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志遠：「科學終結論」社會反思

歐陽志遠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北京100872)

收稿日期：2015-12-02

作者簡介：歐陽志遠(1947—)，四川雅安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生態哲學。

摘要：進入20世紀下半葉，自然科學重大發現逐漸稀缺。在此背景下，產生了關於科學終結的質疑。雖然該說爭論已久，但疑雲至今仍然遮蔽著科學視野。面對國家創新大勢，有必要進行系統深入的再認識，以正確制定應對方略。重大科學發現應該具有革命性、受驗性和簡單性。科學衰落的成因包括研究客體的尺度變化、研究手段的力量限制和研究主體的內質嬗蛻，其中社會因素居於主導地位。根據科學前沿的實際，研究方嚮應該由縱向「掘進」改為與橫向「回採」並舉。科學不會終結，但其進步是一個量變和質變交互進行的螺旋式上升過程。與技術不同，科學量變中包括思想積累和靈魂自潔，經歷的時間可能較長。

關鍵詞：科學;終結;社會;反思

中圖分類號：N031文獻標識碼：A

一、科學現狀

進入20世紀下半葉，自然科學重大發現逐漸稀缺。於是有人提出了科學研究是否已經到頭的質疑，其代表是霍根(Horgan，J.)所著《科學的終結(TheEndofScience)》(1997)。雖然該說爭論已久，但疑雲至今仍然遮蔽著科學視野，面對國家創新大勢，有必要進行系統深入的再認識，以正確制定應對方略。為此，須先對歷史做一簡要回顧和對比。

自1543年哥白尼(Copernicus，N.)推出《天體運行論》起，石破天驚的科學發現就接踵而至。儘管《天體運行論》是作者十分怯懦地而且只在臨終時才發起的向教會權威的挑戰，但卻顛倒了宇宙中心，顛覆了神祗地位，也點燃了科學革命的火炬。作為背景的文藝復興，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知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開創分析科學的達·芬奇(daVinci，L.)和發現血液循環的塞爾維特(Ser—vetus，M.)等，與哥白尼一起熠熠生輝。其意義還不僅在發現本身，而且在理性的崛起。

17世紀開普勒(Kepler，J.)以行星運動三定律完善了日心理論，伽利略(GalileoGalilei)以邏輯推理與受控實驗相結合的方法突破了地面事物的表象，牛頓(Newton，I.)則以天地同一的三大定律和萬

有引力定律開闢了經典力學，並因此找到了微分方法，成為與萊布尼茨(Leibniz，G.W.)齊名的高等數學拓荒者。哈雷(Halley，E.)根據萬有引力定律做出的關於一顆彗星的回歸預言，到1758年得到驗證時，幾乎整個歐洲就完全拜倒在了牛頓力學足下。力學和光學基礎的奠定，使得物理學成為自然科學的帶頭學科。

18世紀上半葉是自然科學的低谷，雖然物理學本身在18世紀沒有重大發現，但數學卻因為力學的需要得到了長足發展。任何人只要想在數學分析方面登堂入室，就不能不從達朗貝爾(d Alembert，J.L.R.)、拉格朗日(deLagrange，J.L.)和拉普拉斯(deLaplace，P.S.)這些大師的成果開始。由康德(Kant，I.)提出和拉普拉斯發展的「星雲假說」是18世紀自然科學的唯一突破。儘管康德本人不是天文學家，但它卻動搖了自然界沒有歷史的靜止觀念，被譽為哥白尼以來天文學的最大進步，許多方面在以後不斷找到根據。

經過18世紀的蓄積之後，自然科學在19世紀迎來了一個光彩奪目的時代：物理學提出了能量轉換和守恆定律，確立了麥克斯韋(Maxwell，J.C.)電磁場方程;化學突破了無機與有機界限，發現了門捷列夫(Менделеев，Д.И.)元素周期律;生物學奠定了細胞學說基礎，創建了達爾文(Darwin，C.)進化論;地質學以賴爾(Lyell，S.C.)漸變學說為標誌，第一次將理性帶進了視域。與此同時，在天才人物井噴式湧現的背景下，數學分析、近世代數和非歐幾何三大領域奇峰高拔，羅巴切夫斯基(Лобачевский，Н.И.)被譽為「幾何學的哥白尼」。

20世紀伊始，物理學界就驚雷乍響，愛因斯坦(Einstein，A.)的相對論把力學拓展到宇觀高速領域，實現了時間、空間、質量和運動的統一，並把質量和能量聯繫了起來;量子論則貢獻了有效把握微觀粒子運動的統計方法，玻爾(Bohr，N.)揭示了物質世界的波粒二象性，並升華了帶有哲理性質的互

補原理。它們都確認了實物和場的相互轉化，而且它們的結論都通過條件變化得到與經典物理學的溝通。由一系列重大命題、特別是廣義相對論關於時空曲率取決於物質分布所推出的預見都被測量驗證，愛因斯坦和玻爾因之成為科學泰斗。

20世紀下半葉，能夠與以上成就媲美的發現，應該說只有DNA的雙螺旋結構。這個發現的意義在於，結束了對生命領域的定性認識，洞開了世界另一半的大門。其後，儘管每年都有諾貝爾獎項頒發，得主所在國都在盡情陶醉，但這些成果與以上發現並不可等量齊觀，其間有實質性差異。作為重大科學發現，應該具備三個條件：

首先，革命性。歷史主義學派的科學哲學家庫恩(Kuhn，T.S.)認為，科學發展的事實是：既有積累性的進化，又有否定性的革命。科學理論不僅是許

多命題和原理相互聯繫的統一整體，而且還有其內在結構，那就是「範式(Paradigm)」。範式是科學共同體在某一專業或學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包含

世界觀和方法論。範式形成，科學就進入常態時期。在常態時期，科學家堅定地按照範式去解決難題。若有反常，即與範式預期不相符合的現象、或者無法用範式解釋的現象，科學家只是改進研究手段或調整輔助假說以消化反常，甚至就根本不理。當反常多到範式應對不暇，或者範式始終無法消化反常，或者反常打擊了範式基礎，或者社會使範式承受了巨大壓力，科學就進入危機時期。危機的終結就是拋棄舊範式、建立新範式，即科學進入革命時期。庫恩甚至認為，新範式的最終勝利絕不是理性的勝利，而是由於保守的老一代科學家死絕，範式的轉變是一代人的轉變。所謂重大發現，就是新範式的建立，是自然圖景的更改。庫恩把範式稱為心理信念，這裡有過激之處，但科學革命在世界觀和方法論上的飛躍是無疑的。

其次，受驗性。愛因斯坦在談到科學創造的自由時說過，這種自由要受到兩個原則的限制。一個是理論與經驗的一致性。〔1〕10-11卡爾納普(Carnap，R.)斷言，科學就是使經驗事實邏輯系統化的語言系統或命題系統，只有能表述經驗事實的命題，才是有意義的命題。賴欣巴哈(Reichenbach，H.)對此作了修改，認為只有可能權衡其概率的命題，才是有意義的命題。波普爾(Popper，K.)反駁說，任何科學命題都必然是普遍命題，而普遍命題是不能被經驗證實的，因為單憑經驗不能保證發生意外。雖然理論不能被經驗證實，但能夠被證偽。主張把可證偽性作為科學命題與非科學命題的分界。亨普爾(Hempel，C.G.)則持一種調和態度，他認為，用有限經驗不能斷然證實一個帶有普遍規律的假說，但一組相關事實卻可能與這個假說相一致;同樣，對一個帶有某些特徵的未知事物存在的假說，用有限經驗也不能斷然證明其錯誤。所以，理論不可能絕對地被證實或者被證偽，只能得到相對驗證。總之，理論與經驗的交集有不可迴避性。雖然與經驗有交集的命題並不一定成立，但無交集的理論至少暫時不能成立。上述觀點稱為「外部的證實」。

最後，簡單性。愛因斯坦所說的另一個受限原則是理論基礎的邏輯簡單性。關於邏輯簡單性，在其論著中能夠找到的只有這樣一種表述：理論體系包含的彼此獨立的假設或公理最少，它與理論在結構上的和諧性等價;同樣「簡單」的理論中，

對體系的可能性質限制最嚴(即論點最確定)的理論比較優越。實際上，如果擴大邏輯元素的概念外延，就可能減少元素的個數而消除邏輯上的「不統一性」，以切實把握世界。筆者認為，邏輯簡單還有兩個方面：(1)理論抽象的簡單。抽象在於分析事物外在和內在聯繫，排除假象以暴露真相;撇開次要過程和干擾因素，使主要過程剝離及純化;區別基本屬性和派生屬性，找到決定事物性質的關鍵;將理性規定綜合，從本質上完整重現事物。這是一種認識論的邏輯簡單性。(2)理論對應的簡單。新理論要成立，必須能夠解釋舊理論能夠解釋的現象，必須能夠解釋舊理論不能解釋的現象，必須能夠預見未來能夠觀察到的現象。在特定條件下，新

理論就回歸到舊理論，兩者通過對應原理達到貫通。這是一種邏輯與歷史統一的簡單性。上述觀點稱為「內在的完備」。

對於重大發現來說，第一個屬於必要條件，第二個和第三個屬於充分條件。進入20世紀下半葉，滿足這三個條件的成果確實越來越難找到，所以霍根提出科學終結的質疑，並非完全沒有根據。

二、現狀分析

霍根說，認識當代科學的轉折點是1989年對英國物理學家彭羅斯(Penrose，R.)的拜訪。談話涉及物理學的「超弦理論」，稱該理論被奉為為當代科學的頂峰。「超弦」是物理學假設的一種極其細微的弦狀粒子的名字，根據超弦理論，這些弦在10維超空間中扭曲，產生了宇宙中的一切物質和能量，甚

至產生了時間和空間。許多著名物理學家都認為，超弦理論可能會被證明為尋覓已久的「大統一」理論，有人甚至稱之為「萬物至理」。但彭羅斯卻不以為然，說他期望的答案絕不會是這個樣子。他認為，科學家不應去發明真理，而要揭示真理。真正的真理蘊含著美、真實和一種使之具有啟示力量的自明品質。關於終極答案，彭羅斯持一種悲觀態度。霍根認為，這就實際上宣告了科學的末日已經在望。

以上表述雖然只是彭羅斯個人觀點，但不意味著僅他個人持這種觀點，其意在，當代科學活動帶有明顯的乏魅性、杜撰性和繁冗性。這與重大發現的三條件正好相悖，而且至今未變。

乏魅性即平庸性。科學的魅力在於探索，追求「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精彩。技術發明也是探索，但它可以特立獨行;而科學發現則既要橫空出世，又要珠聯璧合，與原有理論的關係是辯證揚棄而不是生硬決裂。科學高峰，多有「對稱」與「對稱破缺」。「對稱」是事物通過某種中介而變化時出現的同一性;「對稱破缺」是事物通過某種中介而變化時出現的差異性。相互映襯，美奐美輪，如粒子世界的「宇稱守恆」和「宇稱失恆」。缺乏美感，難稱圓滿。時下研究人員，多無相應修養。理論賞心悅目者，概率實在不大。

杜撰性即空洞性。科學研究的起點和終點都是事實，新理論不僅要能夠解釋舊理論能夠解釋的事實，而且要能夠解釋舊理論不能解釋的事實，還要能夠預見未來一定能夠觀察到的事實。預見性是理論成立的最強證據，根據預見可以安排判決性

實驗以證明假說。由於假說與事實的相符與否還受到各種輔助條件的影響，所以亨普爾就斷言判決性實驗並不存在，但是不能因此說要求提出預見本身沒有道理。當代科學活動中，也產生了一些非同凡響的假說。許多假說雖然充滿誘惑，然而提交不出可供驗證的預見，所以只能權當天方夜譚。繁冗性即膚淺性。為了正確認識對象，首先要充分佔有感性材料，對現象進行分析鑒別，找到各種要素的內在聯繫，然後形成事物在量上和質上的規定性，再將反映各個側面的規定性按照內部聯繫綜合起來，最後形成「庖丁解牛」式的透徹把握。感性的具體———抽象的規定———思維的具體，這就是認識自然的螺旋進程。普朗克(Planck，M.)說過：

「物理世界觀在不斷的變動中其結構誠然是愈來愈遠地離開了感覺世界，相應地也就接近了實在世界。」科學不僅需要邏輯思維，而且需要形象思維。表述雲山霧罩，說明沒有深入，這是現實。

科學所以衰落，首先與研究客體的尺度變化相關。近代以來，物理學一直扮演著帶頭學科的角色，而且主要針對的是宏觀現象。1973年英國天體物理學家卡特(Carter，B.)在哥白尼誕辰500周年時提出了「人擇原理(AnthropicPrinciple)」，這是一種認為物質宇宙必須與觀測它的智能生命相匹配的理論。如果說，哥白尼把人類在宇宙的中心位置移了出去，那麼可以說，人擇原理則把人類的中心位置又移了回來。批評者認為，人擇原理中強調的

方向是錯誤的：人類進化是為了適應當前的宇宙，而宇宙存在並非為適應人類。983年，卡特修正了自己的觀點，認為人擇原理在最初形式上只是要引起天體和宇宙學家的警惕：如果他們沒有考慮觀察者的生物本性所導致的呈上升趨勢的限制，那麼天文學和宇宙學的信息處理工作將會出現錯誤。按照這個原理，隨著物理學觸角向宇觀和微觀領域的深入，研究者自身生物條件的局限都會不斷增加，整個自然科學受到的制約也將隨之攀升。

其次，科學所以衰落與研究手段的力量限制相關。當代物理學的前沿一是宇觀、一是微觀，而前者的突破又往往取決於後者，因為粒子演化直接關係宇宙起源。粒子物理學到現今，遇到所謂的「夸克禁閉」。儘管大量現象昭示了基本粒子下一個層次中存在點狀結構即存在夸克，但游離態的夸克就是不能露頭。按通常觀點，夸克受到被稱為色荷的強力所束縛，帶色荷的夸克被限制在與其他夸克一起，由兩個或三個組成一個粒子，使得總色荷為零，不可能從粒子中單個地游離出來。這種奇特性質被稱為夸克禁閉或色禁閉。關於夸克禁閉的應對，一種意見認為，這是因為以目前的技術水平和經濟能力，尚不能夠建造足夠強大的加速器以打開基本粒子;另一種意見認為，對粒子的「分」要理解為思辨的「分析」而不是機械的「分割」。但無論如何，硬體水平的欠差肯定是一個重大原因。除去微觀領域產生的影響外，在宇觀領域本身，技術力量同樣處於顯見的不足狀態。

最後，科學所以衰落與研究主體的內質嬗蛻相關。「科學技術」一體化有雙重效應，優點是促進了科學向技術的轉化，滿足了後發國家的需要，順應了公眾文化的水平;缺點是抹殺了科學與技術的差異，遮蔽了科學本身的追求，降低了社會情趣的層次。視聽混淆對利益集團有特殊好處：當技術產生負面影響時，可以藉助「科學技術」這個名詞的模糊性，用「保衛科學」旗號壓制批判。現在推出的科學成果多是技術的衍生物品。當技術綁架科學之後，學界弱勢群體的聲音就被排斥甚至就被淹沒了。科學和技術之間有相互促進的作用，但也不會因此完全同步。科學需要遠離追求功利的境界，從思路產生到實驗設計再到理論建構，都要直面哪怕再嚴峻的現實。特別是成果的評價，更要排除私利才能公正。而現在的評價機制已經被利益集團層層把控，真正有突破的成果很難露頭。霍根也討論了「社會科學的終結」，但無論對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沒有探求深層根源。

科學的衰落，與社會價值觀念表裡相關。當年哈雷關於彗星周期的預言和愛因斯坦關於光線在引力場中偏移的預言得到證實時，那種舉世矚目的場面如今基本沒有呈現。如果還有例外的話，就是陳景潤證明「哥德巴赫猜想」產生的轟動效應，而這是在特殊背景下的特殊情結所致。有人會說，之所以如此是由於當代科學遠離了現實，但至少相對論直到現在也沒有與感性世界親近，況且當年的人均受教育程度不會比現在更高。原因在於，一是科學少有與之媲美的成就，二是民間缺少與之相同的興緻，後者可能更為根本。1831年法拉第(Faraday，M.)發現電磁感應現象時，曾被問及有么用途，法拉第用新生嬰兒的用途做了反詰。當年發問的貴婦一度成為被奚落的對象，但如果事情發生在今天，雙方地位則可能正好顛倒。發現一個規律肯定不如發現一件藏品更令人興奮，多數人追求的是物質佔有而不是精神充實。一個人要沒有功結果地從事研究，大體會被視為另類，其受到的壓力不僅來自社會，而且來自家人。

好奇是科學發現的原始動力，只要動力不減，客體和手段的障礙並非無法逾越。諾貝爾獎得主布萊克特(Blackett，P.M.S.)有一名言：所謂科學，

就是國家出錢來滿足科學家的好奇心。在大面上，對真理的好奇已經被對財富的奇好取代，好奇者很難進入主流社會。好奇不僅要忍受清貧，而且還要忍受非議，心理狙殺會超過經濟封殺。社會因素是科學衰落的主要外因，外因通過內因發生作用。

三、前景展望

20世紀80年代，中國學者趙紅州建立了「科學發現的採掘模型」，提出科學的「當采」和「回採」概念。認為在一定歷史年代，總有一個(或幾個)物質層次(或運動形式)，成為科學研究的主要對象，成為科學成果的「富礦區」，這些學科就是「當采學科」。一般說來，當采學科是沿物質的淺層次向深層次掘進的，但有時亦會向完全相反的方向移動，回到早已採過的層次進行「回採」。〔4〕〔5〕實際上，「回採」思路可以拓展到整個學科群。近代以來，物理學一直引領著整個自然科學的發展，由於物理學前沿的受阻，使得科學在縱向採掘成功的機遇大大減

少，如果回首觀察，在物質結構的淺層次上還有極其豐富的採掘餘地，其中以生命領域最為顯著。很多生命現象反映的是複雜系統問題，類似系統在自然和社會中大量存在。生命科學對複雜系統認識的突破，會對整個自然科學乃至社會科學產生強勁推動，其功能類似近代以來的物理學。如果說，物理學是在縱向發揮帶頭作用的話，那麼生物學則是在橫向發揮帶頭作用。現在看來，擁有最複雜系統和最有希望的領域，當數人類生態學，它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具有整合作用。

維納(Wiener，N.)在《控制論》開篇中就指出：「在科學發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穫的領域是各種已經建立起來的部門之間的被忽視的無人區。」「正是這些科學的邊緣區域，給有修養的研究者提供了最豐富的機會。」「到科學地圖上的這些空白地區去作適當的查勘工作，只能由這樣一群科學家來擔任，他們每人都是自己領域中的專家，但是每人對他的鄰近的領域都有十分正確和熟練的知識」。 「系統的複雜性主要是由系統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關係產生的，因此在系統邊界上聚集著關於系統演化的重要特性」。許多問題在子系統中看就相當複雜，如果從邊界上看就更為甚之。1970年美國國家科學院編寫的《生物學與人類的未來》對生態學做了如下評價：「生態學者慣於把注意力集中在系統間的交界面上———注意那些陷落在『基礎』科學的縫隙間的問題。」「當人類的活動相互滲透到所有的生態系統中，一切生態學都朝向人類生態學轉變;它的應用範圍自然而然地繼續增強。現在它已擴展到人類社會的重大問題上去，從水源與環境衛生到地區規劃和精神病的預防。」生態學者「知道多方面的探討是多麼值得做，他們相信科學上的專業化本身是有欠缺的，而生態學(不管用什麼名稱)正是21世紀的科學。」

可以說，目前社會並沒有對「回採」取得共識，始終追捧傳統領域的「當采」。縱向「掘進」無疑必須堅持，在這個方向不懈努力的科學家，應當受到充分鼓勵和尊重，然而多數人關注的「當采」實際上是技術開發。不可否認，技術開發中也有自然探索，但多數人關注的動機並不是自然探索而是物質享受。追求享受本身無可非議，合理的享受追求是人本質力量提升的表現，是人的個體發展進程中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消費需要是技術創新的原動力，技術創新是經濟活動的生命力，在當代世界，沒有技術創新就沒有國家地位。但要看到，技術手段不能完全替代自然過程，否則在物質層面就會造成人身內自然和身外自然的毀滅，在精神層面就會帶來自身創造力的退化並阻礙社會創造力的進化。目前的技術正在向著這個方向狂奔，由於物慾急劇膨脹，就連自然性技術也成了社會性技巧的婢女，更遑論哲理性科學思想。一旦業績和頭銜的關係顛倒，所謂科研就可以不擇手段，重複研究和虛假成果不斷粉墨登場，文字甚至以粗陋為常。中國文化史上的「清流」風骨和歐洲文化史上的「清教」精神，如今已經蹤跡罕見。在這種價值觀念籠罩下，不願合污者只能出局。

當學界道德墮落之後，即使政府干預也恐怕力度有限，這是因為：第一，基於經濟需要，政府更關心的是技術，科學技術混為一體，遠離現實的構想很難受到青睞;第二，行政不問學術，這是當下的公理，學界頭面人物能夠以此為口實，冠冕堂皇地保護既得利益;第三，科學評議主要依靠內在約束，如果不端人物沆瀣一氣，任何外在規範都會被輕易扭曲。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形式，科學既有生產力的屬性，又有上層建築的屬性。科學進步會帶動社會各個層面的發展，同時社會環境又會滋養或阻滯科學進步。社會需要是科學發展的強大推力，這只是一種原則說法，實際上社會需要直接推動的是技術發展，而技術需要與科學發展之間並不是簡單的線性關係。科學進步的根據是求真與循典的矛盾，社會環境則是科學進步的條件。揚清激濁，有利開拓。根據系統科學，熵變通常是增易減難，即使條件改善，也不會立竿見影。

創造是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好奇是人的一種潛能，至於能否激發、如何激發以及激發到何種程度，則由內外因素綜合決定。只是無論環境如何不利，由人的類特性決定，科學進步都將不可遏制。總有少數人能夠秉持科學宗旨，與腐惡勢力頑強抗爭，保持著文明的延續。真正支配科學活動的是一種超凡脫俗的自發渴望，是一種捨生忘死的主動追求。正如馬克思(Marx，K.)所說：「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這裡必須根絕一切猶豫;這裡任何怯懦都無濟於事。』」〔9〕大浪淘沙，烈焰顯金，科學地位最終不是靠權勢來決定的，因此科學天空不會永遠烏煙瘴氣。同任何事物一樣，科學進步是一個量變和質變交互進行的過程。量變中包括思想積累和靈魂自潔，所以時間可能較長。

希臘科學曾經是古代西方科學的高峰，以老普林尼(PlinytheElder)的《博物學》為標誌，羅馬人把希臘人的科學內容搬了過來，但沒有吸收其方法。數學對羅馬人的吸引力最小，即使吸收得最好的醫學，一開始就連手術也指派監管奴隸代勞，後來從醫者就「全都放棄了這項職業的不愉快責任，然而錢還是要，榮譽也還是要，一點也不退讓。」 「當希臘人被羅馬人征服之後，他們往往變得玩世不恭或者信奉宗教了」，「宗教傾向最後佔了上風」。這樣，從公元1世紀到16世紀哥白尼革命，歐洲科學經歷了長達約1500年的衰退時期，當然也是量變時期。沒有這段時期對各種文明潛移默化的吸收，就沒有文藝復興。

在16-17世紀的勃發之後，歐洲科學又出現了一次跌宕。18世紀伊始，英國皇家學會就記錄道：「大人物們的令人沮喪的忽視，無知人們的激烈反對，和不講情理人們的責難，很不幸地阻撓了他們進行一連串有益發明的長期打算。」1698年萊布尼茨和沃利斯(Wallis，J.)「討論了他們稱做『當前哲學界萎靡不振狀態的原因』。他們注意到科學討論的標準有顯著下降，而且在他們看來，在那些比他們年輕的同時代人當中『很少孜孜不倦地進行自然觀測』。」所以說，18世紀上半葉「在科學思想史上是一個毫無生氣的時期。」但由於材料的整理，它也成為下一步科學奇葩的盛開鋪墊了溫床。

歷史軌跡昭示，否定之否定式上升是所有科學的常態，所謂「終結」是對量變的迷茫。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是為了爭取自由，包括在自然中的自由、社會中的自由和意識中的自由，自然中的自由是基礎，社會中的自由是條件，意識中的自由是前提。自然和社會中所有桎梏的解脫，首先都取決於意識自由的爭取。綜觀當代世界，人類束縛遠未消除。只要一息尚存，爭取自由的努力就不會終結，作為社會意識先驅形式的科學也就不會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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