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最後一份報紙，出自金庸之手

摘要1948年3月，金庸被派往香港，為《大公報》香港版效力。然而金庸到港未及一月，胡政之便被迫離港回滬就醫。金庸從此留港，直到1957年冬天離開《大公報》，開始了創立《明報》的獨立報人生涯。

阿里欲收購《明報》的傳聞大概是2015年底傳媒圈最熱話題，網友調侃馬雲是因為愛看金庸小說才萌生此意。在內地讀者印象中，提起《明報》首先想到金庸，《明報》為金庸一手創辦，他的《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笑傲江湖》等名作都是在《明報》連載發表，成就了《明報》巨大的發行量，內地讀者也多是因為武俠小說才知道《明報》這張報紙。

但是，《明報》不是一張小說報，而是持續了民國文人辦報傳統的報紙，這與金庸的早年經歷密不可分。

金庸進入報界，是在民國三十五年（1946）的歲末，擔任《東南日報》的外勤記者。其時，民國報人的典範、《大公報》創始人之一張季鸞已經病逝5年。1947年的年中，金庸也進入了如日中天的《大公報》，報館負責人是王芸生。

金庸。圖源網路

1948年3月，金庸被派往香港，為《大公報》香港版效力，頂頭上司是另一位《大公報》的創始人胡政之。然而金庸到港未及一月，胡政之便被迫離港回滬就醫。金庸從此留港，直到1957年冬天離開《大公報》，開始了創立《明報》的獨立報人生涯。

這10年，恰恰是《大公報》轉型的10年。天津的《大公報》改名為《進步日報》，上海與重慶的《大公報》則風雨飄搖，並被毛澤東明令指派「分工報道國際新聞與財政新聞」。王芸生在此期間寫下長篇回憶錄《1926年到1949年的舊大公報》，其子王芝琛說：「後來我看了，簡直是心驚肉跳，那就是往他自己和大公報頭上扣屎盆子啊，一盆一盆的！」有知情人士告訴過王芝琛，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曾私下指示：不把《大公報》批倒批臭，無產階級新聞觀就立不起來。（王芝琛《徹頭徹尾的新聞人》）

後來金庸曾這樣評價《大公報》：「當時在中國它是最有地位（但銷數不是很多）的報紙，對輿論也很有影響力。我從學生時代就很喜歡這樣一份報紙。後來到香港，我也在《大公報》服務。但後來它改變路線，和過去的傳統完全斷絕。」

接續民國報業傳統

我們可以推想，雖然《明報》（本來起名為《野馬》）一開始只是想辦成一份沒有新聞的小說小型報，但一旦出於市場敏感（據說是聽從報販建議），金庸與沈寶新決定將《明報》從四開改成對開，變成「有新聞的日報」，負責編輯部的金庸，當然會將他最為熟稔的《大公報》理念與架構，照搬到《明報》來。

民國時代的《大公報》，就理念來說，是自張季鸞到王芸生都堅持的「文人論政」。更為人熟知的「四不方針」（「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則是《大公報》自我確立的「報格」。「四不」是由「文人論政」這一理念決定的，因為文人辦報，不隸屬於政府，也不接受財團資助，只靠銷量與廣告維持，所以有實行「四不」的可能性。

中國報業，自晚清以來，就難以擺脫對官對商的依賴，1916年，李大釗曾猛烈批評中國報業「為經濟所困而呻吟於勢力者之前，仰人鼻息，以供其驅策之用」。

為了實現獨立自主的輿論理想，李大釗加入同人刊物《新青年》，但《新青年》卻在1917年底因為「不能廣行」而遭到出版方群益書社「中止」的威脅，如果不是碰上五四運動大潮，這份銷量不佳的同人刊物照樣岌岌可危。

第一份沒有政治背景，能靠自身盈利維持的報紙，當屬邵飄萍的《京報》。

《京報》的成功，正是依靠邵飄萍個人言論的力量，如他在五四運動前夕大聲疾呼「必使政府聽民意」，更重要的是，邵飄萍「十分重視利用和依靠社會力量」，自己擔任北京大學新聞學講師，並創辦《京報副刊》《莽原》等23個副刊，有效地建立了文人集團與公共輿論之間的聯繫。正是遵循邵飄萍的榜樣，1926年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聯手創辦新記《大公報》，讓「文人辦報」「文人論政」成為現實。

不過，張季鸞抗戰時在《抗戰與報人》一文中明確指出：中國報紙正從清末民初的「英美式的自由主義」的「文人辦報」逐漸「循著資本主義的原則」過渡到「商業化」的「大規模經營」。他認為，「此種商業性質，其本身限制了言論自由，但因經濟雄厚之故，對於報人職業的獨立，卻增加了保障」。

金庸身在《大公報》十餘年，耳濡目染，對民國報業發展的歷程不可能一無所知。事實上，看《明報》創辦之後的方針與道路，與上述民國報業的路徑大致相符。

金庸自己出身左派《大公報》，但在《明報》創始之初，便在社評中反覆強調「立場超然」，如1959年10月16日社評：「本報自稱不左不右，絕對中立??（香港報紙）真正中立者惟《明報》一家。」後來又更明白地說明「我們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反共人士」（1960年2月21日社評）。1963年，金庸更是提出了「明辨是非，積極中立」，並解釋道《明報》「乃是站在中國人的愛國立場，對中共和國府的施政一視同仁地對待，凡是有利於國家和老百姓者，我們讚揚之，有害於國家和老百姓者，我們反對之。如果國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發生矛盾之時，我們以老百姓為重」（1963年1月17日）。

終於還是「文人辦報」

《明報》初創，並非有什麼宏圖大志，金庸與沈寶新都很現實地把賺錢放在第一位。如開設股評版、馬經版，大登明星八卦與情色兇殺新聞，而且每逢銷量下滑，便放出更多的艷照艷聞這一法寶（沈寶新唯一堅持的報格，是《明報》不接受色情廣告）。

依照金庸的本意，《明報》應該像《成報》那樣辦成「粵港報紙」，所以《明報》從語言上，無論社評還是小說，都刻意地使用並非金庸等撰稿人熟悉的粵語。金庸在早期小說如《書劍恩仇錄》《碧血劍》中，即摻雜了不少的粵語辭彙。《明報》初創，社評里也出現過「系嗰部近代歷史讀起上嚟最為冇癮，唔系割地，就系賠款，又或者派大臣登門道歉，嗰時做正中國人，真系衰之極矣」這樣風格的詞句。

這也是從晚清報紙起就喜歡玩的花樣。不過《明報》的方言特色也堅持不下去。這說明金庸辦報，本土化並非他的優勢所在。他的優勢在於承繼大陸的「文人辦報」傳統，以及由這種傳統發展出的「新聞自由」「文人論政」「積極中立」等等特色。

其時的香港，也正處於人口急劇膨脹、經濟即將起飛的當口。經濟格局的定型，法治社會的建立，意識形態的衝突，都在這塊小小的土地漸次展開。《明報》的創立，如果刨去它與香港大部分報紙的共同點，它的特色，還是在「文人辦報」這一點上。

眾所周知，《明報》向「知識分子報紙」轉型的標誌性事件是1962年的「五月人潮」。面對大陸逃港的難民潮流，港英政府與北京方面的共識都是「不予報道」，《明報》作為標榜中立、但與左派報紙交好的一份報紙，報道難民潮當然會頂著巨大壓力。事實上，金庸也是在編輯、記者的強烈要求下，才逐漸放開對難民潮的報道，並呼籲向難民捐款捐物，呼籲港英政府以民生為本。

這次事件，很能看出金庸作為《明報》主事人，辦報理念與性格中的矛盾之處。一方面，金庸有商人的特質（初三就曾編售生平第一本暢銷書《獻給投考初中者》），即所謂「企業家精神」，和氣生財是商家信條，尤其面對的是港英政府與左派友報這樣的連根連須的龐然大物。而另一方面，金庸身上有民國的報人傳統，即張季鸞所謂「對政治，貴敢言，對新聞，貴爭快，從消極的說，是反統制，反干涉」。金庸兩年後曾在社評中回顧當時的心路歷程：「我們明知這會得罪許多朋友，會使得我們以後一生的日子很不平安，會使我們負上許許多多的罪名。然而，《明報》刊登過許多武俠小說，我們讚揚堅持正義的心靈，難道在說了許多年風涼話之後，當自己遇到危機的時候，就去做卑鄙無恥的小人么？」（1964年12月8日）

研究金庸者，往往喜引陳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俠小說》的這段話：「同時寫作政論與小說，使得金庸的武俠小說往往感慨遙深。撰寫政論時，自是充滿入世精神，即便寫作『娛樂性讀物』，金庸也並非一味『消閑』??儒道之互補、出入之調和、自由與責任、個人與國家，在金庸這裡，既落實在大俠精神之闡發，也體現為小說政論之間的巨大張力。」加入政論家金庸的角度，固然可以豐富金庸小說的解讀，反過來，小說中的情懷，也不可能與現實政治完全區隔。

有論者總結《明報》的報業精神為四項：「高舉儒家思想」「強烈的民族意識」「崇尚自由」「反戰」。揆諸自1959年至1992年的《明報》，這四項大體成立，但考察具體的新聞個案，則該四項精神未必沒有扞格之處。如在《明報》與左派報業「要褲子還是要核子」的論戰中，《明報》「寧要褲子，不要核彈」的立場，當然有儒家「民胞物與」的影響，但在對方看來，卻是置民族大義於不顧，「惡毒反華」「大發其污衊祖國的妖論」；再如金庸對自由的崇尚與追求盡人皆知，一曲《笑傲江湖》傾倒萬千讀者，「五月人潮」事件中反對港英政府，「文化大革命」中屢屢批評北京，都被稱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表率，然而1960年台灣當局拘捕《自由中國》發行人雷震，製造震驚中外的「雷震案」，台島內外自由主義者紛紛聲援，胡適只因保持沉默，便招致諸多自由主義者不滿，認為有損胡適晚節。金庸身處港島，並無政治壓力，卻主動支持台灣當局，認為「如雷震之徒，儘管捉之」（1960年9月6日）。究其因，是金庸認為雷震「受美國人之大力支持」，「主張由美國人監督中國內政，又主張成立『中台國』」，他支持台灣當局逮捕法辦雷震，是出於「強烈的民族意識」，而將「言論自由」放在了一邊。即如《明報》在成名之役「五月人潮」報道中，既反抗港英當局與左派報紙的新聞封鎖，也時時要求讀者「顧全大局」，反對與港英當局的當面暴力衝突。金庸個人辦報理念與政治思想的矛盾之處，讓《明報》的立場隨時勢而移易，並非一成不變。

「一人報紙」的利弊與困境

雖然張季鸞提出中國報業當向商業化的大規模經營轉化，但從邵飄萍到張季鸞，再到王芸生，民國最典型的報業運作方式仍是「一人報紙」。如王芸生經常說：「《大公報》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公報》。」

《明報》「五月人潮」報道的逆襲，雖然有記者與編輯施加壓力的成分，但最終大規模報道的決策仍然出自金庸獨斷。縱然《明報》後來已經成為香港最有影響力的報紙之一，員工多達600人，金庸仍然牢牢控制著「社評」與「副刊」兩大塊。

大部分社評由金庸親自撰寫，聯繫知識界的副刊，編輯既無約稿權，也無退稿權，連作者稿費都是金庸一言而決。1989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4位研究生曾去函香港多家報社，指傳媒為「社會公器」，老闆不應私用社評來闡釋自己立場。然而金庸回應說：「報紙是股東的私有財產，不是公眾的公器??報社內員工與老闆只有僱工與僱員的關係，沒有新聞自由的關係。新聞自由是報社對政府當局爭取的，不是員工在報社內爭取的。」

金庸更在私下舉《泰晤士報》《紐約時報》《時代周刊》等世界知名報刊為例，強調「全世界不論資本主義社會或共產社會中，並無哪一家傳媒的工作人員可享有獨立的『新聞自由』，作此解釋者，新聞工作人員自抬身價的幻想而已」（《金庸與〈明報〉》）。

金庸創辦《明報》之初，心儀是某種「家庭式」的報社架構，「大家最好像一家人般住在一起，所有員工都是家庭的一分子，工廠和住宅都在一起」。這或許是他初來香港時《大公報》類似的管理模式影響所致。金庸與沈寶新又鼓勵員工在報社內部兼職，一人開兩三個人的活兒，拿一個半人的薪水。員工長期沒有規制的福利與保險，但有急事可以找金庸和沈寶新借錢，以致很多員工稱沈寶新為「老豆（老爹）」。金庸與沈寶新分工明確，一人管編輯部，一人管經理部，很多人都說這對搭檔是張季鸞、胡政之的翻版，也即繼承了「文人辦報」和「同人報」的報業傳統。

然而，《明報》越做越大，有集團化的趨勢。金庸像諸葛亮一樣事必躬親，自己殫精竭慮不說，確乎難以為繼。金庸對此事早有知覺，曾有言曰：「《明報》內部所有的人只聽我一人的話，可以說是成功，也是失敗。成功是效率高，要辦什麼馬上可以辦到；失敗是我離開了，事情就辦不成了。」

從金庸1989年卸任社長，只擔任集團公司董事長，另組行政委員會，到1991年3月22日明報企業有限公司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再到當年年底把《明報》賣給於品海，金庸一直希望《明報》能擺脫「一人報紙」的困境。他反覆強調：「報館由一個人控制，一個人死了，報紙就不能生存；要是制度化了，即使個人被暗殺，報紙還是可以營運下去。」「我要使《明報》公眾化，讓許許多多人來參與，否則我一旦死了，《明報》四分五裂，就此垮台。」

自1992年起，《明報》已很難稱為「金庸的《明報》」，但金庸心心念念的「制度化」「公眾化」卻未見真正地實現。《明報》的銷量與影響力均大不如前，再也不能像前30年那樣，在華語輿論場掀起風潮。雖然與輿論環境的變化不無關係，但《明報》脫離金庸的控制之後，不僅沒走上「最好的中文報紙」之路，反而喪失了鮮明的「一人報紙」特色，淪為各方面都相對平庸的大眾報紙。

民國報業「文人辦報」「一人報紙」的特色，適合當時輿論界低成本、低門檻的特點，比較容易讓有識有才之士，完全發揮自己的獨特資源，贏得巨大的影響力。而在資本競雄的21世紀，報業的形貌與運作都有著質的變化，信息的碎片化傾向，新媒體的崛起，「讀者」向「用戶」的轉變，都讓金庸式的憑一支健筆白手起家，成為再難復現的神話。

放在世紀為尺度的中國報業譜系內考察，金庸的《明報》，誠可以稱為「最後一份民國報紙」。自此之後，沒有一份報紙會跟一名文人再有如此密切的關係，也沒有一份報紙能夠30年保持主事者的個人特色而不變。一段歷史的終結，讓人唏噓感慨又無可奈何。（文/楊早）

請您繼續閱讀更多來自 人民網 的精彩文章:

※李鴻章出訪，美國的一份報紙嚇得他不敢回國！
※甲午戰爭後，日本也想廢除漢字，結果報紙登出來，國民都尷尬了
※甲午中日戰爭結束後，日本不想再使用漢字，報紙刊登出來後，國民很是尷尬
※中國最早的一份報紙，罵過康有為譚嗣同，最終被一女人腰斬
※紅軍長征期間曾出動開國上將只為獲得一份報紙
※將手電筒對準報紙，隨後的情景讓人後退幾步
※美國歷史上最高調的罪犯，寫信求報社上報紙，FBI束手無策
※國外報紙頭條罕見出現：中國，強國崛起！
※看完民國報紙的標題黨，說三國小編跪了
※一開國中將冒充國軍，「搶」了一張報紙，竟意外改變中國歷史走向
※誰是「中國新聞報紙之父」？
※他留學於日本，回國後，為何能讓一份報紙起死回生
※中國的報紙最早出現在這個時代，你一定想不到！
※從「社會公器」到「報紙救國」——抗戰前後我國報紙媒介身份的變化
※看完民國報紙的標題黨，小編跪了
※民國報紙的標題，絕對甩出當今標題黨好幾條街
※外國報紙曝光慈禧出殯時場景，震撼又恐怖，外國人都感嘆世間罕見
※甲午戰爭後日本要廢除漢字，廢除聲明刊登到報紙後，全國人民都臉紅了
※慈禧指婚，英國報紙即斷言光緒之後誰做皇帝，只猜錯一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