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是不是比櫻花更能代表日本文化？

「菊」、「刀」意象

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在二戰期間，受軍方委託，研究日本的國情和文化性格，以供美軍戰後處理日本事務參考，寫出迄今仍為暢銷經典的《菊與刀》。她在書中提出「恥感文化」，作為日本文化性格的特徵，以和西方的「罪感文化」相對應。六十多年過去了，其論斷始終未被顛覆，依然受到研究界和讀書界的高度認同。

本氏拈出「菊」與「刀」（劍），原意在突顯日本民族和文化的矛盾性格。根據商務印書館的中文版，她在全書中八次提到「菊」，分別為「菊花栽培」、「刀與菊」、「賞菊」、「菊花盆栽」、「菊展」（金屬線圈襯托）、「菊花上的細線圈」、「盆栽的菊花」以及「菊花可以摘除線圈」等。本氏未有一言提及許多書評作者所津津樂道之事：菊為日本皇族家紋，而主要著眼於日本人精心栽培「盆菊」，於此體現出日本民族纖細的「美意識」。「刀」則在全書中至少出現過四十七次，似乎和「菊」不成比例。本氏把「刀和菊」並列，作為書的主題意象，得出如下結論：

刀與菊，兩者都是一幅繪畫的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極其好鬥而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倔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布，忠貞而又易於叛變，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歡迎新的生活方式。他們十分介意別人對自己的行為的觀感，但當別人對其劣跡毫無所知時，又會被罪惡所征服。（商務版譯文）

一個從未涉足日本的異邦人類學者，能對日本民族悖論式的（paradoxical）矛盾文化性格，做出如此淋漓盡致、甚至入木三分的刻繪，其眼光之敏銳透徹，讓人嘆服。本來櫻花更能代表日本民族的「美意識」和集團「文化性格」，本氏當然不會不知道，她略過櫻花而徑取菊花，大概是想強調日本民族「美意識」的「文化」（人為）傾向，即非自然的「盆栽」性質。「倏忽隕落」的櫻花，幾乎不能「盆栽」，似乎也只能在野外「成林」時，才能被人欣賞，而不像菊花可以栽培出成百上千的各類品種，既可以成片遠觀，也可以單株近翫。

菊之「前生今世」

不像土生的櫻花，菊的原產地在吾中土，《禮記·月令》中有「季秋之月，鞠（菊）有黃華」，最晚周時就有了菊花的栽培，而且周人似乎對金色的菊花情有獨鍾。屈原在《離騷》中吟詠「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將菊和他最為心儀的蘭花並提，而且提及上古食用菊英的習俗。《本草》介紹「菊花久服利血氣，輕身耐老延年」的神奇功能，反映出古人對菊花具有「延年益壽」藥性的認識。到了魏晉時代，文人為了躲避險惡血腥的政治生死場，潔身獨善，紛紛遁入自然，把「雄心」消耗在阡陌林野之間。寒風料峭中「一花獨放」的秋菊，於是有了「隱逸」的新形象，最為膾炙人口的便是陶淵明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了。採下的菊花是用來「服食」的，而其期待便是「南山之壽，不騫不崩」（《詩經?天保》）了。

菊花是什麼時候傳入日本的呢？成書於八世紀中葉的《萬葉集》收錄四千五百十六首和歌，其所歌詠的植物多達一百五十七種，就是不及菊花，也許可以說明此前菊花尚未傳入日本，或者傳入而並未受到注意。成書稍前的漢詩集《懷風藻》（751）卻收錄六首詠及菊花的漢詩，天武天皇的皇孫長屋王（684-729），神龜三年（726）在送別新羅國使的宴席上賦詩：「桂山下余景，菊浦鮮落霞。」同席的公卿安倍廣庭和以「斯傾浮菊酒，願慰轉蓬憂」，其時似乎已傳菊花。但漢詩在當時是貴族修養的標誌，吟詠典故，未必是眼前實有之景物。估計是在八世紀末桓武天皇遷都平安之後，菊花作為藥草和觀賞植物，被人攜來日本，開始在華族圈內栽培。《類聚國史》卷75「歲時部」記載延曆十六年（797）十月，朝廷仿效大唐風習，在宮中舉行「曲水宴」，桓武天皇曾經賦詩詠菊。「歲時部」還記載從大同二年（807）開始，每年重陽日宮中都舉行「菊花宴」。其後嵯峨天皇（809-823在位）更對「唐風」亦步亦趨，在宮中大量栽培菊花，還仿效鍾會，專門寫過一篇《菊花賦》。其栽培之菊被稱為「嵯峨菊」，是日本「古典菊」的代表品種，其莖高挺，花蕊細長，幾十花瓣擁成一簇，上聳不下垂，白色為上品。

大唐菊花平安綻

日本的古典「菊文化」，發軔時是大唐「菊文化」的延伸。當時遣唐使攜帶回國的大唐類書《藝文類聚》，被奉為百科全書，成為引據的寶典。其八十一卷「菊」條引述《風俗通》：「南陽酈縣，有甘谷，谷水甘美。雲其山上有大菊，水從山上流下，得其滋液，谷中有三十餘家，不復穿井，悉飲此水，上壽百二三十，中百餘，下七八十者，名之大夭，菊華輕身益氣故也。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尉袁隗為南陽太守，聞有此事，令酈縣月送水二十斛，用之飲食，諸公多患風眩，皆得瘳。」這一則故事被日人稱為「菊水傳說」，據說最讓平安以來的貴族和文士憧憬，成為詩歌和繪畫的重要主題，有日版「桃花源」之稱，今天還有成百上千的商品、商店和地方以「菊水」命名，可以窺見日本古典「菊文化」的核心內容。

平安時代流行「菊著綿」的風習，即在重陽節前夜，將棉布覆蓋於菊花之上，翌日以浸透菊露的棉布拭身，據信有長壽之效，這是日本人的發明。生活於平安中期的貴族女流作家紫式部（約973-1014），曾經受到一位貴族友人饋贈「菊著綿」，她寫了一首和歌答謝，「長袖浸淫菊朝露，永壽獻贈花主人」（菊のつゆわかゆばかりに袖ぬれて花のあるじに千代はゆづらむ），相當有名。她在《源氏物語》「乙女」卷中，提出所謂「大和魂」，大概就是指這一類賦予外來文化以本地內容的創新吧。

平安末期的後鳥羽天皇（1180-1239），特別鍾愛刀和菊，據說曾經親自鍛打刀劍，把十六花瓣的菊花鐫刻為劍身銘紋，親自燒冶，後世稱其為「菊一文字」，其作品被尊為「御所燒」和「菊御作」。他還將菊花圖案製成皇家服飾和車輿的紋樣，穿著行旅，不離須臾，以呈吉祥。以後這一傳統在皇室和貴族間流傳，菊花紋飾為天皇家歷代所愛用。筆者原先以為，本氏的《菊與刀》中，既然刀菊並列，一定會把後鳥羽天皇將刀菊「融會一體」的軼事寫入，作為題解，可有「點睛」之效，結果查遍中日英各文本，惜乎皆所未及，是本氏未知其事？抑或知其事而未予採錄？不得知之。

東瀛菊文化

日本古時流傳一句成語叫「借廂取屋」，意思是借用一側「廂房」後，發現「全屋」更好，爽性一併取來，發展為自己的東西。「菊文化」傳入日本後，在很短的時間內便完成了「本地化」。菊花紋章是一例，日本中世以後逐漸發展、並成為和式園藝核心的菊花盆栽便是另一例。江戶時代興起「菊人形」，即以竹篾等編成人形框架，插上菊花，紮成各類歷史人物和故事場景，爭奇鬥豔，成為江戶園藝文化的「亮點」。至今每年金秋季節，武生、二本松和南陽三地的「菊人形」展祭活動，吸引成千上萬人前去觀覽。江戶時代還盛行「競菊」，即由兩隊人馬持盆菊亮相，逐一配上應題和歌，最後競出優劣勝負，是當今每年除夕夜「紅白對歌」的先河。菊文化在江戶的「市井化」，產生了一大批所謂的「菊細工」，即菊花園藝「職人」，他們世代相傳，形成各自的「菊藝」絕活。

江戶人留下了多種菊花園藝書，如《菊譜》（1691）、《當世後之花》（1713）、《花壇養菊集》（1715）、《扶桑百菊譜》（1736）、《菊經》（1755）、《菊花壇養種》（1846）等，其中肥後武士秀島七右衛門的《養菊指南車》（1819），被稱為「秀島流」的「手本」，成為古典菊譜的最高經典。江戶武士因為無仗可打，便寄情於養花弄草，磨練武士精神，其中最出名的便是「肥後菊」。肥後藩主細川重賢（1721-1785）借「園藝」推行其修養文化政策，他在藩府製作菊花壇，指揮手下武士一年四季栽培菊花，一直維持了兩百四十餘年，使「肥後菊」成為日本古典菊文化的最高典範，堪稱「菊道」。肥後菊壇列菊為後、中、前三排，花朵分大、中、小三輪，三位一體，體現「藩主」、「武士」和「庶民」三等系列，井然有序。花色分紅、白、黃三彩，象徵天、地、人的宇宙秩序。花蕊分平瓣、管瓣，一陰一陽，再配以左右高低，顯示儒學「仁義禮智信」的「五常」精神。

「人力」、「天工」臻於菊

李漁（1611-1680）在《閑情偶寄》卷七里提到「藝菊」：「菊花之美全仗人力，微假天工。藝菊之家，當其未入土也，則有治種碎土之勞；既入土也，則有插標記種之事；是萌芽未發之先，已費人力幾許矣。迨分秧植定之後，勞瘁萬端，復從此始矣。防燥也，慮腐也，摘頭也，芟蕊也，接枝也，捕蟲掘蚓，以防害也。此皆花事未成之日，竭盡人力以俟天工者也。花之既開，亦有防雨避霜之患，縛枝系蕊之勤，置盞引水之煩，染色變容之苦，又皆以人力之有餘補天工之不足者也。為此一花，自春徂秋，自朝迄暮，總無一刻之暇。必如是，其為花也，始能豐麗而美觀。」可據以窺見從事其事之辛勞，不過肥後武士以「藝菊」為修心養性之道，就不能辭其勞了。此外，菊花之美是「人力」和「天工」的融匯，這是中日菊文化的共通點。

在江戶時代，菊紋成為時髦飾物，開始流傳民間，廣為商家使用。到了明治初年，「十六花瓣八重表菊」（正面）和「十四花瓣一重里菊」（反面）被正式定為皇家御用紋章，作為「權威」和「高貴」的象徵，禁止民間僭用。明治天皇的生辰是當今的「文化日」（十一月三日），正是菊花盛開時節，當時民眾祝壽歌詠有「秋空清澄菊高香，佳日眾祝壽無疆」（秋の空澄み菊の香高き、今日の佳き日をみな壽ぎて）之句，見證菊花與皇族的因緣。

明治政府將「十六花瓣表菊」紋樣規定為皇家專用，作為「天皇」的政府，國家的徽章和印章也是菊紋，一直沿用到二戰結束。盟軍佔領日本後，菊花紋章作為舊「軍國」的象徵，一度從官方的飾物中消形匿跡，直到1951年佔領結束後，菊花紋章才恢復成為官方和民間的「顯眼」飾物。日本在明治時代開始發行護照，其封面居中的圖案既不是國旗的「日之丸」，也不是國花的櫻花，而是十六花瓣的菊花。今天日本人海外旅行時所持的護照上，依然印著菊花紋章。因此，可以說菊花是日本的國花，本尼迪克特用「菊」來表徵日本文化的一個側面，是再合適也不過的事了。

彼岸菊和現世菊

菊文化在日本，不僅有「世俗性」輝煌的一面，還有「宗教性」肅穆的另一面。自佛教傳來日本之後，其象徵花卉蓮花逐漸被菊花代替，除了密教秉承《妙法蓮華經》、繼續以八瓣蓮花作為「寺紋」之外，以延曆寺為總本山的天台宗系統，和以大覺寺為總本山的真言宗系統，均以十六花瓣菊花為「寺紋」。本土的神道教管生，也管死後魂靈的祭祀，就是不管「超度」死者的葬禮，於是葬儀由佛門專管，而作為佛花的菊花，逐漸成了葬禮法事的首要供花，佛壇、祭壇和墳前獻花來源，主要也是菊花。日本的喪事，有親友以花納棺的習俗，將花置於枕邊，因此叫做「枕花」，而枕花只能是一支，因此也叫「一本花」，絕大多數為白色菊花。菊花因此蒙上了陰暗的色彩，這是中日菊文化的又一共通點。

菊花從中國傳入日本，其栽培成了日本文化性格的一個寫照，菊文化體現出日本民族纖細的審美意識。戰後七十年以來的日本，「刀」被鎖入庫中，「菊」則依然年年璀璨。無「刀」可使的日本人，戰後發揚光大其「細菊工」的「職人」精神，就像肥後武士一般，把滿腔熱情投入「日本製造」之中，將國家建成巨大的經濟實體。不過總是還有不少「武士」的後裔，緬懷舊日的刀光劍影，試圖開「鎖」取「刀」，重新武裝。筆者呼喚日本的有識之士，繼踵魯思?本尼迪克特氏，多寫出一些如何抑「刀」揚「菊」之作，將民族文化中的「刀」基因永鎖庫中，而讓「菊水」長流，把日本建成真正的現代「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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