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文化——老子的道治思想

《老子》一書談的是老子的道和道治思想。書中將社會統治手段分為道治、知治、禮治、法治和物治。道治是無為而治；知治是用規定的德、仁、義進行教化的統治手段；禮治是教化加強制的統治手段，法治是暴力強制的統治手段；物治是用經濟手段進行統治。社會統治應以道治為本，其他統治手段擇宜輔之。

一

《老子》一書五千餘言主要是談老子的道和道治思想。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說：「《老子》一書，其幾乎可一言以蔽之。噫，崇本息未而已矣。」老子推崇道，認為道是一切之本，德、仁、義、禮等是末，是道的外顯，是人為的規定。

老子提倡的道、德，與儒家提倡的道、德不同。儒家之道、德，是人為規定的道、德，均可獨立存在，有固定的內容，可以說什麼是道什麼是德。而老子所談的道、德，是本然之道、德，沒有固定的內容。他認為道是事物的生成方式，德是道的外在表現。因此道、德都不可獨立存在，道與物相依存，德與道相依存。

「道生萬物」是說道是萬物生成的方式，而不是說道是萬物生成的本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41章，本文所引《老子》章句多從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乙本，有些字句與通行本章句不同。章節號為通行本《老子》章節，以下引文只注章節號）「道生一」是說「一」的生成方式是「道」，而不是說「一」的生成本原是「道」；同樣「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生成方式都是道。道不是萬物的本原，而是萬物的生成方式。萬物都是通過「道」而生成。道不是實有之物體，而是萬物的生命軌跡。一粒小麥結出一穗小麥，其生成的本體是小麥，其生成的方式是「道」。「道生萬物」是從其生成方式而言，而不是指生成本體而言。道是事物的生命軌跡，無物則無道；德是道的外在表現，只能從道而不能獨立存在。

老子提倡從道，他說：「孔德之容，唯道是從。」（21章）王弼釋「孔」為「空」，孔德就是老子提倡的德，沒有固定內容的德。孔德的表現，是從道而行的本然表現。老子說：「道生之、畜之、長之、遂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弗有也，為而弗寺也，長而弗宰也，此之謂玄德。」（51章）帛書本無「德」字，通行本寫為「道生之，德畜之」，加一「德」字，就嚴重歪曲了老子的思想。從道是自然之行，從德就是有意為之。老子說的貴德，是貴自然之表現。人為認定的德，不是老子提倡的「孔德」而是「玄德」。「生而弗有也，為而弗寺也，長而弗宰也。」這樣的行為如果是道的自然表現，就是老子說的「孔德」；如果把這樣的行為作為高尚的標準去要求人，這「德」就不是老子所說的德，而是儒家所說的「德」，老子稱這樣的德是「玄德」——被玷染之德，人認定的德。「玄」是染黑的絲，「素」是本色的絲。因此老子提倡見素抱樸，而反對「玄德」。

儒家之德是規定好的，老子所說的德，只是循道的自然表現，而不是人為的認定。凡認定的道德、提倡的道德，都不是老子說的道德。

二

帛書本《老子》在開篇說：「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也，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上禮為之而莫之應也，則攘臂而乃之，失道矣。故失道矣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38章）

老子這段話指出了社會統治的主要手段：知治、禮治、法治、物治和道治。

知治是用規定的德、仁、義進行教化、說教。老子說：「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漢代嚴遵《道德真經指歸》注「前識者」為「預設然也」，「前識者」就是事先設定德、仁、義，沒有做就先有了標準、規定，因此謂「前識」，這「前識」就是「知」，利用前識——事先認定的德、仁、義來治理社會，就是知治。

知治是統治者制定德、仁、義進行教化、說教。知治的最初形式是德治，如三皇五帝時期，推崇的是聖人，因此中國古代才會出現典型的統治權交接形式：禪讓制。「禪也，上德，授賢之謂也。」（郭店楚墓竹簡《唐虞之道》）「上德」就是「尚德」，崇尚德。老子說的「上德」「上仁」「上義」就是「尚德」「尚仁」「尚義」，即崇尚德、崇尚仁、崇尚義。崇尚的德、仁、義都是人為認定的，是「前識者」，是「知」。崇尚之「德」是人為認定的良好表現；「仁」是全德之稱，具備所有的道德為仁；「義」字古文寫為「義」，從羊從我。「羊」表示「善」義，「我」表示自己。自己認為該做的善舉就是「義」。

義是自己認為該做的，而禮是社會認為該做的。可以說義是個人私德，禮是社會公德，因此禮具有強制性。

禮是對人們日常言行的規範。因為禮規定的是如何說話、如何做事，因此需要教化；而禮又是社會認定的公則，是必需遵循的，因此又有強制性。

知治是教化的統治手段，禮治是教化加強制的統治手段，法治則是暴力強制的統治手段。

禮治和法治都是要人必需遵行的，都依靠軍隊、警察、監獄等國家機器進行強力統治。禮治和法治的根本區別是著眼點不同，禮制定的是人應該怎麼做，「禁之於未然」，先進行教育，使人知道怎麼做而照做；法制定的是人不能怎麼做，「禁之於已然」，是在事情發生後進行懲罰。

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篇》）孔子這段話說的就是法治和禮治的不同。法治「齊之以刑」，是「道之以政」，主要依靠政令、武力為手段；禮治「齊之以禮」，是「道之以德」，主要依靠教化為手段。禮治是「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強制）」（《論語·為政》）法治則是「舉惡而教，行之則懲。」

孔子重仁，孟子重義，荀子重禮，韓非重法。由重內在而重外行，由重禮而重法，由教化而進入強制，這是儒家師承的必由之路，是荀子、韓非師徒的必然之路。

「攘臂」是法治，指用暴力手段強制執行；「乃之」是物治。「乃」字形是人乳房的側視形，是「奶」的本字，指人所必需的生活物質。「攘臂而乃之」是「棍棒加胡蘿蔔」的統治方法，棍棒是法治，胡蘿蔔是物治。

物治是採用經濟手段進行社會統治。「食色性也」，對物質的追求是人的本能。物治的手段主要是採取「尚賢（寶）」「貴難得之貨」「見可欲」（3章）等，激起人們追求的慾望，通過掌控這些資源而達到統治社會的目的。

三

王弼說老子「崇本息末」，本是道治，知治、禮治、法治、物治是末。「息」不是停止也不是取消，而是擇宜而用。

老子不提倡知治，他說：「故曰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也，以其知也。故以知知邦，邦之賊也；以不知知邦，邦之德也。」（65章）「為道」就是規定德、仁、義，以「知」治民。以知治民，就限制了百姓的思想，因此說「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也，以其知也。」意思是百姓之所以難治，原因就在於用「知」治。「其知」不是說百姓智慧，而是說統治者用「知」治。

老子認為知治是人心複雜、人性變壞的根本原因。只要定出什麼是真善美，也就有了假惡丑。因為在教人美的時候，實際也等於教人丑；教他善的時候，也等於在教他惡。老子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有無相生也，難易相成也，長短相形也，高下相盈也，音聲相和也，先後相隨也。」（2章）美醜、善惡、有無、難易、高下、先後都是比較出來的，並不是本然的狀態。人經過教化後，也就無法保持本然的真善美。如果沒有美善之分，也就沒有醜惡。老子說：「含德之厚，比於赤子。」（55章）人類本性具備了高尚的品德，知治反而扭曲了人性。

老子為什麼反對禮治為本？禮是規定的社會準則，是人必需遵守的。不管你心情如何，都要按照禮的規定來做，那麼照禮做出來的可能就是虛偽的，這就不是忠信。因此老子說：「夫禮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也。」（38章）老子認為禮的制定，使人們缺乏忠信，是社會出現亂象的原因。

法治更不足以為統治之本，老子說：「民恆且不畏死，奈何以殺懼之也？」（74章）暴力手段不是治國的根本。「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於天下。」（30章）「夫兵者，不祥之器也。」（31章）暴力永遠都不是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

老子也反對物治為本，他認為：「不上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不亂。」（3章）蔣錫昌《老子校詁》說：「《說文》：『賢，多財也；從貝從臤。』不尚賢，猶不尚多財；與下文『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一律，皆指財物而言。《敦》本『賢』做『寶』，蓋為後人旁註之字，不尚多財，則民不爭。」「可欲」是指富貴、榮譽、權力等。

老子不提倡物治，因為物治使人心混亂。但他並不反對人民過豐富的物質生活，他強調「實其腹」「強其骨」（3章）「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81章）

《易·損》說：「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知治、禮治、法治、物治各有其弊，只可擇宜而用，而不可為社會統治之本。

四

道治是遵循自然、科學發展，「虛其心」（3章，對心靈沒有太多的約束、壓力）而存本然。知治、禮治、法治、物治是治末，而道治是治本。始基為本，「夫唯道，善始且善成。」（41章）道治注重始基，注重治本。

用一個詞概括老子的道治思想就是「無為」，「聖人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2章）「無為」不是不為，而是為「無」而為。

「無，名萬物之始也；有，名萬物之母也。」（1章）「無為」就是注重萬事萬物之「始」而為，打好基礎，抓好根本。因為「其安也，易持也；其未兆也，易謀也；其脆也，易判也；其微也，易散也。為之於其未有，治之於其未亂也。」（56章）一切從根子改變很容易，坐大則難改。「為之於其未有」就是「無為」，「治之於其未亂」就是「無為而治」。

老子對道治打了兩個比方：「治人事天莫若嗇」（59章）和「治大國如烹小鮮」（60章），都是指打好根基，然後任其自然發展。

老子說：「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嗇，是謂早服。」「嗇」通「穡」，指種莊稼。「早服」就是早耕作。土壤及早耕作，深翻曬白，可以增強土壤的肥力。土壤深翻曬白、精耕細耙、重施基肥，就能長出好莊稼。注重打好地肥而讓其自然成長，就是無為；而「拔苗助長」就是有為。治人就像種莊稼一樣，起好犁溝是關鍵。

「治大國如烹小鮮」的「烹」古意是指水煮而不是煎炒，指不必翻動而不是不敢翻動。怎樣才能不必翻動呢？選用合適的鍋、添足適量的水，烹小鮮就不用翻動，小鮮在鍋里會自然翻滾。選鍋添水是打基礎，就是無為，而攪動就是有為。

對社會統治來說，社會統治的根基是文化管理而不是物質管理。

老子說：「三十輻同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牗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11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之治也，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12章）」通行本將此段文字分為兩章，如果合起來理解，更能體現老子的道治思想。這裡說的「無」不是「無」，不是表示空虛。

老子說「三十輻共一轂」指造出輪子。因為有了輪子，這樣才有車之用，而不是說輪子有中空，才有車之用。老子說「埏埴以為器」， 「為器」而不是「為皿」，「皿」是中空的，可以盛東西。而「器」則不然，也包括了實體之物，如杵，如兵器。老子說「鑿戶牗」，「室之用」。並不是有了門和窗戶之「無」，才有「室之用」。室之用的不是門和窗。古人多穴居，動物也穴居。動物之穴與人居之穴的不同在於人居之穴有門有窗。

車、器、室是看得見、摸得到的，是「有」，因此稱「有之以為利。」五色之悅目、五音之陶醉、五味之清爽、田獵之刺激、貨物之誘惑，是看不到或摸不到的存在，是「無」。「無」不能帶來直接之利，卻有間接之用，給人精神的享用，因此說：「無之以為用。」

墨家注重「有」，強調只有獲得物質利益才是應該追求的，因此非樂；而儒家強調精神享用，因此提倡樂。老子的態度不存在褒貶，而是從治國之本末來認識。他說：「是以聖人之治也，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彼」指的是造車、造器、造室等物質之有；「此」指的五色、五味、五音、田獵、貴貨等精神享用，這是看不見的存在，是「無」，是文化。聖人之治，關鍵是文化的治理。因為人會自覺地追求物質的豐富，而不會自覺地追求精神的高尚。

文化是社會、國家、單位之根基，無為而治就是治理好文化這一根基。一個國家有良好的文化，才能有健康的社會；一個單位有良好的文化，才能和諧、發展、永續……

道治不重政績而重政效。政績往往是指看得見的物質建設；政效是指看不見的文化建設。孔子的弟子問政，孔子回答說：「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子路》）政績很快就能做出來且看得見，而政效不能很快看出來，但其影響深遠，意義重大。

老子崇本息末，認為社會統治應以道治為本，知治、禮治、法治、物治是治末，只可擇宜而用。這是社會長治久安、長遠發展的根本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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