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者》：夏目漱石「則天去私」的失敗

文史 07-24

1912-1913年連載於《朝日新聞》的《使者》是夏目漱石「後期三部曲」的第二部，小說體現了他「反私」與「去私」的嘗試，但終因未能突破情感的桎梏而破產。

文｜黃夏

夏目漱石的《使者》（日文名《行人》，1912-1913 年連載於《朝日新聞》，單行本出版於 1914 年）中譯本於近 30 年後重印，我多少有點感慨。記憶中念大學時曾在校圖書館中瞄到過上下兩本的《夏目漱石小說選》（1985，湖南人民出版社），但實在記不清當中是否有這本《使者》，後來通過網路搜索，才確認收錄了這部小說。儘管如此，勿說今天，就是當年，這套書也已置於一人多高的書架上堆灰很久了。彼時大家開始迷戀村上春樹，只是沒有像現在這樣對他抱以那麼大的熱情（每年諾獎他必是話題），不久以太宰治為代表的「無賴派」作家也被從故紙堆中挖了出來，一書多版，風光無限。

事實上，漱石對日本「私小說」影響很大。「無賴派」自不必說，村上這樣看似劍走偏鋒（當然現在成了熱門）的作家，也多少有點「私小說」的痕迹。漱石的影響在於，他寫的不是「私小說」，而是「反私小說」，或者「去私小說」，這類小說，不是他的前期創作（如《我是貓》、《哥兒》等），而是「後期三部曲」《春風以後》、《使者》和《心》。當年初露萌芽的「私小說」，經由他的「反」與「去」，頓時像打了雞血似的成長起來，而蔚成文壇一大潮流。

漱石是日本最早受惠於明治維新的一代知識分子，同時，也是對維新及其成果——發展嚴重失衡的國家和社會——批判最為激烈的作家之一。漱石前期作品專務針砭時事，風格洒脫不羈、詼諧辛辣，後期思想突變，從外部的社會批判，而轉至內心的省察，風格漸趨沉鬱、苦悶。漱石思想易幟的分水嶺為 1910 年「修善寺大患」，漱石因胃潰瘍至伊豆修善寺療養。逗留期間，他意識到想要獲得人生幸福，關鍵不在社會批判，而在於改造人的靈魂，「順乎天道，捨棄自我」。漱石去世前提出「則天去私」，即是這種觀念的結果。

後來的文學史家，多把漱石這次轉型，解讀為「精神臻於化境」，國內的《辭海》等書，則乾脆用「消極」、「局限」來評價漱石轉型之後的作品。這裡需要說明，漱石常年受胃病困擾，稍有醫學常識的人都知道，慢性腸胃病與人的精神大有關係，暴躁、焦慮、憂鬱、猜忌等等，都會不同程度地加重病情。所以醫生總要提醒，養胃（腸）即是養心，凡事想開看開，即是最好的藥物。漱石脾氣暴躁焦慮，他想必親身體驗到了何謂「病由心生」，因而，他信奉「去私」，恐怕還有拯救肉體的迫切需要。漱石最終死於胃潰瘍（1916），看來心病難治，「去私」、「忘我」、「滅己」亦更難踐行。個別學者從漱石後期作品（如《使者》）中讀出「禪機」，我總覺得他們搞錯重點，漱石的確心繫於此，但又從未參透，「禪機」之說，不提也罷。

《使者》昭示了「去私」的破產。小說講述中產人家的長男懷疑妻子與弟弟有染，他出了個餿主意，讓弟弟試探嫂子的貞潔，結果造成了持久的誤會、傷害和隔閡。長男深諳疑神疑鬼的害處，通過各種方法排解，終於失敗，而沉陷萬劫不復的精神苦悶中。書中的弟弟儼然《哥兒》中那個粗野直率的「江戶兒」，而作為知識分子的哥哥則明顯是漱石本人的寫照。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以弟弟「我」的口吻講述，顯見漱石欲拉開距離、通過弟弟的眼光來觀照自身。不幸的是，作為旁觀者的弟弟，卻不知不覺捲入了哥哥的煩惱。漱石原本寄望通過他來診察哥哥的毛病，結果一併連弟弟都感染了。小說結尾弟弟的精神狀況堪虞，無奈之下，漱石以另一位「使者」H 君的書信，代替了弟弟的觀察。

漱石後期作品，常以婚戀、家庭為主題，題材格局雖小，卻能做出大文章，《使者》也不例外。懷疑妻子與弟弟通姦，放到別的作家那裡，可能就是個狗血故事，但漱石寫出了境界。原因就在於，漱石將個體的精神，置於時代與社會背景中考量，所以他的作品看似刻畫細膩的心理小說，實為更具廣泛意義的社會小說、時代小說。《使者》中的家庭，就是一個典型的、三代同堂的東方家庭。之所以強調地域，蓋因西方的人倫關係，遠沒有東方世故複雜。後者著眼於調和個人與群體，而非個人與個人的關係，並且個人的幸福常常湮滅在集體利益的大旗之下。小說中，哥哥懷疑妻子，妹妹忌憚嫂嫂，弟弟對哥哥既敬又怕，父母擔憂一家老小，私下裡大家你找我我找你議論家中怪狀，一到檯面上又裝沒事人，凈說些天真無邪的話，但又沒有一張臉「看上去是真正天真無邪的」。

漱石揭示，這種扭曲的人倫道德是多麼殘忍地支配人的生活，扼殺人的天性。經此，我們可以理解哥哥與嫂子何以在人前人後近乎脫胎換骨般地判若兩人。嫂子與「我」出遊，因海嘯滯留旅館，黑燈瞎火中，一向矜持的她又是換浴衣，又是抹淡妝，還說男人一到關鍵時刻就是膽小鬼；哥哥痴迷「心靈感應」和精神病患者，因為後者從來都會直白地表露心跡而非矯飾欺瞞。「我」、嫂子、哥哥之間的微妙關係，在旅行歸來後「我」向哥哥彙報的那一刻，達到頂峰。「我站起來時瞥了嫂子一眼」，「嫂子同我眼光相遇時綻出一個酒窩笑了笑」——這一瞥，究竟是超然淡定，還是蓄意共謀的一瞥？這一笑，究竟是凄涼悲傷，還是對共謀有所應承的一笑？兩人之間的情愫從未說破，這瞥與笑又不經意為母親捕捉，母親也從未說破。而人的不幸，正從這看似默契的不言中，潛滋暗長。

正是因為無法破除這由道德和人情編織的假面，才使漱石想到「則天去私」。既然痛苦來自「私我」的禁錮與表達的無望，那麼，「去私」就能無痛。小說中的哥哥的確作了一番努力，他壓抑對女兒的愛、藏起對妻子的醋意，甚至用達爾文學說「自然的愛」比社會契約（婚姻）規範的愛更偉大來慰藉和開解自己。但他終究還是失敗了。人畢竟不是草木和浮雲，更不是鐵板一塊，理智上的邏輯無法欺騙情感，正如漱石一樣，他的精神無法騙過他的胃。有意思的是，作為一種意外，漱石沒有成功的地方倒是啟發了日後的「私小說」寫作，「私小說」正是從張揚「私我」、擺脫禁錮中起航的。

《使者》：夏目漱石「則天去私」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