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踢走宋子文搞金圓券，結果兩個月就破產了

文史 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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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8月19日，蔣介石以「總統命令」的形式頒布金圓券改革令。未及兩月，金圓券改革即造成了史無前例的惡性通貨膨脹，以失敗告終。從改革伊始到後來的研究，金圓券改革受到各方的質疑和批評，認為是在完全不具備改革條件下的「荒唐」之舉。那麼，金圓券改革如何從經濟規則的考量演變為政治利益強制的過程，就值得深入探討。

蔣介石踢走宋子文搞金圓券，結果兩個月就破產了

金圓券發行後迅速貶值，國民政府發行大面額金圓券。圖面額50萬元的金圓券

幣制改革決策的核心機構是行政院、財政部、中央銀行，政策的成敗自然與這些部門的主事者密不可分。金圓券改革前的短短時間內，上述核心機構的主事者曾進行過三次大換班。抗戰結束前後，宋子文任行政院長、俞鴻鈞任財政部長、貝祖詒任中央銀行總裁。但是宋子文內閣因拋售黃金政策的失敗而倒台，1947年2月，宋子文被迫辭職，貝祖詒也被撤職。張群繼任行政院長後，俞鴻鈞仍連任財政部長，張嘉璈為中央銀行總裁。張群內閣曾採取拋售敵偽產業和發行美元短期公債庫券的辦法，以圖回籠法幣。但所有這些做法並沒有遏制住通貨膨脹的速度，物價漲潮接踵而來，張群內閣也被迫下台。1948年5月，國民政府「行憲國大」後，蔣介石就職總統，改任翁文灝為行政院長，王雲五為財政部長，俞鴻鈞為中央銀行總裁。金圓券改革也就在翁文灝內閣任內「轟轟烈烈」地推行了。

蔣介石踢走宋子文搞金圓券，結果兩個月就破產了

左起：王雲五、張嘉璈、宋子文、俞鴻鈞

掌控財權大權，蔣介石謀幣制改革

蔣介石對於改革幣制的想法由來已久，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即積極推動幣制改革。1945年9月13日，時任財政部長俞鴻鈞奉蔣介石手令：「今後改革幣制發行新幣之方案及其實施之時期，希即密為研究議擬，從速呈報為要。」10月18日，俞鴻鈞即呈報了《改革幣制之準備工作及新幣綱要》，內容如下：

一、發行新幣定名曰元，其對外匯率，訂為每五元合美金一元，此項匯率，較戰前法幣價值略低，當可有助於我國對外貿易之發展。

二、新幣與法幣間應根據當時物價及匯價情形，規定比價，然後依照比價，將法幣陸續收回。

三、上項比價規定一個月後，應將新幣匯率加以複核，必要時酌予修正，隨即將匯率通知國際貨幣基金。

四、新貨幣之本位用金，但不另鑄金幣，以外匯表示其價值，輔幣分二十分，十分，五分，一分四種，以銀、鎳、銅分鑄之。

五、新幣發行權應為中央銀行所獨佔，其準備分

（1）金銀及其他國際貨幣基金會員國之貨幣或存款。

（2）優良之短期商業票據及貨物棧單。

（3）公債與國庫券。上項準備最低不得少於發行總額百分之三十五，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如有不足或超過情形，中央銀行應即運用公開市場政策及利率政策從事調整。

六、紙幣發行采彈性制，中央銀行得視社會經濟發展及準備金情形隨時調整發行額，但為防止發行權之濫用起見，應設置一發行管理委員會，中央銀行於每次調整發行額之前，應先提請該委員會審查通過，政府對於發行與準備事宜，應絕對公開。

七、設立外匯平準基金，確保新幣對外價值之穩定，對於一切正當外匯需要，盡量供應，但對於資金逃避現象則仍應與國際貨幣基金切取聯繫，嚴予取締。

八、關於外匯平準基金之運用，應於中央銀行設立匯兌局處理之。

九、新幣發行後政府一切收付民間一切交易及契約之訂立應統以新幣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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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億元金圓券與3400美元等價

俞鴻鈞認為整理幣制能否成功，要看下列三項條件是否具備：

（1）國內外運輸暢通，貿易恢復，物資方面得到接濟，後方與收復區物價獲得相當而接近之水準。

（2）財政狀況改善，不再以發行為挹注，俾貨幣對內價值得以穩定。

（3）國際收支能維持平衡，保持外匯基金不能耗竭，以穩定貨幣對外價值。顯然，在當時這三項條件都未達到，但蔣介石卻認為幣制改革可以推行。

10月30日，蔣介石就對俞鴻鈞呈交的《新幣綱要》做出批示：「辦法可予照準」，並認為新貨幣發行時似可即鑄少數金幣。財政部認為幣制改革條件不成熟，發行金幣似應從緩。時任行政院長宋子文和中央銀行總裁貝祖詒，也對改革幣制顧慮重重。因此，改革幣制的日程就被推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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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驚人的通貨膨脹下紙幣一文不值，為挽救危局，1948年8月18日，南京政府試行「幣制改革」

蔣介石顯然對此極為不滿，並藉機剝奪了長期為宋子文所把持的財政大權。蔣介石對於宋子文長期把持財政權、無視他的意見早就不滿，此種矛盾在蔣日記中多有記載。1927年1月5日：「上午與子文談話，向余辭職，軍事頻受其影響，苦痛已極，二年以來受其財政壓迫，非言可喻，與樵峯商議財政辦法。」1933年1月13日：「與子文談財政之策，苦勸其注重地方經濟，使其發展而改變向來剝削政策，彼冥頑如故，仍無法救藥，革命因彼之故，必遭失敗也。」1942年1月15日：「子文私心與野心不能改變，徒圖私利，而置國家於不顧，奈何。」

1943年10月18日：「召子文來商，……及其最後言至不可與余共事之句，余乃憤怒難禁，嚴厲斥責，令其即速滾蛋，大聲斥逐。此人實不可復教，余自十三年起受其財權之管制與妨礙，甚至其願受鮑爾廷之驅策共同打擊於余，不知凡幾。二十年復以其財政問題各種要挾，以致不能不拘胡而致黨國遭受空前之禍患。今復始以其個人私見而欲黨國外交政策以為其個人作犧牲，惡乎可，此誠一惡劣小人，不能變化其氣質也。」

1945年7月21日：「子文自俄回來，其不願負責簽約，是否有意為難，故不能斷定，但其重身輕國之行動昭然若揭，對於獨佔財政經濟之心思更不可自制矣，此實為我一生最痛苦之一事，如何使之徹悟悔改，以期其成也。」

由此可見，蔣介石對宋子文是積怨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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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北平街頭倒賣銀元的投機者

1945年7月24日，孔祥熙被解除中央銀行總裁職務，蔣介石的意見是由其心腹俞鴻鈞補缺。他在與宋子文溝通時，「明告其中央銀行總裁人選，非絕對服從余命令而為余所能信任者不可。」但宋子文堅持讓貝祖詒擔任中央銀行總裁，否則他不能承擔行政責任。蔣宋的鬥爭結果是以蔣介石的妥協告終，貝祖詒任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任財政部長並受宋指揮。

1946年宋子文黃金政策失敗以後，蔣介石便決心藉機擺脫宋子文對他的羈絆。1947年2月8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上海黃金每兩漲價至五萬餘，美鈔漲至一萬一千餘元，經濟崩潰已臨頭矣，子文害國之罪不可再恕。」蔣介石逼宋子文主動辭職，裁撤了貝祖詒。3月1日，蔣日記中有如下記載：「子文辭職行政院長，由余暫兼，實為政治轉機之鎖鑰也。」至此，蔣介石完全控制了財政大權，為幣制改革人員的調整和改革的推進鋪平了道路。

幾度走馬換將，改革計劃仍難推行

1947年3月，張群繼任行政院長，俞鴻鈞連任財政部長，張嘉璈為中央銀行總裁。蔣介石在對張嘉璈的職務尚未正式發表之時，已提出「改革幣制之從速實施」的設想。3月22日，蔣介石批准發行美元公債4.8億元，他認為接下來的步驟便是「著手改革幣制」。此後，他不斷推動幣制改革，6月份的日記中屢屢提及「發行新幣之研究」、「改革幣制之計劃」、「約公權研究發行新幣與禁用外幣令」、「改革內政與幣制」、「經濟與幣制改革新方案之督導」、「經濟與幣制之措施」、「與公權談幣制改革問題」、「改革幣制之方案」、「發行新幣制」、「幣制改革方案之督導」等，幾乎無日不談幣制改革。可見幣制改革已成為他關注的首要問題。1947年7月2日，蔣介石與張嘉璈研究改革幣制方案，討論利害得失，決定購銀制幣兌現辦法，以恢復幣信。他要求張嘉璈「速發行銀幣，俾得暫維紙幣信用，切勿再望美國借款後方整幣制，貽誤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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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13日上海《新民報》一篇標題為《蔣經國走出了辦公廳》的文章，寫小蔣初到上海「打虎」招待記者浦江遊船事。誰知一個多月後因為孔家揚子公司案失敗，蔣經國黯然離滬。上海物價隨即瘋漲，幣制改革宣告失敗

但是張嘉璈對幣制改革的態度遠沒有蔣介石所期待的那樣。張嘉璈認為要抑制通貨膨脹，必須減少中央銀行的墊款，這是美元公債庫券計劃成功與否的關鍵，也是他擔任央行職務之成敗所系、實亦政府基礎能否穩固之所系。但蔣介石否定了張嘉璈的提議。張嘉璈為此慨嘆：「我之發行公債庫券計劃，將全盤失敗，等於一場空夢。誠恐國家惡運，注在今日矣。」並且認為「我之計劃既難實行，理應掛冠以去。」張嘉璈認為購銀制幣兌現的辦法，實施的前提條件是至少舉借價值5億美元的生銀貸款。與此同時中央銀行的政府墊款，必須有限制，與財政部尤須劃分界線。若中央銀行長此為財政部附庸，予取予求，無論用金用銀，均無辦法，不久幣制仍將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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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漫畫家豐子愷漫畫《一壺酒換一斗米》，諷刺金圓券一文不值，使得民間撇開貨幣，以物易物

1948年3月12日，蔣介石以經濟險惡，物價飛漲，又召張嘉璈商量改革幣制，准將招商局、中紡公司等國有財產歸中央銀行，抵借為發行新幣基金之用。1948年4月7日，與張嘉璈談穩定幣價與改革幣制的次第程序，擬利用美援物資之收入平衡外匯與收支，先穩定物價而後改革幣制。張嘉璈所提出的減少中央銀行國庫墊款的條件當然不可能實現。非但如此，中央銀行國庫墊款日增不已，以致發行日巨，物價日漲，外匯存底日益減低，這些根本問題不解決，僅依賴於種種治標之策，等於杯水車薪。因此，銀幣兌現的方案也沒有實施，張群內閣亦未達成蔣介石所期望的幣制改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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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上海發薪奇景

1948年5月，蔣介石再度更換幣制改革人選，翁文灝任行政院院長，王雲五任財政部長，俞鴻鈞任中央銀行總裁。6月5日，蔣介石認為：「通貨膨脹已至第三期最危險之程度，僅恃外援與現金實無挽救之道，對於實物與土地貨幣乃應切實準備，以應急需也。」6月24日，蔣介石提出：「如以已有現款與美元物資為基金，而將原有通貨存儲收兌，發行新幣，何如。」6月29日，蔣介石即對俞鴻鈞指示對幣制改革與平抑物價之要旨與方法。並召見翁文灝和王雲五商議改革幣制及平定物價之根本辦法。由此可見，蔣介石對幣制改革的思路此時已基本確定。7月1日，蔣又召見翁、王、俞協商幣制與平價方針及辦法。他自己也認為「對於改革幣制與管制物價已有大體之辦法，惟在實行與準備如何耳」。

但是對於這樣的幣制改革計劃，俞鴻鈞不贊成。於是蔣介石專門約談俞鴻鈞，對他展開說服工作。據其日記記載：7月14日「下午研究經濟政策與財政問題，與俞鴻鈞討論發行新幣問題，彼已不堅持反對主張，惟能延遲時間則盡量延遲，以待九、十月間之發行，則先得我心也」。做通了俞鴻鈞的工作，蔣介石即開始緊鑼密鼓地推動金圓券出台的各項工作。7月28日下午，「審閱改革幣制具體辦法，並指示蔣經國商談經濟管制之組織與人事」。7月29日，「俞鴻鈞來見，面商改革幣制方案，晚課後翁、王、俞等來商幣制問題」。8月8日晚，「約翁文灝談經濟幣制事，決定改革幣制與管制經濟日期，注重於輔幣之兌現以增加新幣之信用，或可延長新幣之命運也，以現有各種硬輔幣，其價值五千萬元以上，而日本收回之銅質尚不在內也」。8月19日，「到政治會議提出改革幣制與管制經濟之臨時命令，討論至六時，乃作最後決定，修正幾點通過，此為三年來一貫之政策與惟一之主張，因子文、岳軍、公權、鴻鈞等皆畏縮不決，未敢執行，而今日終以事急事迫不得不由此一舉，詠霓（翁文灝）與雲五能毅然實施，亦可謂奮勇難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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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業領取金圓券工資都必須成捆

8月19日的日記點明了金圓券改革的主使者即是蔣介石，頻繁的人事變動，只在於這些人是否肯迎合、推行他的想法。金圓券改革的最終推行，除了蔣介石最終控制財政大權和人事調整，還有對立法程序的變更。1947年12月，在制訂1948年的年度總預算收支時，由於收支相差70%以上，蔣介石即臨時提出改變立法程序，授權於行政院對整頓歲收有權宜處理等六項原則。蔣介石認為「此實為對財政與政治之處理最重大之方案也」。並認為「此為補救財政惟一之道」。

1948年5月，南京國民政府「行憲國大」後，蔣介石就任總統，通過所謂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賦予總統緊急處分的特權，可不經立法院批准，直接由總統以命令頒布。這就是金圓券改革以「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頒布的原因。

先天條件不足，兩個月就告夭亡

綜觀金圓券改革決策的內幕，可見其逐步偏離經濟問題的考慮，而更傾向於服務政治的目的，這正是蔣介石本人對於幣制改革的主張，儘管當時的主事者提出許多合理性的建議，甚至是嚴重的警告，都未能阻止或改變他的想法。金圓券改革前所提出的諸多幣制改革方案都有相應的前提條件和配套措施，包括王雲五擬定的改革方案中也是如此，但這一切都不在蔣介石的關注範圍之內，他只關心藉此達到政治目的和對金銀的掠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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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緊缺，搶購成風

從金圓券改革頒布的程序來看，也不合常規，幣制改革後輿論反映「金圓券法令出台前只有極少數人了解此事，因此在一系列法令突然宣布後不僅一般民眾吃驚，而且許多立法委員和其他官員也有些震驚」。特別是立法院對金圓券發行準備監理委員會的構成及代表性提出強烈的質疑。立法委員皮以書即提出：「監理委員是由行政院聘任，所聘任的大都是上海的豪富大亨，這些人我們是不信任的，大權還是操在行政院手裡，所以監理委員會必須有立法委員和監察委員參加，然後由該委員會按月將發行準備情形公布，這樣才能使人民信任新幣，通貨才不會膨脹。」立法委員唐國楨認為：「關於監理委員會沒有人民代表參加，有之也多系官商富豪，所以我主張監理委員會一定要有民意機關代表參加才是合理。」立法委員丘漢平認為：「發行準備監理委員應該規定與財政金融界無關係的人士擔任，更不可以上海市一隅人士代表全國。」立法委員周雍能認為只有增加人民代表的成份，才能增強人民對金圓券的信心。這些質疑也是表達了對金圓券改革程序的不滿。

蔣介石曾經批評宋子文、貝祖詒、俞鴻鈞、張嘉璈等人不敢勇於任事，以推行他久已主張的幣制改革。實則是他們深諳要成功推行幣制改革應具備怎樣的條件、當時是否具備了這樣的條件。雖然金圓券改革之時，當局者也提出「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口號，可為何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就宣告失敗了？這與幣制改革的先天條件不足有很大關係，再加上沒有相應的配套措施跟進，更加劇了失敗的速度。雖然金圓券改革之時，王雲五曾信誓旦旦地預期平衡歲入歲出和平衡國際收支的希望。但在當時整個軍事、政治及經濟混亂不堪的情況下只能是自欺欺人的幻想。幣制改革一旦淪為政治強權的工具，其結果必然是偏離經濟運行的軌道而陷入絕境。

【國家人文歷史】系頭條號簽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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