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黑暗王國里，反抗即責任

以魯迅為主角的話劇《大先生》

7日晚上，毛澤東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接見上海文教工商界代表人士，並舉行座談。席間，翻譯家羅稷南向毛澤東發問：「主席，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魯迅么——」毛澤東略微動了動了身子，爽朗地答道：「要麼被關在牢里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

書稿校改完畢，翻開當日的《南方周末》，恰好見到黃宗英回憶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的文章。

1957年7月，「反右」運動風雲初起。

7日晚上，毛澤東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接見上海文教工商界代表人士，並舉行座談。席間，翻譯家羅稷南向毛澤東發問：「主席，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魯迅么——」毛澤東略微動了動了身子，爽朗地答道：「要麼被關在牢里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

文中所載，最早見於周海嬰的《我與魯迅七十年》一書，文字略有出入，對話內容是一致的，但不久，這段故實即為學者所否認，以為證據不足。而今，「現場」中人站出來說話了，何如?然而事實又開出了另外的難題：果真如此，應當如何解釋毛澤東關於魯迅的前後論述的矛盾性?如何確定魯迅在中國政治革命中的基本立場?

對於魯迅，毛澤東從來是既有讚揚，也有批評的。抽象的讚揚如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中的「文化英雄」和「三個家」的論斷，魯迅逝世周年在延安作的新「聖人」的演講；具體的有論魯迅的晚期雜文、《阿Q正傳》、《自嘲》詩等。毛澤東橫空出世，雄視古今，從未如此高度評價一個人，因此很自然地被一些大學者和小丈夫當作「神化」魯迅的濫觴。對魯迅的批評則相當婉曲，如宣告「魯迅的雜文時代」已經過去的講話，通過對魯迅雜文所作的時間性規限，實質上否定批判的普遍意義；也有明白批評的，在給周揚的信中，就指魯迅對中國農民革命缺乏認識。由於批評性意見不多，流布範圍較小，所以不曾引起大家的注意，只記得魯迅稱說的那類「陽面大文」的讚譽之辭。其實，在毛澤東那裡，魯迅的精神遺產以其固有的價值，已然被轉化為一種文化資本。這樣的資本，同樣可以壟斷，可以流通，可以隨機使用。所謂「團結，利用，改造」，毛澤東對魯迅的態度，與他對待廣大的知識分子的態度是一脈相承的。至於「毛羅對話」中的意見，相對而言應當算得是「私見」，令人震驚的是，這私見卻被毛澤東本人公開了。

毛澤東何以在這時公開他的私見?是否出於一種文化策略的考慮，即所謂「陽謀」?對此可以存而不論。重要的是，毛澤東這個適時公開的私見，是早已形成的成熟的看法呢，抑或率爾作出的錯誤的判斷?這裡涉及一個如何理解魯迅的政治哲學的問題。

油畫《毛澤東與魯迅》，李斌作

我認為，毛澤東的判斷是準確的。他的判斷包含了這樣幾層意思：一、無論是新政權還是舊政權，對於權力，魯迅始終懷有個人主義的反抗；二、魯迅對強制性的政治思想運動是反對的；三、魯迅的反抗方式只能是寫作，一旦停止寫作便一無所有；四、魯迅是不妥協的，自然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也是不妥協的。早在二十年代，魯迅便做過一個題為《文藝與政治的歧途》的演講，從政治文化學的角度，揭示政治家與文藝家的衝突的必然性；四十年代，在延安一度「挂帥」的王實味也寫過題作《政治家·文藝家》的雜文，明顯地搬用魯迅的觀點。凡這些，毛澤東是清楚的。他的關於知識分子「兩重性」的論述，就不僅來源於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而且來源於中國的歷史教訓，以及他個人的人生閱歷和鬥爭經驗。他深知，像魯迅一樣的知識分子，本身含有反利用的成分。對於知識、觀念形態的東西，他不抱信任的態度，對它們的工具性一直保持警惕；他認為，那是可以超越階級和時代的界限，既能為革命所利用，也能為反革命所利用的。

在魯迅的思想人格的深層結構中，我們觀察到，真理、權力、自我三者形成怎樣一種互動的關係。而權力，確實是居間最活躍的因素。對於權力，魯迅同福柯的看法有相似之處，即認為它無所不在，具有很強的滲透性。權力可以通過話語進入真理，使真理異化或失效，思想的意識形態化就是明顯的例證。對魯迅來說，真理不可能是超驗的實在；它是一團活火，通過對權力——首先是話語權——的對抗，同時通過自我關懷、自我證實與自我反思，進入道德主體並有助於自身的完善。人類的真理說到底是個人的真理，與人類主體性息息相關，所謂「根柢在人」，是認知與倫理的疊合。可注意的是，魯迅自青年時代說過「悲真理之匿耀」的話以後，不復提及「真理」，甚至公然嘲笑「公理」、「大義」之類。他是堅持真理性而反對真理話語的。

發揚「魯迅精神」的宣傳畫

政治權力無疑是多元權力的核心。當魯迅以真理——「人」——的尺度審視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權力機構時，他不能不一再陷入絕望之中。雖然他呼喚先覺戰士的產生，自己卻是後知後覺，所以不斷有著蒙受「革命」的威嚇和欺騙的記錄，但也因此得以確認自己的「奴隸」身份。事實可以校正真理。現代奴隸的存在就是一個真理。魯迅以權力劃界，將社會分出權力者和無權者兩部分，又以自由劃界，將無權者分成奴隸與奴才。對於權力者，他是對立的，挑戰反抗的。他的反抗立足於自我，是個人性的，即使介入鬥爭的集體，也常常與組織——形成新的權力中心——相衝突。在他那裡，權力總是呈強勢的，控制的，壓迫性的，尤其是國家的權力。為此，他決不希圖通過國家代理的方式，利用權勢者實現自己的理念；他的理念，其實也是屬於社會而非國家的。這正是他作為公共知識分子與胡適等智囊知識分子不同的地方。

在中國，發端於十九世紀末而盛行於二十世紀初的無政府主義思潮有兩個思想成果：其一，是宣揚個人自由與個體自治；其二，提出並實行以個人為起點的社會革命和文化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接納了這兩個成果，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運動是這一激進思潮的產物。後來運動轉向了，隊伍分化了，或者高升，或者退隱，或者作新的聚合，這些都可以視作權力關係的變化，但是，權力的性質並沒有發生任何改變。魯迅這個堂·吉訶德，依然堅持自己的選擇，以個人的方式推進思想革命。其在思想文化層面上進行的社會革命，是對政治權力的根本性消解，但是，由於目標過於遠大，又是獨立進行，故而這一革命看起來簡直近於無效。學者指責魯迅只有破壞而無建設，倘從國家權力中心的觀點——「國家的理性」——看問題，自然是不無理由的。

知識分子的實際地位如何?無權者而已。從大清帝國到國民黨的「黨國」，從隨隨便便殺人到書報審查制度，知識分子的生存空間極其有限，惟靠個人的自由的抗爭。對此，魯迅是清醒的，準備充分的，所以稱作「絕望的抗戰」。他不但反對專制統治，而且反對「奉旨革命」，臨到最後，還奪「元帥」的「鞭子」，拒絕進入「統一」的「天羅地網」。一般而言，個人自由與社會責任是衝突的，魯迅卻很特別，社會責任直接體現在自由選擇上面。在黑暗王國里，反抗即責任，何況為社會而反抗。這就更難能可貴。

毛澤東在回答羅稷南的問題時，異常尖銳地指出魯迅身上突出的存在：個人主義與自由意志。其實在此，他已經有力地觸及了個人行為背後的隱形結構。然而，魯迅的自由－權力哲學長期成為禁區，即使有人論及，也都十分薄弱。而今，毛澤東以猜想的形式打破了這個禁區。我們發現，在科學研究中，猜想可能比實證準確。

顯然並不是只有中國學者會對毛與周的關係發生興趣。

1984年，著手寫作這部魯迅傳記，完成已是1989年。整個八十年代中後期，我同時生活在兩個世界——現實世界與魯迅世界——中間，感受是深切的。傳記的框架，也就是魯迅的人間性，可以說就在真理、權力、自我三者的互動關係上展開，自由與權力構成基本的內在張力。九十年代的空氣很祥和，魯迅的話題似乎頗吵鬧；至今翻檢舊作，仍然覺得沒有什麼特別需要增添的，除了根據新發現的材料訂正一處史實以外，也沒有太多的東西需要刪汰。而這，正好是自己多年不見長進的根據，很教人汗顏的。

傳記從寫成到一版再版，深獲李士非、岑桑、尚鈞鵬諸先生的關懷與幫助；出版之後，又獲不少專家與雜家的謬獎，尤其是輾轉傳來的一些無名青年的書信和電話，使我長懷感激而且不安。今年六月，安徽教育出版社唐元明先生誠邀再版，除了認真修訂，言辭的答謝實屬多餘。

是魯迅把我和眾多相識或不相識的人們聯繫到了一起。由是，我再次被告知：一個人的力量有如許偉大！

（本文選自林賢治《一個人的愛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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