薦讀 翻譯實相溯源
翻譯學認識論
牛雲平 著
ISBN:978-7-03-047985-3
科技昌明,使世界變小,人類變大。信息傳播手段和交通手段的深刻變革已將地球濃縮為一個村落;即時通訊空前便捷,可使東西半球雞犬之聲相聞。與此同時,人類智慧迅速擴展,宇宙微波和基因沉默都已納入知識範圍。因而,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更加依賴翻譯活動,翻譯學的新進展也更加註重對人本身的研究。
我將翻譯學體系分為玄翻譯學、元翻譯學、泛翻譯學三個部分。玄翻譯學又可稱為玄理翻譯學,是關於翻譯理論的理論,是一種特殊形態的翻譯哲學。它作為一系列根本規則高懸在元翻譯學和泛翻譯學之上,監督著元、泛二學的構建是否合理,推動著二者朝良性方向發展。元翻譯學即本體翻譯理論,主要包括翻譯理論、翻譯批評和應用翻譯技巧三個分支。泛翻譯理論即與本體翻譯理論或翻譯現象相關的非本體翻譯理論,很多時候是指翻譯學與其他學科相關的交叉論述或跨學科論述。玄翻譯學、元翻譯學、泛翻譯學三部之中,元翻譯學是核心,考察的是狹義翻譯所謂的語言文字之轉換現象。從這個意義上看,翻譯學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是:語言文字的本質是什麼?語言文字與人心和物質世界之間是什麼關係?
言、文、心、物問題既是翻譯學、語言學問題,更是關乎人類生存、世界構造、人心如何認知存在、存在如何作用於人心的根本性哲學問題。對於這些問題,印度教、佛教、易經、老莊、基督教及柏拉圖等歷代哲學家都提出了各具特色的解答。實際上,以諸如此類的教義和哲學為基礎,都可以建立起相應的翻譯理論。舉個簡單的例子。例如運用道家學說原理,即可建立道家翻譯學原理。道家翻譯學的根本原理是道法自然論。按照道家哲學原理,人和宇宙之間具有互根互構互補互彰的全息對應象同構關係。我曾在90年代把這種想法稱為生態翻譯學原理。那時我還沒有發現別人有這樣的提法。但是,我並沒有具體創建這一體系。
10 多年後的2003年,在香港浸會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胡庚申教授邀請我做他的博士論文答辯會委員,並徵求我對他所撰寫論文的看法。他說他想提出「進化論翻譯學」。我說,與其使用「進化論翻譯學」這個用語,不如使用「生態翻譯學」這類提法。庚申教授當即採納了這個用語。但是,要指出,我最初要創建的生態翻譯學是要以道家學說原理作為生態翻譯學的基礎, 而不是要運用19 世紀才產生的達爾文進化論作為其理論基礎。至於西方20 世紀才產生的生態學,其基本原理其實早就在中國道家學說、易經原理中達到了極高的境界。進化論與生態學有聯繫,但也有很大的區別,不宜混同。庚申教授採納我提出的「生態翻譯學」這個用語按照他自己掌握的西式理論範式而努力探討生態翻譯學的建構理路,雖然與我的初衷很不一樣,但我還是肯定他的積極的探索精神的。理論建設的途徑寬闊一點總是好事。對於當代中國翻譯學來說,這樣的嘗試是值得鼓勵的。
應該提到的是,翻譯和翻譯學與語言文字的關係其實更為密切。如果能夠運用新的語言學理論來建構新的翻譯學,也許更具有針對性和實際應用性。例如,我曾建構了互構語言學和互構語言文化學原理。用它們來對上述翻譯領域的問題作出系統闡釋,也是一條路子。互構語言學指出,語文結構和存在結構具有共生互動互補互斥互構互控的辯證關係,二者能夠發生相互作用依賴的中介是人。通過人這個翻譯機器,存在轉化為語文,語文模擬並構擬存在。人憑藉其感官和意念持續往複於語文與存在之間,而千頭萬緒、念念不息的人心,始終從事著對語文和存在的翻譯,也因而始終參與著對語文和存在的雙向構建。在這個意義上講,言、文、心、物多位一體,統攝於人的認知。
互構語言文化學則指出,語言文字作為人類文化的最重要載體,在被創造出來之後,又作為一種具有強大縱向誘導、暗示力的客體因素,潛移默化地制約著人類文化的發展形態和發展方向。現有的中西文化差異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受這種差異結構制約的。更具體地講,中西翻譯學既起始於對語言文字的比較研究,又藉助語言文字而存在;二者特色鮮明的發展形態和發展路向就提供了一個展現語言、文字縱向誘導暗示力的樣本。2008 年9 月13 日,我在中國外文局作了中西語文差異與中西翻譯學差異的講座,具體闡述了這一思路。講座全文7 萬多字,最初以《從中西語文比較看中西文化與翻譯》為題,發表在《縱橫:翻譯與文化之間II》(外文出版社,2011 年1 月版)上,最近經過仔細修訂重新發表在《譯苑新譚》2015 年第七輯(2015)上,並獲該刊頒發的「學術貢獻特別獎」(2015)。從比較語言文化學角度探討跟語言文字關係最密切的翻譯學問題,我想這應該是最有前途的翻譯學研究。
這正是牛雲平教授《翻譯學認識論》一書的出發點。
此書基於她在北京大學讀書期間的博士學位論文。在這項屬於元翻譯學範疇而兼具一定玄翻譯學和泛翻譯學特徵的研究中,她敏銳地意識到,學科大廈的建造直接受制於語言文字這一質料,正如希臘羅馬古代建築以石料為主,故此風格硬朗而粗重;中國古代建築以木料為主,故此風格精巧而靈動。在翻譯學科,最重要的質料莫過於「翻譯」、「translate」這類基本術語。基本術語的功能相當於學科大廈的頂樑柱,它的結構特徵決定了學科大廈的造型、高度和強度。牛雲平教授充分運用古今資料,探索了中西翻譯學之基本術語「翻譯」與「translate」的語義源流和譜繫結構,發現兩詞的語義基因誘導了中西翻譯學各自核心問題的發生,制約著中西翻譯學各自演進方向的選擇。她論證出:「翻譯」是人本主義的,而「translate」是物本主義的;從而導致中國翻譯學和西方Translation Studies 同樣具備這種特徵。在翻譯學界,這應是第一次從本學科的根本術語著手進行中西學理比較的嘗試。
在語言文字比較的基礎上,牛雲平教授又上溯到人類認知問題,從神經生理學、認知心理學和哲學認識論等角度描述了人類認知的生理基礎和心理特徵,提出了將人類認知具象化的「貝殼形認知經驗世界」概念。她認為,每個人的「貝殼形認知經驗世界」就是每個人之「我」。也就是說,「我」就是每個人天賦潛能、物質性生存環境和精神性生存環境的複合結構。言、文、心、物摩盪相生, 都存在於「我」這個複合結構的不同維度上,為認知所統攝。這是本書中最富有哲學意味的內容。明白這一點,就探得了「心物一元」、「心生萬物」的深意。
在提出自己關於認知問題的核心觀點之後,牛雲平教授據此綜合運用演繹推理和實證研究方法考察了翻譯學中的作者、譯者、讀者等認知主體,審視了文本、語言、意義等認知客體,得出了符合邏輯的看法。尤其是她對翻譯學中自然主義態度謬誤的三重駁斥,說理頗為透徹,立論可信。在目前的元翻譯學理論研究沉寂期,此書亮出諸多新論點,必可嘉惠學林,激發許多新的譯學思考。
我在玄翻譯學中指出,理論的創建常常受制於創建者的個性或人格。牛雲平教授當初剛剛考入北大外院,成為翻譯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方向的博士生時, 我就很驚訝她的哲學思維能力。因為在我印象中,女士一般喜歡具體的文本研究而不喜抽象的哲學研討,而她卻常常和我暢論古希臘以來的西方哲學,顯得非常投入。我曾經為北大本科生和研究生開設過10 年的「西方學術精華概論」課程,其中的主要內容是西方哲學史,牛雲平同學每課必到,還做了詳細筆記。從她的期末論文試卷看,她對很多問題都有深刻的思考。就在兩個多月前,北大世界文學研究所邀請北大哲學系徐龍飛教授做「《聖經· 創世記》和《起世因本經》比較研究」的講座時,沒想到遠在河北大學的牛雲平教授還專程跑來聽講, 她坐在講堂最後排,向我這位講座學術評議人提出如何用佛學闡釋物質和宇宙的起源問題,讓大家吃了一驚。記得我當時是用佛學的緣起說來闡釋的,即1)業感緣起;2)賴耶緣起;3)真如緣起;4)六大緣起;5)七大緣起(採用馮達庵先生的歸類法)。講座之後,她還問了我許多問題。她完全是個哲學迷。
這位溫和謙遜的女士有多種譯作問世,在學術上卻並不偏好具體入微的文本比對,而獨獨鍾愛思辨性極強的理論研究,我想這和她酷愛哲學是分不開的。她同時顯示出不盲從成說、善於獨立思考的個性特徵。她讀書治學毫不拘泥,故往往能發他人所未發,犀利地提出許多視角宏觀、具有根本性質的學術問題。她卓有才識,敢於啃硬骨頭,不但綜煉史哲,而且出入文理,故能多方求證、立論有據。此書就表現了她為解答翻譯學中的認知問題而勇於打破學科壁壘的氣概,及力求在學術研究中左右逢源的進取精神。這種氣概和精神是做好學問、大學問的一個必備條件。我堅信牛雲平教授能夠繼續發揚其勤學善思的優長,在翻譯學與比較文化研究領域更上層樓,做出更大的貢獻。
是為序。
辜正坤
2016年2 月
於北京大學暢春園
內容簡介
翻譯學的研究對象既包括譯者、讀者、聽眾、觀眾等翻譯現象中的認知主體,又包括語言文字、廣義符號、意義、文體特徵等認知客體。《翻譯學認知論》基於「翻譯」和「translate」兩個術語,探討中西方翻譯理論對主客體的研究理路的差異:中國的翻譯學學理是人本主義的;西方的翻譯學學理是物本主義的。通過詳細研討翻譯學的核心問題——意義,《翻譯學認知論》指出,翻譯現象中不同的認知主體並不共享同一個經驗世界;意義並不內在於語言文字,而發生在人與語言文本互動的中途,所以流變不居;加了引號的「原作」也是認知主體主觀構建的產物。
(本文責編: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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