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書評：《回來》自序：作為一直失敗的抗爭者

最新 07-09

本文作者「L」，歡迎去豆瓣App關注Ta。

彷彿我的生命涌自古老的默默的城牆，波濤翻滾，光彩煥發。如同戀人和母親來到，又像多年在外的浪子回家……

——霍夫曼施塔爾《傻瓜和死神》

信一

M，

兩年前的某個夜晚，我躺在學校的天窗底下，看夜空——那麼美，多希望你能看到。那是一個鏤空屋頂，四周隨時間變換顏色。中央則是黑夜，沒有點綴，魚貫而入，靜謐無聲。這是我喜歡的地方。莊嚴，直白，坦誠面對黑夜而非自欺欺人。我想，你也一定會喜歡。

在此之前，我躺在宿舍的懶人沙發上聽CD，自己刻的，有沙沙聲。懶人沙發，我叫它「豬頭」，因為它寬大又肥胖。我在黑色星期五的梅西百貨里買的，半價，長隊裡頭，美國人摩拳擦掌。它到宿舍的那天，我在上面蹦來蹦去。停下以後，我想起媽媽。家裡的懶人沙發上，她也曾蹬著小腿。「真舒服！」她說。後來，「豬頭」破了口，棉花一塊一塊滾出來。我企圖用透明膠帶封住它，如同彌補許多無可救藥的事。一年之後我將「豬頭」賣了。可如今我時常想起它。

聽CD之前，我吃飯很多，睡眠很長。有時我想寫些東西，或是與你說話，可衝動都稍縱即逝。現代人的生活里，什麼不是縹緲的？意義消亡的年代裡，舊神死了，新神未立。人被夾在虛空中，左顧右盼，看到的卻全是自我的投影。世界是怎樣的？他人在過怎樣的生活？不重要。重要的是吃飽喝足，睡眠安穩。在此之前幾天，我去村邊的理髮店，那裡因荒涼而價格一降再降。老闆沒生意的時候，就坐著抽煙。他憂鬱，少言寡語，髮型是搖滾時代的貓王式樣，鬢角留長，前額油亮。理髮店牆上，貼滿七十年代海報，破了，有灰。「理髮店開了二十二年，而我1973年就從紐約搬來洛杉磯。」他告訴我，不動聲色，彷彿漫長歷史因它如今落魄而不值一提。「紐約人比洛杉磯人好，也熱情。」他說。他還說，「奧巴馬是有史以來最差的總統。布希好，里根好，尼克松好。他們也是你們中國的好朋友。」我說，「我的教授不這麼覺得。」他說，「富人教授。讓他過來，我們辯論。」我問他，「懷念七十年代嗎？」他說，「嗯。那時經濟好，和平。」我又問，「冷戰對你的生活有什麼影響？」電動剃刀，年久失修，噪音下他沒有聽清我的問題。他又重複一遍，奧巴馬是最差的總統。他還說，他有個孫子，是軍人，兩年前殉職。

我來天窗底下，尋找一個答案。我想成為怎樣的人？將來要走怎樣的路？大三了，朋友都已各尋出路，這當然是焦慮的原因。可我隱約感覺，有更深的不安在其中，彷彿之前所過的生活皆是幻景，一座魔山——若對身邊人一無所知，如何知道自己的位置？若對世界缺乏經驗和好奇，怎能說自己是智性的？此刻，遠處響起派對聲音。一對情侶路過。他們擁吻時掀開衣服，女孩露出半截黑色胸罩。而變幻的天窗四周，紫色終於開始消融黑夜。我忽然充滿感受世界的衝動。我開始覺得，或許答案就在這裡，在天窗下，在人群中，而我無法再視之不見。此刻，此刻就應起身去找它。回去的路上，我想，明年，不上學了，回去，做一個理髮師。

二世紀通俗戲劇的結尾，聖女德克拉跑出城，追上使徒保羅。德克拉說，「我要剪下我的頭髮，追隨你，無論你去哪裡。」保羅說，「這是一個不知羞恥的年代，而你如此美麗。」如今，我也想像德克拉一樣，做哪怕一件正確的事情。這個夜晚，我決定逃出城外。或者，也可以說，決定回來。

回去

媽媽走之前一年，有一天，她身體虛弱。她把我叫到床邊，對我說：「媽媽很可能快走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和阿公阿婆。」

「不會的，不會的。」我搖頭，不看她。

她說，「你得接受它。」

一年以後，在她生命最後的幾分鐘里，我們全家人團坐在她身邊。我握住她右手，爸爸握住她左手。我目視她的呼吸一點點黯淡。人在彌留之際，意識已經消失，靈魂飛向天際，喚不醒了。我跟她說家常話，說往昔快樂的日子。她沒有反應。我知道，為時已晚。可我還有承諾沒有講。

我俯身告訴她，「媽媽，我向你保證，我一定照顧好自己，照顧好阿公阿婆和爸爸，對他們好」。

那個瞬間，神啟般的，她動了嘴唇——我知道，那是媽媽在答應我。我接著告訴她：「媽媽，我會像你希望的那樣活下去！」我清楚，媽媽生前，最害怕我做人、行文過激。「你知道為什麼你叫中倫嗎？」她總告訴我，「『言中倫，行中慮。』所以，說話之前，要先想好。」「知道啦。」我搪塞她。她摸我的頭，說，「有一天，你會理解的。」

我多想告訴她，我理解了。我希望她走得安詳，不留遺憾。然而這次，媽媽沒有應答。她像之前的兩個小時那樣，緩慢，深沉地呼吸。而直到此刻，我才真正明白。

我告訴她，「媽媽，我會做一個自己想做的人」。

就在說完的時候，我看到她流淚了。一滴而已，沒有顏色，很快飄散。沒人注意，可我看到了。她哭了。幾分鐘後，她停止了呼吸。

我會說，媽媽的眼淚，是一個奇蹟。在古希臘的基督教傳統里，見證奇蹟的人，亦是殉道者，是有神性的。我不信神。可我相信，這是生命延續，是媽媽留下的啟示。如此，我知道，茫茫一生，我有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

在通常的寓言故事裡，從此我發憤圖強，在一句無關緊要的過渡語之後，找到了人生真諦。那當然是異想天開。媽媽走後一個月，我在Pomona入學，和幾個素昧平生的同級生一起，去南加州的山上開學旅行。夜裡，我們把睡袋搬到半山腰上，看銀河斗轉星移。他們互相訴說著新鮮的秘密，那麼真誠而快樂，讓我的悲傷無處躲藏。星辰的漂泊是那麼清晰可見，地球的自轉像秒針般準確無情，我知道，一切都無從逆轉了。

獨處的時候，我坐在山坡上，把想對媽媽說的話寫在撕掉的紙上。寫完以後，把它丟進傍晚的篝火里。

「你在做什麼？」一個拉丁女孩問我。

「燒紙。」

「為什麼要燒？」她不明白。因為在她們的傳統里，火焰無法連同陰陽。然而她的疑惑讓我覺得，我所做的一切也許都是自作多情。時間在宇宙的齒輪下一往無前，而我還活在追憶里刻舟求劍。

「因為好玩。」我告訴她。在她繼續提問之前我笑了，笑得那麼歡愉、無所顧忌。像是在開一個玩笑，一個糟糕、滑稽、讓她無從回答的玩笑。

我曾希望能得到媽媽的回信。根據迷信的說法，它應當出現在夢中。那時媽媽穿著華麗的衣服，像雲彩那樣姍姍而來。從沒有過。從未發生。我想，這大概是因為我是個調皮孩子，一個怠於思索的不可知論者。這樣的人如何得到眷顧？既沒有尋根究底的不屈，也缺乏向信仰里縱身一躍的勇氣。隨之以拙劣的自嘲來延緩煩憂，像喝下一罐罐便宜卻有毒的烈酒。

「我會做一個自己想做的人，」我寫在紙條上，「可我並不知道那是誰。」

在許多夜晚，我睡不著。關燈之前，我把床上的飲料罐頭扔去門口的垃圾桶，多數時候，扔不準。它們彈出來，黑色的液體灑在地上，像發霉的血。

「管他呢。反正我是破碎的人。」

夜深的時候，我看視頻或者電視劇，翻來覆去，打發時間。我尤其愛看摺紙教學。我並不會摺紙，但看著視頻里女人的心靈手巧，卻往往沉溺不自知，彷彿其中有某種母性的東西，平時尋而不得。往往到第二天中午，我才沉沉醒來。加州的陽光從百葉窗里爬進來，攤在地上，像寄宿學校里蚊帳上的臭蟲。我坐起來，給教授發郵件，「今天我感冒了，頭昏啊，所以沒來上課」。

教授從未戳穿我。有些，甚至還挺喜歡我，因為我常去找他們聊天。在大學裡我成績並不差，當然，也沒有多好，但沒有差到可以標榜自己特立獨行的地步。課餘的時候，我去球館打籃球。站在三分線外，把球拋給矯健的黑人同學，他扣籃得手。

「好球！」我過去和他擊掌。

「夥計，你傳得也不錯。」他朝我笑笑。

是這種平庸讓我尷尬。走在學校里，像一具駝背的乾屍，左顧右盼，打招呼或強顏歡笑，一生就這樣過去。在朋友來房間玩兒的時候，我故意把高中時寫的書放在架子上。他們裝模作樣翻閱我書架的時候，會意料之中地大驚小怪，「哇，這是你寫的！」

「恩，小時候寫的。」

「高中時候就寫書啦！」

「隨便寫寫的，小孩子，幼稚得很。」

「快，知識分子，簽名送我。」

你來我往的奉承遊戲里，容易造成錯覺，彷彿自己是重要的，或者曾經重要過。我在扉頁上給他們簽下自己的名字。「你為什麼叫中倫？」他們問我。「《論語》里的。『言中倫，行中慮。』」我告訴他們。等他們走了以後，我再從箱子里拆一本新的，放到書架上去。有時看著它，我會想起高中時肆無忌憚的日子，看書，寫自以為深刻的文章。可我會說，那是好日子，單純，澄澈，不會更好了。我想起，每當我寫完文章之後，媽媽總會翻來覆去地讀。她還告訴我，「不要越線，不要妄議政治。」我想起她哼著的《女人花》。那是在一條小巷，黑夜裡，她穿著黑色的衣服。我怎麼又想起她了。

一天，埃里克森教授把我叫到辦公室。他教我「大陸哲學」。埃里克森教授二十四歲從耶魯博士畢業，這是他在Pomona的第五十個年頭。

「我看了你的考試和論文，中倫。」他說，「你有沒有認真考慮過以後從事哲學研究？」

「沒啊。」

「我在這裡教了五十年了。」他說，「我認為你身體里有一種才華。你要抓住它。」

2014年，黑人青年邁克爾?布朗在弗格森鎮被警察誤殺。自此，種族平權運動又一次開始席捲美國，在巴爾的摩，憤怒的黑人們發生了暴動，燒了汽車，打碎了商店的玻璃窗戶。在自由派思想盛行的Pomona，學校組織了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的遊行。禮堂里，學生們都席地而坐。我進去的時候，大廳里熙熙攘攘，每隔一段時間，學生們就振臂歡呼。我看不清講話的人，好像是一個黑人女性。她喊著：

「為什麼媒體只關注碎了的窗戶，而不是碎了的脖子？」

那天晚上，遊行結束以後，我遇到了小音，一個朋友，也來自中國。她說，「哈哈，砸得光榮，砸得高尚。全場掌聲雷動，都覺得太有道理了，太偉大了。這就是Pomona教我們的。」

「砸東西不對。」我說。

「但他們為這句話鼓掌。他們為給打砸搶開脫的這句話鼓掌。」

「我沒覺得，那是在說媒體的偏見吧。」

「呵呵，政治正確真是讓我噁心。少數群體也真是鬧夠了，他們要的東西還不夠多嗎？」

「可我們自己在這裡不也是少數群體嗎？我們活得好好的，不是平白無故。」

「你真是什麼都不懂。」她說，「Pomona就是一個氣泡。我們都活在氣泡里。但我們總有一天要走出去，要面對社會，你不可能一直當一個被寵壞的孩子。」

她說完便走了。我焦急告訴她，「這不代表社會是對的！」然而她並沒有回頭，而是步入黑暗中去。為什麼她能輕而易舉地適應黑暗？我抬頭望著夜空，星辰讓我想起開學旅行時漂泊的銀河——宇宙是那麼龐大、不可阻擋。那麼，抵抗有什麼意義？可恰恰是此刻，我想起李克曼（Pierre Ryckmans）說的，「成功者改變自己以適應這個世界；失敗者總是嘗試改變這個世界來適應自己。因此，我們這個世界的所有進步，都依賴於失敗者。」沒有來由、無處可去的自信湧上心頭。從這一刻起，我決心要做一個失敗者。

自此以後，在學校里的生活，越發使我焦慮。身邊的朋友，許多開始轉變了。大學的前兩年，我們討論平等、再分配、資本的偽善，可如今要踏上社會，他們卻變得越發模稜兩可，甚至咄咄逼人。飯桌上，一個朋友在談到資本時，對我循循善誘，「我以前也是和你一樣想的。但是這種想法太幼稚了。」他隨即加重語氣，「我告訴你，事實上，金融產業調配資本，把錢投到有價值的項目上，本身就是有價值的。」我反問他，「是價值還是利潤？」「你真的不懂！」他忽然面紅耳赤，「那你怎麼定義價值？你告訴我，你怎麼定義價值？」

在大多數時候，我都無從爭辯。我遇到許多人，聰明，深知辯論的技巧，可原則非但未曾引領生活，反而成了為慾望辯解的工具。彷彿教育的潮流，不再是架設智識的階梯，而是替特權埋單。我想起和導師的聊天。他告訴我，他在面試委員會的時候，越來越多地見到許多完美學生，完美的成績，完美的研究背景。「然而，當我問『為誰而學，學什麼，為什麼要學』的時候，他們卻突然全都不知所措。」導師說著，身體向我傾來，「所以，你們在食堂普羅米修斯的壁畫底下一日三餐地吃了四年，竟從沒問過自己這樣的問題？」

辦公室里，埃里克森教授問我，「所以，打算繼續讀哲學嗎？哦對了，我下學期教海德格爾，希望你能來。」

「不來了。」我告訴他，「我打算休學一年。」

「做什麼呢？」

「做一個理髮師。」

我告訴他，在天窗下的一個夜晚，我想到去做一個理髮師。我覺得，那是一件正確的事情。

我最終沒做成理髮師，而是去了工廠，民宿，農村，廟宇。有時擠在深圳的膠囊旅館，有時睡在西北的炕上。生活大多數時候無聊又枯燥，在奄奄一息的時刻，我就把有趣的事寫下來。

許多人說，「啊，你在體驗生活，好。」他們的語氣，好像是我本來不屬於這樣的生活，而去刻意為之，為的是學會吃苦耐勞以便將來飛黃騰達。這裡的潛台詞是，理髮師和工人們和我們是不一樣的，你走進他們的生活，就像但丁走進煉獄。

在旅程里，我遇到很多人。大多是好的，也有疑心重重的，但從未遇見徹底的壞蛋。我遇見老人和孩子，他們大都比我出色，可命運並未留給他們許多選擇。然而即便如此，他們仍辛勤工作，儘力去捕捉快樂瞬間。這是勝者的生活。

在工作的間隙，我問他們問題，他們回答。往往越是不幸的人，就越坦蕩和真誠。很快我們便成為朋友——故事不再是一篇新聞報道，而是我們之間的共同記憶，是私密而精緻的。在交叉的個人敘述里，一個統治性的宏大敘事被打破了，碎成了一個個偶然、豐富卻盤根錯節的故事。而在他人的幫助下，在寫作的迷宮裡，我也開始直面時間與記憶。

我時常問自己，我在做自己想成為的人嗎？這是媽媽留給我的啟示和謎題。我開始覺得，這個問題不應該有答案，或是說，很長時間內都不應被回答，因為降臨的救贖是廉價的，是尋找的過程讓它彌足珍貴。恍然大悟的好事，還是留給百家講壇。

人們也問我，你成長了嗎？你有哪些體會？這樣的問題時常讓我尷尬，彷彿成長和長個子一般，只是青春期的經驗，從男孩到男人，一夜之間就完成了，而之後的日子，無非是重複成年的責任和習慣。其實，我更希望他人發現，我沒有多大改變，正如我並未偏離二十歲時想像的自己，那時我寫道：

我想，寫作是一種使命，一個孤身一人、自言自語的拾荒者的使命。就像西西弗斯命定的巨石一般，他的一生都穿透著凜冽的寒風，而他就要抓住那些美妙而縹緲的瞬間，不讓他們在皺紋佔領自己之前隨風而散。

在這個意義上，我一直是個失敗的抗爭者。我很幸運，還從未沉淪於成功的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