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洋務運動辦了不少民用企業，但總企圖將其控制在政府手裡。企業民營是正宗，企業官營走不通。尤其在那個腐敗的官僚體制下，企業官營是死路。

作者：遲雲飛（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導）

精彩內容：

需要指出的是，清廷本應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就開始仿效西方的改革。而洋務運動是1860年代也即第一次鴉片戰爭20年後才開始，改革已喪失了最佳時機。

時至今日，我們完全可以理性、冷靜地思考：在當時條件下，要求李鴻章等改革皇權專制的政治體制，無異要求工業時代以前的人造出太空梭，是根本不可能的。

甲午戰爭之時，清軍的武器與日軍差距並不大，官兵作戰也不是完全不勇敢，之所以一敗塗地，主要問題是軍隊的體制、戰略戰術遠不如人。

洋務運動辦了不少民用企業，但總企圖將其控制在政府手裡。企業民營是正宗，企業官營走不通。尤其在那個腐敗的官僚體制下，企業官營是死路。

洋務運動之所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或是學西方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與傳統的經世觀念有一定關係。

以下是正文內容：

自1860年代起，晚清經歷了三次大的改革，即洋務運動、維新運動、清末新政。三次改革都取得了一定成績，但若以富國強兵的目標衡量，可以說都以失敗告終，也沒能挽救清王朝的滅亡。三次改革失敗的原因，已有多人論述，但筆者近幾年思考晚清改革，主要是從改革者主觀得失的角度，還是有一些心得，願得指教。

洋務運動：片面改革

需要指出的是，清廷本應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就開始仿效西方的改革。而洋務運動是1860年代也即第一次鴉片戰爭20年後才開始，改革已喪失了最佳時機。

上世紀80年代，洋務運動曾是史學界討論的熱門，當時無論批評者還是讚許者，多認為洋務運動最大的問題是沒有進行政治改革。時至今日，我們完全可以理性、冷靜地思考：在當時條件下，要求李鴻章等改革皇權專制的政治體制，無異要求工業時代以前的人造出太空梭，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僅如此，即便政府機構和人事的改革，也困難重重。我們不能苛求前人做超出他們時代的事情。另一方面，在洋務運動才剛剛開始就進行政治改革，會引起混亂，無異拔苗助長，而那個時代，中國也不具備實行所謂君主立憲制的條件。

清光緒八年(1882)直隸總督李鴻章乘「龍號」機車視察唐胥鐵路

問題不在於沒有進行政治改革，那麼洋務運動是不是就沒有問題了呢？當然不是，洋務運動還是片面改革。下面從幾個方面探討。

第一，軍事改革偏重武器。軍事改革是李鴻章等人首先做也是一直努力做的，他們覺得西洋人之所以打敗我們，就在於他們的洋槍洋炮，以為我們有了同樣的武器就可以戰勝或至少有能力抵抗侵略者。但是，其基本缺點是重武器裝備，輕人、輕制度體制。運用新式武器的同時，應該有新的戰略戰術，有新的軍隊體制，有熟悉新的戰略戰術的軍官和士兵。新式槍炮的作戰方法，與冷兵器時代有很大區別，相應的體制也要有變化，軍官士兵素質的變化，尤其懂得近代戰爭的軍官更為關鍵。但李鴻章等重視的是裝備洋槍洋炮，淮軍、湘軍武器大大改善了，但體制仍基本沿襲湘、淮軍的營制，軍官也基本是行伍出身。軍事學堂培養了一些新人才，但只能做教官，不能直接帶兵。軍隊沒有近代完善的指揮系統，沒有完備的後勤保障系統；沒有參謀部門，沒有周密的作戰計劃，作戰時大多憑指揮員拍腦袋；沒有預備役制度，戰爭時兵員不足，便臨時招募，臨時招募未經訓練的士兵根本不符合作戰需要。而同時期日本軍隊實行師團制，軍官大多從新式軍官學校產生，或者到歐洲考察過軍事，作戰思想完全更新，也就是全面近代化。中國軍隊相比之下，不能不顯得遜色。甲午戰爭之時，清軍的武器與日軍差距並不大，官兵作戰也不是完全不勇敢，之所以一敗塗地，主要問題是軍隊的體制、戰略戰術遠不如人。

第二，經濟改革偏重官辦。洋務派看到西洋人船堅炮利，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模仿製造，卻沒有深入探尋其根源，實際上，先進的軍事技術背後是先進的工業體系，更不用說工業體系背後還有科學技術和政治體制的支撐。所以，洋務運動先是「求強」，與軍隊應用新式武器的同時，就是官辦軍工企業，幹了十年之後，又提出「求富」，即辦民用企業。但是如何能強，如何能富，卻大有文章。洋務運動辦了不少民用企業，但總企圖將其控制在政府手裡。企業民營是正宗，企業官營走不通。尤其在那個腐敗的官僚體制下，企業官營是死路。那個年代的官營企業並非一無是處，它可以給社會提供許多新的東西，可以培養技術人才，但是，大多官僚化管理的民用企業效益不佳，缺乏自我發展的能力，不能形成滾雪球式的效應。要李鴻章辦江南製造局的時候就放手讓私人辦企業，顯然不現實。但是辦了十幾年以後，應該醒悟。然而清政府明白這點是在甲午戰敗以後，辦企業已經30年了，真正大力鼓勵私營企業則是在1901年新政開始以後，可惜衰弱的清政府那時已力不從心了。

第三，教育改革未建體系。李鴻章等人辦了不少新式學校，並派了至少兩批學生到海外留學（留美幼童和留英法海軍學生），但基本是專科技術教育、外語教育、軍事教育，而就長遠來講，更應該注重的是兩點：一是普及教育，二是建立新教育體系。太平天國滅亡到甲午戰爭這段時間，財政上還允許清政府做些事情，清政府卻沒有這樣做，使得新教育零星、隨意、不系統，新人才不足用，不能支撐現代化建設。

洋務運動中第一批留學幼童

洋務運動之所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或是學西方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與傳統的經世觀念有一定關係。正如許多學者指出的，經世致用理念使部分官員較快突破不能用夷變夏的思想樊籬，是近代中國人開眼看世界和開啟學西方大門的內在動力，但是經世致用理念卻也容易使洋務派官員和他們的理論家們過於急功近利，洋槍洋炮厲害便學洋槍洋炮，卻不願深究優良武器和強大軍事力量背後的東西；而且其學西洋的動力一般只限於強國禦侮，如果沒有強國禦侮的需求，那麼學洋槍洋炮、機器製造等在他們看來可能就是不必要的了。

維新變法：急於求成

甲午戰爭，中國敗於從前自己視為「蕞爾島國」的日本，又割台灣，賠款二萬萬兩白銀，可謂奇恥大辱。甲午戰後，列強紛紛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瓜分豆剖，形勢危急。民族危機促使康有為等知識人，聯合光緒帝和部分官員，發起了維新變法。如果說洋務運動的不成功是失之於緩、失之於片面的話，那麼維新運動的失敗則是急於求成和策略的失誤。

因為急於求成，維新人士沒有努力去爭取慈禧太后的支持。19世紀末的時候，慈禧太后已經掌控朝政30多年，大權獨攬，根深蒂固，無人能與之抗衡。維新派應努力爭取慈禧太后對改革的支持至少是默認，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不能侵害她的利益和權力。但是維新派只爭取了光緒帝的支持，而光緒帝沒有實權，也沒有雄才大略，所以改革很難順利推行。

不僅慈禧太后，對其他官員和社會勢力，也應該盡量減少阻力和打擊面，爭取更多的人對改革的支持至少是默認。但是維新派和光緒帝都缺少政治經驗，打擊面大，引起的震動大，致使保守派集結到一起。而對潛在的政治盟友，比如洋務運動期間改革的推進者李鴻章，維新派不但沒有儘力爭取，反而予以排斥，他們以為抓住了皇帝，就可以推行自己的理想。所以當保守派反擊的時候，維新派得不到任何有力的支持，毫無還手之力。

京師大學堂是戊戌變法留下來的唯一成果，圖為1902年京師大學堂教師在藏書樓前合影。

因為急於求成，光緒帝和維新派在百日維新期間，發布了一道又一道改革詔令，卻不管能否真正實行。比如改革科舉，廢除八股改試策論，在沒有做好宣傳，也沒有對只懂傳統學問只會八股的讀書人出路做適當安排的情況下，就貿然推行，結果引起絕大多數士人的反對，大大增加了改革的阻力。

改革必須有先有後，必須考慮社會的承受能力，以及可能引起的權力階層的反彈。改革措施不能太急，不能在短時間什麼都做。維新派急於求成，他們設想改革三年一小變，五年一大變，十年之後便可以與列強並駕齊驅，這都是書生的主觀想像。維新黨人對改革的艱巨性、複雜性和長期性估計遠遠不足，措施太急，損害了許多人的利益，引起太大的反作用力。

清末新政：雙重失誤

經過庚子事變的打擊，1901年以後清政府決心推行新政。這一次改革的力度、範圍、深度，遠超洋務運動，也超過了戊戌變法。新政取得了相當成效，但改革的好時機已經錯過。因為多次戰敗，賠款壓得財政處於崩潰境地；對外戰爭一敗再敗，政府已經威信掃地，社會不滿在蔓延。所以，新政是失卻機會後的最後努力。正是因為好的時機已經錯過，能夠延續統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而此時進行改革，難度比前兩次更要大得多。改革的再次失誤加速了大清朝的滅亡。

第一，改革措施無主次。新政開始以後，清廷把設學堂、派遊學、廢科舉、練新軍、設商部、振興實業、警察制度、新刑律等一股腦推出。1906年宣示預備立憲以後，又有地方自治、設審判廳、調查戶口、設簡易識字學塾等。這自然是在強大的生存壓力下不得已而作出的反應，但今天回過頭來思考，改革必須有先後、有主次。改革是為了救亡圖存，提高國力是關鍵，而提高國力的關鍵則是經濟發展和軍事現代化，而軍事現代化還是要有強大的經濟作支撐。因此，發展經濟應該是改革的核心和首要目標，並且需要長期不懈的努力。但是清政府在經濟還沒有顯著發展、國家財力尚十分薄弱的時候，不分主次推出了那麼多的措施，其結果是欲速而不達，甚至起到了相反效果。不僅如此，在腐敗官僚的操控下，有的措施實際是翻花樣，做姿態，或新瓶裝舊酒，效果就更是難言了。

第二，負擔加重導致民眾不滿。各種新政措施不分輕重緩急一概推出的一個結果，就是加重了人民負擔。

甲午戰敗、庚子戰敗，合計賠款白銀近七億兩，清政府的財政實已瀕臨崩潰。而大力推行新政，又進一步加劇了財政困難。辦新軍等各項新政措施無一不需要增加開支，再加上賠款負擔，可以說財政問題是清政府無法解開的死結。為了彌補財政赤字，清政府從中央到地方，都想了很多辦法，增鹽稅、增雜稅、增攤派。但雜稅的增加和各種攤派，卻招致從一般民眾到新興商人的廣泛不滿。

太平天國和捻軍被鎮壓以後，各地的騷亂、造反和公開反抗官府的行動本已大為減少，但是晚清最後十年又呈大大增加之勢，大小規模的抗糧、抗捐風潮遍地都是，湖南搶米風潮、山東萊陽抗捐風潮，更是震動全國。這些風潮預示著更大規模反抗的來臨，所謂「山雨欲來風滿樓」，清末社會正是如此。一個專制政權的存在，雖然很難獲得人民的支持，但起碼需要人民的默認和容忍，當多數人民不能容忍它的統治時，這個專制政府的末路也就來臨了。

太平天國後期的女囚犯

第三，改革缺乏堅強領導，可以說是由最不適合主持改革的人主持改革。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有高超的權力控馭能力，卻對世界的狀況缺少起碼的了解，也缺乏她的滿族祖先那樣的進取心和開拓精神。她的改革，只是在形勢壓力下不得已的行為，並且絕對不能損害她的權力。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緒帝去世後，攝政王載灃不能很好控御局勢，清廷內部矛盾重重，缺乏穩固的權力核心。這都使改革很難順利有效推行，也使清廷很難妥善處理突發事件和應付日益變化的客觀形勢。另一方面，清廷推行新政的時候，腐敗也如同瘟疫一樣蔓延開來，偌大官場，能夠廉潔自律的寥寥可數。腐敗加劇了社會的不滿，降低了清政府的統治效能，也使新政改革的成就被大大抵消。

第四，不懂妥協，不懂得調整關係。政治是爭鬥的學問，這容易理解，但政治也是妥協的學問，這一點人們很難理解也很難接受。晚清最後階段的清政府便是如此。

新政是在清政權已大大衰落的情況下進行的，這一條件限定政府必須隨時調整自己的政策，對新興勢力須做必要的妥協，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新政的過程中培育了新紳士即立憲派，也培育了革命黨。革命黨堅決反清不必說，而立憲派人雖有不滿情緒，但不到不得已，不會揭竿造反。在這個時候，需要改革的領導者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明察社會，該妥協的時候要妥協，該讓出權力就要讓出一些權力。然而到1911年，清政府不僅拒絕了立憲派立即召開國會參與政權的要求，而且出台了皇族內閣，令所有人失望甚至絕望，成了壓倒清王朝的最後一根稻草。假使清政府能取消對維新變法獲罪的康有為、梁啟超的通緝，讓梁啟超、狀元實業家張謇等三四位立憲派人士入閣，哪怕是暫時不給他們軍隊、財政等要害部門，哪怕只是裝點一下門面，社會上的不滿也會小很多，清廷的危險也就小一些，歷史有可能會重寫。遺憾的是，最後幾年掌權的少壯親貴缺少社會閱歷，更缺少政治智慧，他們根本不懂得與社會各方調整關係，以緩和社會矛盾，以為只要抓住軍隊，就可以穩坐江山，結果是社會的不滿匯成洪水，一朝決堤。

一方面改革急迫，不分主次，一方面不會調整各方關係，所以，取得很大成就的清末新政反倒加快了清王朝的滅亡。（編輯整理：李大白）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雜誌2016年第7期文章，原題為《晚清三次改革失敗原因再探》，騰訊思享會受權發布，文中小標題和圖片均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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