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最高法院查清事實是很困難的事

這是選·美的第342篇文章

【編者按】2012年5月22日，美國最高法院布雷耶大法官首度訪華，並接受了其著作《法官能為民主做什麼》中文譯者何帆的採訪。

訪問者 | 何 帆（最高人民法院法官）

受訪者 | 斯蒂芬·布雷耶（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

憲法解釋權交給最不危險的部門

何帆：首先向您表示慰問，聽說您在華盛頓的住宅上周失竊，幾個月前您在國外度假時還遭遇了入室持刀搶劫。說實話，您會不會因為這些經歷，贊成重判那些搶劫犯？

布雷耶：當然不會，這是兩回事。否則的話，那些不贊成我的司法理念的人，可能會盼著我被人多搶幾次。

何帆：算上最近這本《法官能為民主做什麼》，您的幾本主要著作，如《規制及其改革》（Regulation and Its Reform）、《打破邪惡循環》（Breaking the Vicious Circle）、《積極自由》（Active Liberty），都已經與中國讀者見面了。您是第一次來中國，不知道您是否了解中國的司法體制和現狀？有沒有什麼比較感興趣的話題？

布雷耶：說實話，我不知道自己的書都已有了中譯本，這實在是一件令我驚喜的消息。我經常在媒體、網路上看到關於中國司法的報道，知道你們正努力建設法治國家，推進司法改革。我對中國的司法改革很感興趣。在我看來，衡量法治是否完備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看法院解決爭議的能力是否足夠強，法官的權力是否足夠大，司法是否享有足夠的權威。比較而言，中國的法院系統目前好像還比較弱勢，在政治體系中的地位也不夠高，尚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因為這次是以私人身份來華，所以沒有機會拜訪中國的最高人民法院，我覺得非常遺憾，希望下次能去看看，與中國同行有更多的交流。

何帆：聯邦最高法院正在審理奧巴馬總統醫保改革法案的合憲性問題。不少人認為，此案的判決結果會對今年的總統大選產生很大影響。近幾年來，最高法院審理過不少與政治聯繫緊密的案子，如2010年的「公民聯盟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理查德·波斯納法官（聯邦第七巡迴上訴法院法官，布雷耶的朋友）甚至提出，最高法院就是一個「政治性法院」。您是否贊同他的說法？意識形態或黨派政治對大法官的裁判確實沒有影響嗎？

布雷耶：政治不會對最高法院產生影響。在描述一個大法官如何裁判一起疑難複雜、備受關注的大案時，「政治化」不是一個恰當的形容詞，「意識形態」更不合適。法官之間的分歧，還是用方法論的差異或司法理念的不同來描述更好一些。例如，憲法、法律、國家、公民的本質是什麼，每個人的認識可能都有所不同，得出的結論就會有很大差異。

另外，一位法官的個人經歷和職業生涯，也對他的司法理念有很大影響，所以，意見不同是常有的事。比方說，憲法第十四修正案中「自由」一詞的確切含義是什麼，大家的認識就不盡一致。其實，我挺擔心讀者會被波斯納法官關於「政治性法院」的說法誤導，以為最高法院的判決純粹是黨派政治博弈的結果。我不同意他的描述，最高法院不是「政治性法院」。

你看，最高法院現在的九位大法官，是不同的總統在不同歷史時期任命的，所以，這些人如果有觀點分歧，一點兒也不令人奇怪。不同的法官，在不同的司法理念指引下，當然會得出不同結論。在一個擁有三億九百萬國民的國家裡，人民秉持形形色色的立場，法官之間存在各種分歧，其實是件挺好的事。

何帆：在您看來，最高法院在今日美國政治中的作用，是否符合憲法起草者們當年的設想？

布雷耶：制憲先賢們認為，在聯邦政府中，必須有一個部門負責適用和解釋憲法，而且必須是最終的解釋權。否則的話，政府官員可能對它的話不屑一顧。但是，如果讓總統來干這個事，會導致他一權獨大。要是把這個權力交給國會，國會可能會追逐民意好惡，隨意解釋憲法。最後，憲法起草者們選擇了法院。法院是最不危險的部門，手上既沒有錢袋子，也沒有槍杆子，也不會濫用司法審查權，最適合行使這項權力。兩百年來的歷史說明，最高法院出色地履行了憲法守護者的職責，維繫了美國的民主制度。

民意要靠判決書的說理去爭取

何帆：在美國，尊重並服從法院判決的傳統是如何形成的？

布雷耶：美國的官員和人民，也不是一開始就聽法院的話。最高法院不是民選機構，許多判決不太符合主流民意。法官也是人，一樣會犯錯。許多老百姓會問，一個不是民主選舉出來的機構，作出的忤逆民意的判決，憑什麼讓全國人民接受？更何況他們有時壓根兒就判錯了。兩百多年來，我們有過許多教訓，甚至打了一場內戰，人民才逐步意識到，用法律來解決分歧，總比訴諸武力好。

最具轉折意義的事件，發生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當時，最高法院判令取消校園種族隔離措施，但遭遇南方各州抵制，有些地方甚至派國民警衛隊阻撓黑人學生入學。為執行最高法院的判決，艾森豪威爾總統派遣101空降師的傘兵趕赴阿肯色州小石城，強制護送九名黑人學生入學。最高法院的權威由此確立。

到2000年的「布希訴戈爾案」時，美國幾乎因總統選票爭議陷入分裂，但小布希總統和戈爾副總統都表示，哪怕最高法院判錯了，他們也會服從判決。這件事最後是靠司法解決的，沒有內戰，也沒有騷亂。可以說，最高法院在美國人民心目中，已經是憲法的象徵。

何帆：中國近些年出現了一些民意反響比較大的案件，特別是涉及公共利益和死刑的案子。美國最高法院在審理過類似案件時也曾面臨很大的民意壓力，比如，涉及政府拆遷的「凱洛訴新倫敦城案」（2005年）和涉及姦淫幼女者能否判處死刑的「肯尼迪訴路易斯安那州案」（2008年）。您認為，法院應如何處理與民意的關係？

布雷耶：最高法院做裁判時，不考慮民意好惡，也不會受民意影響。不過，與中國最高法院可能有所不同的是，我們通常只審理法律問題。例如，憲法禁止「殘忍和異常」的刑罰。在特定案件里，我們只需考慮某種情況是否屬於「異常」的刑罰即可。比方說，判處一個十八歲以下的年輕人死刑，就是「異常」刑罰，哪怕他殺人如麻，也不能判死刑。

關於民意的影響，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首先，民意本身也是不穩定的，始終在變化之中。另一方面，從長遠來看，民意還是能間接影響到最高法院的判決，只不過用的時間比較長。最高法院大法官由總統任命，終身任職，而總統是人民選出來的。大法官退休時，任命他的總統早已離任，另一位總統會根據當時的社情民意，任命一位秉持不同理念的新大法官。這也意味著，最高法院的思想也是不斷進化的，只是需要數十年時間，不可能緊跟民意。

我認為，對最高法院來說，爭取民意支持的最好辦法，是做好判決書的說理工作，儘可能說清楚你的裁判理由，讓人民知道你為什麼要這麼判。畢竟，說總比做容易。

最高法院應側重統一法律適用

何帆：在最近兩本書中，您似乎很喜歡用「切實可行」（Workable）和「實用主義」（Pragmatism）兩個詞。這是否意味著您在審理案件時，也是一位務實主義者？您能不能簡單談談，一位秉持務實主義理念的法官應如何解釋法律，作出裁判？

布雷耶：法官通常會根據文本、歷史、傳統、先例、立法意圖和預期後果來解釋法律。有的法官更強調前面四種，而我和其他法官更強調後面兩種。一旦涉及憲法，解釋就更難了。憲法條文中，許多表述非常寬泛，如「自由」一詞該如何界定。如果你按照傳統辦法解釋法律，很難得出明確答案，尤其是涉及兩種「利益」的平衡時，如處理「表達自由」和「保護隱私」之間的關係。在這類案件中，實用方法就非常重要。

在我看來，「實用主義」方法是指，你必須在充分考慮傳統法律解釋方法、不同法律部門的職能基礎上，平衡好不同「利益」，找出更好的解決路徑，充分發揮相關部門的職能優勢。

何帆：在如何解釋憲法的問題上，您與安東寧·斯卡利亞大法官的觀點並不一致。在最近兩本書里，您都委婉批評了他的司法理念。能簡單概括一下您與他的主要分歧么？在任大法官著書批評同事，好像並不多見。這些批評會影響到您和他的交情么？你們私下是否會就書中的觀點進行交流？

布雷耶：我與他的主要分歧在於，斯卡利亞大法官認為法官應該更注重文本、歷史和先例。他不太喜歡探究條文背後蘊含的立法意圖或立法價值觀，提倡嚴格按照立法者當年的想法解釋法律。他倡導的憲法解釋方法，又被稱作「原旨主義」或「文本主義」。他擔心我的解釋方法過於主觀，給了法官太大的解釋空間，甚至用自己的價值觀去替代法律。而我則擔心斯卡利亞的解釋方法與立法意圖不符，違背憲法蘊含的價值觀。而且，他秉持的司法理念有可能過於機械、僵化，難以適應時代的發展。比如，在網路時代，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如果你依循十八世紀的人的思維去解釋法律，可能無法對言論自由提供足夠的保護。

斯卡利亞大法官和我是很好的朋友。我倆經常在公開場合辯論，但我們彼此尊重，關係不錯。在最高法院，司法理念的分歧不會影響私交。

何帆：中國學者提到美國的政治體制，喜歡強調司法權對立法權、行政權的制約作用，而您則強調最高法院應首先認識並尊重其他政府部門的職能，注重與這些部門的分工協作關係，能簡要解釋一下嗎？

布雷耶：我們之所以將聯邦政府劃分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個權力分支，就是為了把權力放到不同籃子里，防止某個機構權力過大，侵害公民個人權利。但是，這麼做的確會導致效率低下，成本倍增。因為決策環節太多，所以常有人批評我們的政府體制沒有效率。因此，我在《法官能為民主做什麼》一書中特彆強調，最高法院不能把自己的角色簡單定位在「審查」其他部門的工作上，你必須考慮憲法賦予人家的職能，以及其他部門的專業優勢。這就意味著最高法院也要注重適當「平衡」，如果不是特別有必要，就不要重複工作，降低政府機構的運作效率。

何帆：與美國最高法院不同的是，中國的最高人民法院不僅要進行法律審，還要進行事實審。在您看來，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它的最高法院應以哪些職能為主？

布雷耶：讓最高法院來查清事實，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要是案件多、審限緊，就更麻煩了。如果美國最高法院去做事實審，我擔心大家沒幾天就累垮了。美國最高法院的一項主要職能，是統一全國的法律適用。如果同樣一個法律問題，兩個地方的上訴法院得出的結論不一致，或許就該拿到最高法院來審。不過，中國有中國的國情，到底該適用什麼樣的司法制度，得由中國人民說了算。在司法改革過程中，可以適當參考一下其他國家的經驗。

「不要以為我們已經高枕無憂」

何帆：近些年，您和您的好朋友奧康納大法官在推動公民教育，促進美國人民對司法工作的了解方面，作出了許多努力。您如何認識這些工作的意義？

布雷耶：我的前同事戴維·蘇特大法官說過，如果普通老百姓不了解法官的職責，不知道司法機關的重要性，那麼，當司法受到政治的不當干預，或者法官因依法獨立審判受到非法迫害時，大多數人恐怕會無動於衷。我非常明白他的擔憂。

不要以為我們已經高枕無憂了。根據一項最新的調查，僅有三分之一的美國人可以說出三大政府分支的名稱，但是，三分之二的美國人卻可以說出《美國偶像》節目三個評委的名字，而且，四分之三的美國人根本不知道法官與議員的區別。這是非常危險的訊號。所以，包括法院和法官在內，我們必須以有目標、有組織、有步驟地對中小學生甚至大學生們進行公民教育，讓大家了解法院的職能，明白司法獨立的重要性。只有這樣，我們的憲法才可能垂範久遠。

何帆：您註冊過「推特」（Twitter）賬號么？在中國，也有類似「推特」的自媒體，我們稱它為「微博」。許多中國法院和法官都開設了微博，您認為法院和法官應如何利用微博？

何帆：那您的「推特」賬號的主要用途是？

布雷耶：我比較關心伊朗局勢，所以比較關注這方面的動態。「推特」的信息肯定比傳統媒體更快一些。

何帆：中國有近20萬名法官，您會想跟他們說點兒什麼嗎？

布雷耶：實現公正是人類的理想，所以，任何社會都需要法官。我們這個職業很神聖，也很艱難。有時必須忍受孤獨，甘於寂寞。當你被某個疑難法律問題深深困擾，或者因為某種壓力陷入內心糾結時，可能只有你的法官同行，才能明白你的苦衷。

我們都致力於建立一個法治國家。法治的對立面是獨裁、專制和暴政。建立法治也非易事，得靠廣大人民的理解和接受，才能把法治延續下去。所以，我們的工作永無窮期，有時還得「走兩步，退一步」。但是，我們必須堅持下去。在此過程中，所有法官應堅持一點，那就是：不屈不撓，永不妥協。

法影斑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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