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前期英國報刊監管與黨派論爭

文閻照祥

作者為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4年第12期，注釋從略。

專題研究

18世紀前期英國報刊監管與黨派論爭

閻照祥

英國報刊發行起始於17世紀中後期，自始即受政府監管，很快為政黨所用。18世紀以來，尤其在沃爾波爾時代，政府為了利用和監管媒體，對報刊分別採取支持和補貼、壓制和限制等做法，效果明顯，但也暴露出種種弊病。英國的新聞和言論自由，就是在如此境況下發展起來的。

約百年前，美國學者大衛?斯蒂芬斯著重研究了1702~1742年間英國政黨與該國報刊發行的關係。半個世紀之後，更有較多論著延伸時限，從宏觀角度系統探討英國新聞出版業的演變，但對18世紀前期報刊發行與政黨之關係的研究卻有所放鬆。本文試圖述評該時期英國報刊監管和黨派論爭，從兩個方面揭示新聞自由的水準和態勢。不當之處，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一 政府監管和黨爭緣起

比起歐洲大陸一些國家來，不列顛報紙問世略晚，但受政府監管和政黨控制的時間卻要早些。

1640年代，各派政治鬥爭主要藉助於小冊子，並由此衍生出一種「新聞書」（news-book），俗稱「時事通訊」（newsletter）。它兼具報紙和雜誌的特點，是報紙的雛形。1665年，英國首家報紙《牛津公報》（Oxford Gazette）問世，翌年遷往首都，改稱《倫敦公報》。報紙的出現加速了信息傳播，也引起了官方擔憂，政府監管制應運而生。1641年，議會廢除了星室法院，將出版管制權移交議會。兩年後，議會頒布《1643年出版特許令》，設立專門機構管理出版業，舊式管制終結。倫敦大火災之後，政府實行報紙許可證制，管制益發強化。

光榮革命是英國出版業發展的轉折點。1694年，議會終止《出版許可證法案》的效能，放棄了對出版物的審查，報刊業趨於繁榮。1702年，英國首家日報《每日新聞》（Daily Courant）誕生。安妮女王在位晚期，報刊印數增加，幾位「報人」引人注目。

約瑟夫?艾迪生（1672~1719）是新聞作家的先驅。1710年，輝格黨失勢，艾迪生全力為理查德?斯蒂爾（1672~1729）的《閑談者》（Tatler）撰稿。二人既是主辦者，又兼主要撰稿人。該刊發行了271期，採用信函、散文等體裁，迎合各類讀者口味，闡述人生哲理。

1711年3月，《閑談者》停辦，艾迪生和斯蒂爾又合辦了《旁觀者》（Spectator）。該刊虛擬了一個「俱樂部」，煞有其事地報道座談會，發表評論、訪問錄、信件和散文等，內容寬泛，文筆活潑優雅，廣受歡迎。每期銷售三千多份。主要供稿人還是兩位主辦者。其中艾迪生偶爾在刊物上流露出輝格黨人情結，揭示「政黨精神」，指出輝格黨和托利黨的分歧由來已久，可溯至內戰中的圓顱黨和騎士黨，並影響到後人的道德觀念、價值判斷和政治意識。《閑談者》和《旁觀者》兩份刊物的共性是語句幽默，嬉笑譏諷，深入淺出，但與《閑談者》相比，《旁觀者》更見深度，展現出更多的社會批判精神。

斯圖亞特王朝末年，報刊發行形成規模。按照迪福的估計，1711年全國各類報刊每周共發行20萬份，足見報刊業已是規模可觀。可總體看來，政黨報刊尚在萌生之際。即便是最活躍的出版人，也不會將其刊物辦成純粹的黨派媒體。這主要是出於經費壓力和生計考慮。他們必須在題材和內容上多下功夫，爭取更多讀者，而不想在刊物上發表過於激進的觀點，激怒政府，致使停刊而影響財源。1712年，當要配合輝格黨、反對托利黨政府的保守政策時，艾迪生和斯蒂爾撰寫、印發了大量政治小冊子，闡述輝格主義觀點。黨派報刊應運而生。據統計，1712~1715年間英國有45家報刊。4種是在首都之外印發，其餘41種里，17種屬於「政治型」，堅持輝格黨立場者6種。其中《每日新聞》每周發行6次；《新教郵童報》（Protestant Post-Boy）、《快郵報》（FlyingPost）和《郵差報》（Postman）每周3次；《觀察者》（Observater）和《眾生報》（Medley）每周2次。托利黨報刊實力單薄，僅有兩種報刊的支持：《郵童報》（Post-Boy）每周3期，《考察者》（Examiner）每周1期。托利黨政府鼎力支持的是《倫敦公報》（LondonGazette），每周發行3次，印數較多，可經郵局免稅發行；安妮女王在位末年，平均發行量達到5402份。餘下的8種「政治型」報刊游移於兩黨之間，但總是關心時局政治。

就新聞出版業和政黨的關係而言，斯圖亞特王朝末年是個重要轉折點。在此之前，各家報刊多數以經濟效益為主旨。而在1714年歲末，幾乎所有的倫敦報刊都有供稿人在為某個政黨效力了。

除艾迪生和斯蒂爾之外，在眾多的政黨報刊主辦者和撰稿人中，迪福和斯威夫特的作用尤其突出，最早與政府和政黨發生聯繫。

丹尼爾?迪福（DanielDefoe，1660~1731）被譽為英國文學之父。許多人驚嘆他豐富的想像力，卻忽略他在政治領域和黨派刊物中的影響。他是創辦政治報刊的先驅。在兩黨爭鬥中傾向於輝格黨，可又想用其著作和行動去調解黨派和宗教鬥爭，結果兩邊不討好。1701年，他寫了諷刺詩《真正的英國人》，駁斥保守分子反對「外族國王」的民族偏見，直接為光榮革命辯護。翌年又寫了政治小冊子《信仰不同教派的捷徑》，諷刺保守派對非國教徒的迫害。1703年遭政府逮捕，3次帶枷鎖示眾。為此，迪福寫了一篇《立枷頌》，贏得了民眾的讚揚。他的傑出成就，是在1704年創辦出版了帶有明顯政治傾向的《評論》（Review），初為周報，翌年改為每周3期。在輝格黨控制內閣時期，它成為政府的主要喉舌。所發的有關對外關係、英格蘭與蘇格蘭合并、銀行債務和償債基金問題文論，成為讀者和官員所關注的重點。令人驚嘆的是，迪福下筆飛快，該刊的稿件幾乎出自他一人之手，並以其行動影響了後來政治報刊的發展。迪福的便捷之處，是他「船小易調頭」，改版容易。1710年，他與托利黨重臣、牛津伯爵哈利關係密切，連帶《評論》改變了黨派立場。他如此而為的原因是複雜的，但遭人垢病。1713年，他就王位繼承問題上抒發己見，得罪政府要員，再次入獄。

安妮女王去世後，迪福為輝格黨效力，但仍為托利黨匿名撰稿。他表現出報人政治立場的不穩定性，一生幾次改變政治立場，在兩黨間搖擺。但不能將此視作文人無行，而應看作一位報人作家職業精神的自然流露。長期的政治衝擊，使迪福看透了政黨本質：不論何時，也不管是某黨執政或改組政府，都是偽裝、裝模作樣和醜惡虛偽的。

除了《評論》，朝三暮四的刊物和作者還有一些。有些刊物力圖在兩黨之間左右逢源，卻因此失去政治特色。有的作者同時向兩黨刊物寫稿，多是為了生計。有的作者能「從一而終」，也有經濟利益的考慮，並非意味著政治上的絕對忠誠。

無論是其文學成就，還是創辦政治刊物，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1667~1745）均與迪福難分高下。1710年，斯威夫特接手主編的托利黨刊物《考察者》，也是政治刊物中的佼佼者。它由博林布魯克創辦，自始就黨派立場鮮明，常與《評論》唱對台戲，而且文風相近。為此，人們將二者戲稱為「考察者先生」和「評論者先生」。它們都是站在某黨旗幟之下，依附於某位政要和某黨的財政支持，目標明確地發表政治評論文。大選來臨之際，鼓動選民支持某黨候選人。與迪福不同的是，斯威夫特不僅自己寫稿，還利用他的影響，動員其他詩人、散文家投稿，支持托利黨政府。無形中，報刊政治對抗傷害到原有的私人關係。一些原本不錯的舊朋故交，現在卻反目成仇，形同陌路。為此，斯威夫特詛咒政黨，哀嘆人心不古。

斯圖亞特王朝末年，黨人辦刊的出現，取決於多種因素。

—則，光榮革命之後，隨著立憲君主制在不列顛的確立，你死我活的政治對立和黨派鬥爭成為往事，社會言論自由得以擴展。到了1715年，倫敦辦的報刊多達65種。

二則，英國廢除了出版特許制，出版業空前繁榮。1709~1710年，議會通過並實施了出版法，規定出版機構所擁有的著作許可權，由21年減為14年，即在某種圖書出版14年後，依然在世的作者可以修改更新並自行決定出版意向。

三則，17世紀晚期至18世紀初的首都倫敦，不僅是英國，而且是歐洲最繁華的大都市，酒店、餐館和咖啡館甚多，是人們聚會、消遣、交往和議事的場所。它們為了招徠顧客，總要準備一些報刊書籍，而每份報紙大約有二十名左右的讀者。這都刺激了報刊的發行。

政府和政要對報人的贊助，也是一種重要因素。輝格黨政要對文人最好的贊助，是授予官職，或幫他們贏得議會席位。除艾迪生之外，得到政府職位的詩人，還有斯蒂普尼、普利爾、康格里夫和胡格斯等人。他們得以任職的共同原因，都是因為支持或反對威廉三世領導奧格斯堡多國聯盟進行反對法國的「九年戰爭」。斯威夫特因在《考察者》和政治小冊子中支持托利黨政府，1713年4月被任命為都柏林聖巴特里克大教堂的主教。此類職位，多屬閑職，不影響寫作。艾迪生的下院議席就屬於此類性質。為此後人慨嘆：艾迪生在議會辯論時一言不發，卻能官運亨通，得到的竟是查塔姆和福克斯才能得到的最高職位。

斯圖亞特王朝末年，新聞出版和言論自由都有局限性。上層政治家不僅會支持本黨的刊物和作者，惠賜金錢和職位，還會輕易找到借口，懲罰敵對派的編輯和作者。1702年3月26日，就有告示張貼在倫敦，聲稱要懲戒那些邪惡的、不道德的言行。同時，政府還向議會提交議案，限制傳播謊言謬聞，印發違反教規或具有煽動誹謗性質，涉及女王陛下、政府及各級臣屬的文章，運用法律嚴懲不當言論。這種相對嚴厲的媒體控制，一直延續到1710年。

二 沃爾波爾時代黨派報刊競爭與政府獎懲

漢諾威王朝建立後，國王與輝格黨的關係密切。尚武好戰的喬治一世厭惡締結烏特勒支和約的托利黨人，支持建立了輝格黨內閣。而內閣要員很快動用公帑，贊助宮廷輝格黨報刊，以圖影響民情，攫取輿論優勢。一些報人投桃報李，曲意迎合。

最早獲取政府青睞的還是斯蒂爾。1714年年初，即安妮女王病危之前，他發表了政治小冊子《危機》，呼籲在王位繼承上務必維護光榮革命的基業，堅持王位由新教徒繼承的成規。斯蒂爾因此獲得了2000英鎊的稿酬和一筆贊助費，卻被托利黨人逐出下院。很快，一個匿名者送去3000英鎊的獎金，補償他的政治損失。1714年8月4日，女王去世方3日，斯蒂爾向漢諾威君主喬治致函以示效忠，並要求未來的英王能「惠寄一個基尼」。這實是懇請喬治對他和輝格黨報人給予財政支持。喬治一世登基後，任命斯蒂爾為宮廷侍衛官、米都塞克斯郡副長官和倫敦大劇院總監。其中劇院總監一職，不僅使他每年從劇院獲1000英鎊的分紅，還可利用王室特許權，使一些朋友參與管理，並向後者收繳數目不等的回報費。斯蒂爾還在輝格黨權貴的支持下當選為下院議員，從財政部得到500英鎊的秘密年薪。作為回報，斯蒂爾當年創辦了《漢諾威郵報》。隨即又出版了《英國人》，主要目的是挑起公眾對托利黨領袖牛津伯爵和博林布魯克的仇恨，挫敗詹姆士分子的叛亂。

《英國人》存世不久，斯蒂爾又創辦了《自由持有者(Freeholder），半年發行55期。同時，他還創辦了周報《城鎮話語》（Town Talk），登載劇場演出廣告、古今軼聞、流言趣事；還在上面發表了一封致「覬覦王位者」弗蘭西斯?愛德華的信，勸他收斂野心，安分守己。斯蒂爾的工作總能得到回報。截至1725年，他每年得到政府1000英鎊的酬金；加上其他薪酬，年收入達2000英鎊。

就黨派立場和政治情感而言，艾迪生比斯蒂爾有過之而無不及。安妮女王逝世時，他被任命為攝政王喬治的秘書。喬治即位後，他於1715年3月17日呼籲英國民眾向現任政府表達忠誠。因遭沃爾波爾阻撓，艾迪生未能獲要職，但有其他補償。兩年後沃爾波爾暫時失勢，艾迪生榮任國務大臣，另加補貼賞賜，年收入2200英鎊以上。艾迪生不像以往那樣親自辦報寫稿，而是通過他在宮廷和政府的影響，籠絡報紙印刷商和大批報刊作家，支持政府。

比起前朝來，漢諾威政府更加重視報刊輿論，善於使用薪酬和職位恩賜，將報刊與作家彙集在政府周圍，抵制詹姆斯叛亂分子和議會反對黨。其中不少人，如尤斯塔斯?巴傑爾、托馬斯?梯克爾等，都是艾迪生的屬下、弟子或朋友，他們都是依靠艾迪生蔭庇而受惠於政府的。

贊助、恩賜和蔭庇總能使一些報人作家改變黨派立場，為政府所用。執政黨領袖也懂得報人作家的價值，善用金錢、職位收買騎牆者、待價而沽者乃至敵對者。客觀情況也有利於做到此點：倫敦是首都，是英格蘭政治文化中心，是國內重要報刊的集散地，是絕大多數報人作家居住和施展才華的都市。政府總能儘快地獲取輿論出版信息，對報刊文人的立場、能力了如指掌，收買起來易如反掌。相應之下，當時多數報刊文人和編輯、印刷商，著文辦報也多為稻糧之謀，政治態度和黨派立場多屬次要。一旦遇到機會，改換門庭接受政府收買也是輕而易舉的事。

政府收買文人的又一手法，是賜予榮譽名號。悲劇作家尼古拉?羅伊（NicholasRowe，1674~1718）是受惠者之一。他曾是熱心的輝格黨人，善於迎合政要，奉獻應時作品。安妮女王在位末年，他向斯威夫特和托利黨人示好。1715年他又討好新王朝，被封為桂冠詩人，獲閑職和豐厚年金，與多家輝格黨貴族過從甚密。

威廉.康格里夫（WilliamCongreve，1670~1729）的境遇與羅伊相似。此君乃古典主義諷刺劇作家，善用精彩對話諷刺上流社會。他迅即引起輝格黨政要哈利法克斯勛爵蒙塔古的注意，還結交了該黨諸多顯貴，在漢諾威王朝建立後獲得了若干肥缺閑職，因此而獲得大宗薪酬、年金。康格里夫與羅伊並非堅定黨人，亦非報刊創辦者和重要供稿人，可因他們名聲顯赫，作品發表在輝格黨的報刊上，政治上具有轟動性廣告效應，其影響非一般文士可比，這就引起輝格黨政府的好感，主動委以要職。

與以上二人不同，名不見經傳的喬治?塞威爾（George Sewell）在政治立場上是典型的變色龍。安妮女王在位時，他不時顯露出堅定的托利黨傾向。漢諾威王朝剛剛建立，他就搖身一變，成為輝格黨作家，為沃爾波爾寫稿。原來，他在1715年即被輝格黨政府收買。

在惠賜報刊方面，羅伯特?沃爾波爾的作用首屈一指。他配合「知識稅」的徵收，利用自己掌管財政部的便利條件，設立了秘密補貼制度，每年撥款5000英鎊，用於支持本黨報刊。政府撥款委員會的賬單顯示，此類專項的總支出超過50000英鎊，絕大部分是在1729年12月至1736年2月支出的。其中《自由英國人》獲賜9115英鎊，對它贊助的經費累計達22649英鎊。對《日報》和《雙日報》的贊助是8474英鎊，對《每日公報》的贊助是4422英鎊。其他親近政府的報刊，也有數目不等的進項。目睹如此大筆的政府贊助，反對派報紙唯有望洋興嘆。

1742年，內閣還撥專款成立了「秘密委員會」，負責辦理己方報刊贊助。威廉?皮特（即老皮特）是該機構的負責人之一。

受到政府庇蔭的報刊人，被譏稱為「專職作家」（authors of profession），或政府的「作家常備軍」（authors of standing army）。他們無生計之憂，但名聲易損。這也是政府支持贊助媒體所產生的一種負面效果。本黨派報刊無虧本之虞，旱澇保收，發行順利，就無形中減弱了創業和拼搏能力，在政治影響和經濟效益上難與《工匠》競爭，乃至速生速滅，曇花一現。

與拉攏賄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對反對派文士作家和印刷商的嚴厲懲處。1714~1721年間，國內外詹姆士分子活動頻繁，政府對敵對作家、記者、印刷出版商、文稿倒賣者的逮捕、監禁、罰款等接連不斷。政府間諜行動詭秘，瀏覽報刊，搜集敵對派文人的罪行劣跡，為法庭審訊提供證據口實。告密者也向政府呈遞某些報刊的負面信息，換取獎賞。1714年11月，首席檢察官受命嚴懲幾位攻擊內閣的作家，努力未果後，於翌年1月懸賞搜捕。其中一小冊子作者被懸賞1000英鎊，印刷人懸賞500英鎊，告密成功者可立即得到獎賞。當年，弗蘭西斯?愛德華挑起蘇格蘭山民叛亂，政府加強了對「傳播不良消息者」的搜捕和監禁。叛軍頭目瑪公爵抱怨：在英國已無法找到能印製反對英國政府的小冊子的地點了。

在缺少官方支持的情況下，反對黨的報紙主要依靠商業市場化經營，不斷更新格式內涵，設法贏得較多的讀者，以免虧本破產，血本無歸。

當時，也真有少數報刊，篳路藍縷，徐徐走來，在逆境中堅持不懈，成為著名媒體和反對黨喉舌。（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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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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