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之法」 為何得以發揚光大

■殷嘯虎

商鞅是我國歷史上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他主導的變法運動可以說是戰國時期唯一一次成功的變法。商鞅變法不僅使秦國一躍成為戰國七雄中強大的國家，奠定了統一中國的基礎，而且變法過程中確立的一些制度，也基本上為後世所繼承，構成了中國兩千多年政治法律制度的核心內容。

雖然商鞅最後成為一個悲情式人物，但他的改革成果並沒有被拋棄，而是得到發揚光大，這是商鞅變法與歷史上其他有影響的變法運動最為不同的地方。那麼，是什麼保證了商鞅變法的成果呢？

秦孝公聽從商鞅的建議，決定變法改革。這些措施力度大、涉及面廣，如何保證得到貫徹執行，是商鞅首要考慮的問題。一天，他在國都南門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頭，下令說：誰能將這根木頭搬到北門，就賞十金。結果看熱鬧的多，卻沒有一個人敢動手搬。商鞅見狀，又把賞金提高到五十金。一個膽大的百姓最終嘗試將木頭搬到了北門，商鞅當場賞給他五十金。百姓這才相信，商鞅果然是言而有信、說到做到。

於是，商鞅趁熱打鐵，推出一攬子變法計劃：「令民為什五而相收司連坐，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奸者與降敵同罰。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這些改革措施一出來，有很多人不習慣，但見商鞅言而有信，誰都不敢以身試法。經過十年的變法改革實踐，整個秦國面貌一新，「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資治通鑒》對此有一段精彩點評：「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於敗。」

可見，誠實守信，對於國家的治理、法治的推行是非常關鍵的。司馬光雖然對商鞅變法的一些具體措施並不認同，甚至是多有批評，但對於「立法先立信」的做法，也不得不表示認同：「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趣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況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商鞅樹立法律權威，取信於民，獲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他本人為此付出了慘痛代價。他的許多改革措施，損害了特權階層的利益，「宗室貴戚多怨望者」。果然，秦孝公一死，太子（秦惠王）繼位，公子虔手下的人立刻誣告商鞅謀反。商鞅亡命出逃，在旅店投宿時，因為沒有帶「身份證」（驗），旅店老闆也不知道他就是商鞅，拒絕留宿，並對他說：「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鞅哀嘆：「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後世的「作法自斃」一詞，便由此而來。

最終，商鞅無奈，只得回到自己的封地起兵反抗，結果兵敗被殺，「車裂以徇，盡滅其家」。不過，秦惠王雖然殺了商鞅，但商鞅變法確立的各項法律制度和措施在秦國得以延續，並且深入人心，以至於婦女兒童都能「言商君之法」。

商鞅所處的時代，正是一個社會大變革的時期。除秦國外，各諸侯國先後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變法改革，但基本上沒有逃脫「人亡政息」的怪圈。與商鞅同時的，還有韓國申不害主持的變法。韓國是戰國七雄中最為弱小的一個諸侯國。韓昭侯任命申不害為相國，主持變法，內修政教，外應諸侯，短短十五年間實現了「國治兵強」的目標。但申不害和韓昭侯死後，變法成果便遭廢棄。戰國時韓非在《定法》一文中，對兩者予以比較。他認為，商鞅用法制來治理國家，「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卻，故其國富而兵強」，商鞅雖死，「秦法未敗也」。

因此，要使改革的成果得到鞏固，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必須依靠法治、取信於民。這大概是商鞅變法的最好啟示吧。

（責編：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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