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做清醒之人，自省己過

儒學 07-15

《曾文正公全集》中說：「細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約有四端：曰慎獨則心泰，曰主敬則身強，曰求仁則人悅，曰忠誠則神欽。慎獨者，遏欲不忽隱微，循理不問須臾，內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齊嚴肅，內而專靜統一，齋庄不懈，故身強。求仁者，體則存心養性，用則民胞物與，大公無我，故人悅。思誠者，心則忠貞不貳，言則篤實不欺，至誠相感，故神欽。四者之功夫果至，則四者之效驗自臻。」

曾國藩：做清醒之人，自省己過

有一次，曾國藩的朋友竇蘭泉來切磋，曾國藩並末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詞氣虛吐，與人談理」。本來是一件增益學業的事，結果卻適得其反，二人不歡而散。曾國藩後來反省說：「彼此持論不合，反覆辯詰，余內有矜氣，自是特甚，反疑別人不虛心。何以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也？」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九，曾國藩去岱雲家為其母拜壽。本是喜慶之事，曾國藩出言不慎，弄得大家十分尷尬，宴席一散「宜速歸」。當天他的日記中說：

「

凡往日遊戲隨和之處，不能遽立崖岸，惟當往還漸稀，相見必敬，漸改徵逐之習；平日辯論誇旋之人，不能遽變聾啞，惟當談論漸低卑，開口必誡，力去狂妄之習。此二習痼弊於吾心已深。前日雲，除謹言靜坐，無下手處，今忘之耶？以後戒多言如戒吃煙。如再妄語，明神殛之！並求不棄我者，時時以此相責。

」

曾國藩：做清醒之人，自省己過

曾國藩的父親看到曾國藩身上的確有不少毛病，所以到湖南後便立即給兒子去信一封，曾國藩的日記里這樣談到了來信內容：

「

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節慾、節勞、節飲食。又言凡人交友，只見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鮑，明日秦越，謂我與小珊有隙，是盡人欺竭人忠之過，宜速改過，走小珊處，當面自認不是。又雲使氣亦非保身體之道；小子讀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勞逸痾癢，無刻不縈於大人之懷也。若不敬身，真禽獸矣。

」

岱雲的話和父親的來信對曾國藩的觸動很大，但這之後曾國藩仍經常犯同樣錯誤。

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九日，湖廣籍的舉人同學在文昌館舉行團拜。曾國藩當時主持會館事宜，於公於私都應儘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學，但他「陪客時，意不屬，全無肅敬之意」。他承認「應酬有必不可已者」，他如此怠慢同學，「憂悔並生」。

可是，曾國藩雖然對自己進行了檢討，卻又走向另一種極端。他有意與朋友們疏遠，認為不常在一起，反增加一分敬意。他又想到呂新吾的名言「淡而無味，冷而可厭，亦不足取」，即通常所說的「不合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吳竹如開導曾國藩說，交情雖然有天性投緣與否，也由盡沒盡人力所決定，但說到底還是人能勝天，不能把一切「歸之於數」，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積誠而致之」。因此「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從此以後，曾國藩在處事待人方面日漸成熟，自以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觀。給人留面子這一點尤其成為他待人交友的一個重要原則。

曾國藩性格的逐步完善，為人處事之圓通，還是在經歷多次磨難後。尤其是咸豐八年再次出山後，其性格大變，幾乎是換了一個人。這期間，曾國藩經歷了成敗勝負的多次考驗。

曾國藩意識到，人生固然需要有理想，有追求，但追求過分，就犯了通病，即他所說的「忮」心、「求」心。「忮不常見，每發露於名業相類、勢位相近之人；求不常見，每發露於貨財相接、仕進相妨之際。」將欲造福，就得先去忮心，所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將欲立品，就得先去求心，所謂「人能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曾國藩：做清醒之人，自省己過

忮若不去，滿懷皆是荊棘；求若不去，滿腔日即卑污。曾國藩說：「余於此二者常加克治」，遺憾的是尚未能掃凈除盡。進而他認為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曾國藩說：「人必中虛，不著一物，而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心中別有私見，不敢告人，而後造偽言以欺人，若心中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

曾國藩根據以往自己的經驗得出，克服心理障礙應當以「廣大」二字為「常用藥」，而「廣大」則是把自己看得渺小。曾國藩說：「靜中細思古今億萬年，無有窮期，人生其間，數十寒暑，又須臾耳。大地數萬里，不可窮極，人於其中，寢處游息，晝僅一室耳，夜僅一榻耳。古人書籍，近人著述，浩如煙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過九牛之一毛耳；事變萬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辦者，不過太倉之一粟耳。」

正是因為曾國藩經常把自己擺在一個渺小的位置上，以此來保持自己心態的平衡。他經常感到「我不及人者多」。即使是「不能與諸賢並論」的樊噲，他也認為有「不可及者二」。越是能看到冷己不足而又有信心的人，就越能有所長進，就越能更多地擁有別人的長處，就會有更大的成功之可能。

曾國藩：做清醒之人，自省己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