研究生數量從2000年招生39.7萬人,到2010年提高到140萬人,十年內擴招3.6倍。而近兩年,雖然「考研熱」有所減退,但2016年研究生的報考人數仍高達177萬人。


隨著研究生的擴招,並非每個學生都在讀研期間接觸項目,不少人在讀研期間連課題都沒接觸過。


「知乎」上有一名土木橋樑方向的研究生這樣提問:「給導師打工一年以上是否合理?」下面有一名「過來人」回答:你這種是正常現象,如果你不準備讀博,這個一點兒都不虧,你得到了學位證+一年的工作經驗,在求職的時候還是很有優勢的。


因此,據澎湃新聞了解,在個別專業,甚至出現了研究生爭著在導師工作室「打工」的現象。「就算免費在導師的律所工作也是願意的,如果一直在學校不接觸實例,感覺好像什麼都沒學到,以後工作也不好適應。」一名法學研一在讀的學生如是告訴澎湃新聞。



國家鼓勵校企合作



如前文楊斌所言,導師熱衷於開工廠、接項目,其大背景是近年國家政策對校企合作的鼓勵。


2015年9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方案》中明確提出,科研院所和高等學校是源頭創新的主力軍,須大力增強其原始創新和服務經濟社會發展能力。


如何發揮主力軍作用?《方案》指出:市場導向明確的科技項目由企業牽頭、政府引導、聯合高等學校和科研院所實施;加快部分普通本科高等學校嚮應用技術型高等學校轉型,開展校企聯合招生、聯合培養試點,拓展校企合作育人的途徑與方式。


關於研究生培養,《方案》提出建議:增進教學與實踐的融合,建立以科學與工程技術研究為主導的導師責任制和導師項目資助制,推行產學研聯合培養研究生的「雙導師制」。


在導師方面,《方案》甚至允許導師下海經商:允許符合條件的高等學校和科研院所科研人員經所在單位批准,帶著科研項目和成果、保留基本待遇到企業開展創新工作或創辦企業;試點將企業任職經歷作為高等學校新聘工程類教師的必要條件。


對此,蘇州大學化工專業王教授應證了這一政策。他告訴澎湃新聞,正如大勢所趨,在工科專業導師不會做實業基本就沒有了存在意義。


「工科專業對一個導師的衡量標準不是發表了多少文章而是產業成果,因此導師們不得不做實業」,當然,做實業成功了也會帶來經濟上的收入。


「但在我們國家,985(高校)是核心、211(高校)是骨幹的科研領域,真像韓春雨老師(河北科技大學副教授)在普通高校、經費緊張的情況下做出成績有幾人?」王教授說,在經費緊張的情況下,導師有時不僅要「壓迫」學生,甚至還要從其不多的生活費里倒抽出錢來。」


對此,華中科技大學化學與化工學院徐教授也提出了類似看法。他表示,目前教授分為兩類,一種是做基礎理論研究,紮根實驗室做實驗寫論文;另一種是科研偏時間,滿足國家需求,服務經濟建設。


他說:「國家是希望科研實踐類的教授可以多一些,能將研究與產業化結合,而教授要把研究進行轉化,大多都要與企業進行合作的。」



教師考核偏科研



導師創辦實業,也離不開目前教師考核體制「所迫」。教育學者熊丙奇認為,中國目前教師考核還是資源導向型,導師能拿多少課題、項目、經費,是重要考核指標。「在這樣的情況下,教師能完成考核指標,學校對教師的其他表現,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熊丙奇說,像李鵬事件學校是明確規定教師不得兼職、經商,但導師仍在外開公司,且未見學校查處,正與考核機制有關,「課題多的導師在學校里是『紅人』,學生也得為導師的項目、課題『服務』,因此把學生作為『打工仔』的現象就更為嚴重了。」


據公開資料顯示,2014年3月國務院曾發布《國務院關於深化職稱制度改革試點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意見》中關於「完善職稱評價條件」的第三點指出:鼓勵技術創新及成果轉化,對創辦高新技術企業的主要人員申報相應職稱的,將其企業帶動就業,創造的就業崗位數量且維持一定年限作為業績評價條件之一。


對此,華中科技大學化學與化工學院徐教授表示,學校一般不會鼓勵老師在外辦實業,但鼓勵產學結合,讓導師和一些有資質、有研究的大型企業合作。


他說:「如果研究生的研究項目和該工廠的生產密切相關的話,我們也會安排學生去工廠,但這個要經過學院或學校的批准,對方工廠也必須要有相應的工作人員進行指導,對學生安全負責。」


而南京理工大學化工學院碩士導師俞教授也委婉表達:「導師做不做實業其實是個人選擇,有的偏學術,有的偏事業,但項目做得少可能收入就少一些,評職稱也會有一定的影響。」


但他個人並不贊成導師創業,「我覺得還是應以教學為主、科研為輔,做好本職工作最重要。」



「工科生不去生產一線就像書獃子」



前有政策鼓勵,後有職稱壓力,但導師讓研究生進公司或工廠「打工」是否合理?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提出,研究生教育不僅僅是在學校里聽課學習,也需要強調「做」。「學生們有時候太理想化了,學習不可能只是在實驗室里原生態做實驗,這種想法還停留在中學階段『出成績、考高分』的思想。」


他認為,只有學習實踐相結合,才能讓學生有一個比較大的視野,深入了解自己所在的行業。「只要是和研究方向有關的,下工廠或幫導師打工的形式,其實都是可以的,事實上這也是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國外。」但他指出,在實踐時應明確責任,確保學生安全。


華中科技大學化學與化工學院徐教授也提出了類似看法,他表示:「如果說理工類學生不能去生產一線的話,只會讀書、寫論文,那就是類似我們之前說的『書獃子』,不會做事情。」


但他認為,李鵬的事件是一個個例,「老師讓學生到自己的工廠打工,最後的成果轉化應該是共享的,而且打工這個行為要經過學校、學院的批准同意,否則就是個人行為。」


他表示,在他們專業也有不少學生在企業或工廠工作,「像的現在的學生就在襄陽的一家工廠做研究,這也是經過校方批准的,學生的補貼都是按照企業標準、該行業的標準發放。目前博士大概是4500元/月,除了來自國家經費的補貼,還有一部分項目補貼。」


南京理工大學化工學院碩士導師俞教授也表示,一般導師讓學生做項目都是以實踐為主,過分壓榨學生的導師時有聽說,但都是少數存在。「有時學生和導師之間可能也存在誤解,導師要求比較嚴格,學生接受不了,就覺得好像導師在壓榨自己。」


「在美國教授開公司的事情也不罕見。」蘇州大學化工專業的一名教授認為,導師開公司並不是事件的重點,重點是導師該如何把握公司和教學的關係。


他說:「公司業務最好不和學校業務有過多的重合,學生參與的時間也應該有明確的規定。基礎教學不完成,整天琢磨著賺錢肯定不行。」



應建立教師職權監督機制



對於以上學者的觀點,哈爾濱工業大學的張宇也表示贊同。


他認為,導師在外辦企業無可厚非,讓研究生過去幫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學生能力,但工作量要把握好,「如果是1、2個月的實習,同學們都不會有很大意見,但長年累月的『打工』就受不了了,更別說被導師刻意延遲畢業。」因此,他建議引入第三方監督保障學生權益。


在知乎上也有研究生表達了同樣的訴求:「李鵬工廠身亡、電子科大學生聯合扳倒教授、郵電大學研究生自殺…每每出現問題都是說該如何規範導師行為,學校該如何管理,但該建立什麼機構保護處於弱勢地位的學生、平衡學校、導師、學生三者間的權利關係才是當務之急。」


同濟大學發展研究中心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王雁接受《青年報》採訪時也提出,如果是企業面向問題導向的一些科研項目,學生適當的參與,從人才培養角度的看還是有益處的,並不能因為這起事件而因噎廢食,模糊了問題的癥結所在。「明確相應的責權利,落實規範,讓學生在自願認同的情況下參與課題,提升科研能力。」


如何建立機制保護學生?


教育學者熊丙奇認為,大學要構建合理的行政與教師、教師與學生的關係,關鍵要建立現代大學制度,讓行政權、教育權、學術權和受教育權得到明確界定,不能讓「叢林法則」變為堂堂大學的生存法則。


此外,他建議學校行政部門應制建立對教師職權的監督機制,在學校教授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中,成立獨立的教師倫理委員會,對教師在教育和學術活動中違反規定、侵犯學生權利和學術的不端行為,進行查處,這樣才能規範導師職權,讓導師和學生關係回歸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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