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身佩雙劍的日本「讀書人」感嘆大清文弱

高杉晉作

1862年，23歲的高杉晉作來到上海。高杉晉作幼讀私塾，精通劍術，在「軍艦教授所」學習航海術，大力提倡西學。這年，幕府派出商船「千歲丸」，前往上海進行貿易，高杉晉作隨船前往。

他到書店去購買陳化成（抗英名將）、林則徐兵書，店主卻向他推薦《佩文韻府》。此店主號稱知兵，於是兩人筆談起來。高杉問：「貴邦與俄羅斯和親最好，近世之事情如何？」店主道：「俄羅斯國在鄙國通商，感我朝厚恩，所以助兵助餉之舉，和親之說，想是齊東野人語耳。」

高杉嘲諷道：「口唱聖賢之語，身為夷狄之所役，齊東野人。真齊東野人耶，嗚呼！浮文空詩何足當，目無一丁字兵卒，可嘆可憂。」他感嘆中國知識分子陶醉於空言，不尚實學「口頭盡說聖賢語，終被夷蠻所驅使」。

使節團中的一名下層武士峰潔，在滬上目睹清軍狀態後，便聲言：「若給我一萬騎，可縱橫南北，征服清國。」不久，高杉晉作締造了日本第一支近代化軍隊「奇兵隊」，成為倒幕戰爭的主力。

當時的日本還相當落後，中國則已經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即將進入「同治中興」，但日本使節從上海一個剖面，輕易地看透了中國的內在問題。他們觸及到了一個相當嚴峻的事實：中國社會，尤其知識分子們有著病態的「崇文抑武」。

文弱，正是中國知識分子與日本知識分子最大的差別之一。日本的知識分子缺少像中國皇帝那樣的大主顧，可以對士人進行「統購統銷」，於是乎保持了尚武的舊習，在日本「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備矣」。日本「讀書人」居然身佩雙劍，給來訪的大清學者們極大的震撼。

「崇文」與「尚武」的分歧，造成中日兩國知識分子在向西方學習過程中的巨大差異，在被西方的「船堅炮利」所震撼後，中國比日本更早地獲得了製造西式槍炮的人才和技術，但卻嚴加控制，擔心被「盜賊」所用，繼續秉承秦始皇收天下之兵的光榮傳統。日本的知識分子則全身心地參與到西式武器的研製中，新式槍支和火藥的製作方法傳入日本後僅十二三年，日本全國已有萬支步槍。書生研究殺人利器，且「槍支泛濫」，這在全面禁止民間持有武器的中國是不可思議的。

在西方壓迫下率先覺醒的日本知識分子，將民族救亡作為首要目標，兵學因此成為顯學。他們面前既沒有金榜題名的胡蘿蔔，後面也沒有莫談國事的大棒子，加上明治維新前後大量武士轉變為知識分子，日本知識分子群體便具有了濃烈的陽剛氣息。甲午戰爭期間，日本出了不少「儒將」，能打仗、能打勝仗，還能寫一手漂亮的漢詩，寫起中文告示來把自己堂皇地包裝為仁義之師，忽悠水準絲毫不亞於中國的刀筆吏。日本知識分子成為政權的核心力量，有足夠的權力對全國資源進行動員和運用。反觀中國，以李鴻章為代表的「辦事者」，主要精力放在了對付翁同龢為代表的「鍵盤俠」的冷嘲熱諷。

伊藤博文

甲午戰爭時，日本從執政團隊到前線的中高級軍官，幾乎是清一色的海歸團隊，即使沒有留過洋的一些陸軍將領，也都接受了良好的西方軍事訓練，受過近代教育。中國方面則從李鴻章開始，多是從未跨出過國門的「土鱉」。日本的決策層年富力強，伊藤博文時年54歲。中國決策層相對老邁，李鴻章當時已經是年逾七旬的老翁。這簡直就是旭日帝國挑戰老大帝國的生動寫照。

硝煙尚未散盡時，伊藤與李鴻章在馬關開始談判。在國家利權爭奪外，雙方也涉及了很廣泛的話題。伊藤建議大清 「必須對明於西學、年富力強者委以重任，拘於成法者一概撤去」，當他說這話的時候，他留英時期的好友羅豐祿、伍廷芳也正襟危坐在李鴻章側後。當年的英倫同窗，如今一方貴為政府首腦，另一方還是幕僚。據說李鴻章對此亦深有同感，回國後奏請將羅、伍二人起用，分別出使英、美。但終其一生，二人與昔日同學伊藤在功業上終究難比。

這種個人命運的差別，或許正是兩國知識分子命運的戲劇性對照：燕雀繼續在朱門之前輾轉賣唱，鴻鵠則在高天雲端振翅飛翔。（文/雪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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