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人眼中的西南聯大：國之西南有大學泱泱

來雲南大學參加文化研究工作坊，從海拔4米的上海到海拔1800餘米的昆明，有些高原反應，大把大把地吃薄荷糖提氣，同時昆明多雨又多晴的夏天令人舒暢。

每日早晨從翠湖北路南門進入雲大，拾階而上，經會澤院、走古桐道至文淵樓聽課，是一段十分美好的步行路程。腳下的石路歷經歲月早有了潤澤——從私立東陸大學、省立東陸大學、省立雲南大學、國立雲南大學至五十年代院系調整至今雲南大學的九十餘年間，多少學人在這裡倘佯，多少人、多少家庭整個的生命與這座校園交織在一起！

每日傍晚又取銀杏道、凌雲道、仕林道、儒林道等不同路徑出雲大的東西南北門，至北門街、文化巷、文林街或一二一大街，沿翠湖散步，或到臨近的雲南師範大學、雲南民族大學、昆明理工大學校園散步，有時路過雲南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大樓，傳來簡單幹凈的鋼琴聲，感到平靜愉悅。

向西南

然而在往昔、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這昆明市的西北角哪裡是平靜之地？翠湖的漣漪見證過烽火中的西南聯大歲月——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集體出走的一次壯舉。平津淪陷以後，為在抗日戰爭中保存中國教育與思想的精英，國立清華大學、國立北京大學、私立南開大學等校師生南遷長沙、又到昆明，長征萬里，在這裡建起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結束以後，三校北返，國立昆明師範學院（今雲南師範大學）在西南聯大舊址上建校，始末八年有餘。

國之西南的昆明卻也難逃戰火，日軍屢屢轟炸，物質又極度匱乏。聯大教職工薪水微薄，得靠賣字賣衣或兼工為濟。大多數教授代課領酬，另外一些人，比如聞一多擅長金石，便攬一些刻章的活計，梅貽琦、潘光旦、袁復禮三位教授的夫人還一起製作定勝糕，在昆明街頭挑籃售賣。文人飽嘗捉襟見肘之艱辛，才得以領悟人間世道之哲理——思考度日、哲學濟世，梅貽琦、潘光旦加之陳寅恪、葉企蓀四位聯大同事後來被譽為百年清華歷史上的四大哲人。

聯大歲月固是極其艱難的，卻也是格外浪漫的。在一間鐵皮屋頂教室里，雨點打下來的聲音太大，學生聽不見講課，教授遂在黑白上寫下「現在聽課賞雨」六字。梁思成林徽因大建築師伉儷則幾易其稿才為聯大設計出一排雲南地區普見的茅草房教室。華羅庚、聞一多兩家人共居一間十幾平米的屋子，華羅庚作小詩記錄：

「掛布分屋共容膝，豈止兩家共坎坷，

布東考古布西算，專業不同心同仇」。

為防集中轟炸，聯大教職員工散居在昆明各處，據說周培源前往課堂的代步工具是自家養馬，以至於大半個世紀以後我到清華大學讀書，每每經過大禮堂西南側的周培源應用數學研究中心，都有一種時空的錯覺，望先生一騎揚塵來。

國讎家恨，悲歡離合，苦難又苦難……既然向死而生，終要生得人格楚楚、文采翩翩！清華又西南聯大學生穆旦在昆明《文聚》、香港《大公報》等刊物上連續發表《合唱》、《讚美》、《防空洞里的抒情詩》等現代詩，以孤而不獨、哀而不傷的詩句宣告：

「因為一個民族已經起來……然而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聯大學生穆旦、鄭敏、杜運燮、袁可嘉等組成九葉詩派，加之教師聞一多、朱自清、馮至、李廣田、卞之琳等，又構成中國新詩史上至關重要的「西南聯大詩人群」。他們寫實又獨立於現實、探索內心又糾正小我的傷感，在現當代中國文學史上，他們「聽著狂風裡的暴雨，在燈下這樣孤單」（馮至）。

二十世紀的戰火令中國知識分子四海為家，又總是在顛沛流離的途中知識分子認識了這個世界。他從自己的書齋出走、又處處建起書齋，豈知四海不是好地方？

向田野

聯大教學物資的匱乏迫使師生走出教室到野外去開展實地教學。曾昭掄率領一隊師生從昆明出發，橫渡金沙江、達西昌，又再橫越大涼山、入彝族區，普查沿途礦產資源，記錄交通狀況——這支西康科學考察團的田野筆記為後來我國開發攀枝花礦區、建鋼鐵生產基地提供了重要資料。袁復禮帶領的地質小組前往四川興文、古藺，雲南鎮雄等地採集標本，袁復禮與馮景蘭又在西康開展地質礦產調查的過程中發現了麻哈金礦和滎經銅礦。施嘉煬帶領雲南省水利發電勘測隊開展為期兩年的勘測，最終提出雲南水利資源開發計劃，其中包括一批小型水電站的設計。人文學者也走向了田野——聞一多調查西南地區民族民俗，以此研究《楚辭》並完成《楚辭校補》；羅常培則在雲南少數民族地區開拓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新領域，諸諸。

田野調查也成為了聯大師生相攜相扶、苦中作樂、保有情趣的途徑。今天再看諸先生的相片，皆容貌堂堂、風神俊雅，國讎家難竟絲毫不曾寫在臉上。

在聯大時期，馮友蘭完成《新理學》，陳寅恪完成《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湯用彤完成《漢魏晉南北朝佛教史》，華羅庚完成《堆壘素數論》，吳大猷完成《多原子分子的振動光譜及結構》，張青蓮完成《重水之研究》，趙九章完成《大氣之渦旋運動》，孫雲鑄完成《中國古生代地層之劃分》，馮景蘭完成《川康滇銅礦紀要》，馬大猷完成《建築中聲音之漲落現象》……泱泱大學之包容之通達既使得文法理工諸學科兼修共建，又令清華之嚴謹、北大之自由與南開之活潑在這國之西南彼此潤長。

回中國

今天的雲南師範大學門牌上仍鐫立著朱光亞題寫的西南聯大校訓「剛毅堅卓」四字，這位中國「兩彈」元勛是西南聯大1945年的畢業生。1941年，湖北少年朱光亞考入西遷至重慶的國立中央大學物理系、受到科學啟蒙，次年西南聯大在重慶招收插班生，轉學後的朱光亞又先後受教於周培源、趙忠堯、王竹溪、葉企蓀、饒毓泰、吳有訓、朱物華、吳大猷諸位先生。抗戰結束後，國民政府派遣物理學家吳大猷、化學家曾昭掄、數學家華羅庚三位科學家赴美國考察原子彈研製技術，吳大猷攜助手西南聯大物理系助教朱光亞、西南聯大物理系大二學生李政道同行。

留美五年，歲月坎坷，朱李二人漂洋過海、甫一登岸便被告知美國科研機構不向外國人開放，加之國內局勢變化，考察組就地解散，朱光亞轉而進入密執安大學學習並終獲原子核物理博士學位。1950年朱光亞牽頭撰寫《給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又得50餘位留美中國學生聯名署名，號召海外留學生回到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投身祖國建設：

「同學們，我們都是在中國長大的，我們受了20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種過一粒米，不曾挖過一塊煤。我們都是靠千千萬萬終日勞動的中國工農大眾的血汗供養長大的。現在他們渴望我們，我們還不該趕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長獻給祖國的人民？是的，我們該趕快回去了。」

文人長征，跋山涉水，向西南、向田野、向世界、又回祖國，為「剛毅堅卓」四字寫下註腳，也抵住戰火維繫了中國大學教育之命脈。

在雲南大學研修期間，我每日早晚都到臨近的翠湖散步，有時吟陳寅恪《昆明翠湖書所見》，想反倒是那被迫出走的西南聯大歲月，成就了自由思想、大學泱泱啊！

研修結束之時，或許是喝了許多雲南小粒咖啡，我的高反癥狀已經消失，離昆明之前，到文化巷再喝一杯，草讀雲大郭建斌教授贈書《尋找「格桑梅朵」——西藏昌都地區流動電影放映田野研究實錄》。在作者序中，他說進了田野才知道，原來格桑梅朵並非一種具體的花，而泛指西藏高原上生命力最頑強的、美麗而不嬌艷的野花；他說田野筆記也不是思考本身，而是思考的軌跡。那麼，知識分子所追求的真理是一種具體的存在么？真理亦或者是一次次心懷真摯與悲憫、自覺又孤獨的探索？文人出走、萬里流浪又歸來，不是真理本身，至少是追尋真理的軌跡吧！翻至該書後記，熱淚盈眶：「前後三次田野之旅……無論遠近，母親都一再地叮囑：平平安安地去，平平安安地回」。

就此合頁離滇。平安，國之西南，再會！（文/徐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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