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大案催生的派系更迭：「曾李體制」與清廷高層角力

文史 07-26

《辛丑條約》簽訂場景

115年前，即清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廿七日（1901年11月7日），心力交瘁的一代重臣李鴻章溘然長逝。那一天，距他強撐風燭殘年的病軀與列強代表簽訂中國人視為奇恥大辱的《辛丑條約》，僅僅過去了兩個月。

不久，尚在海外流亡的梁啟超為李鴻章作傳，稱李鴻章一生得以發跡，實拜曾國藩所賜，其政治地位的陡然上升，則與同治九年天津教案相關。曾氏將「一生立身行己耐勞任怨堅忍不拔之精神，與其治軍馭將推誠布公團結士氣之方略」，悉數傳授於李鴻章，而天津教案「是為李鴻章當外交衡要之濫觴」。

面對岌岌可危的大清殘局，曾李各自領軍的湘淮兩系前後相繼，一度挽狂瀾於既倒。那麼，這對有師生名分的能臣，是如何在一場發生於通商口岸的教案中，完成軍政權力的代際交替的呢？

「自悔盛年不學，全恃一股虛矯之氣」

曾、李之間的淵源，可謂甚早。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李鴻章首度參加會試落第，拜於年長一輪的曾氏門下，「以詩文受知於曾夫子」，他父親李文安與曾國藩乃同年進士。兩年後，李鴻章高中二甲第十三名進士，入翰林院教習。同榜諸人中，有後來位列軍機大臣的張之萬、沈桂芬，李宗羲、何璟、馬新貽、沈葆楨、郭嵩燾等亦做到地方督撫一級的高官，說是「黃金一代」，也不算誇張了。

一場大案催生的派系更迭：「曾李體制」與清廷高層角力

李鴻章出訪歐洲時留影

在京師繼續求學的數年間，李鴻章與老師曾國藩「朝夕過從，講求義理經世之學」，正因欣賞有加，曾氏將他與郭嵩燾、陳鼐、帥遠燡並譽為「丁未四君子」（他們同為農曆丁未年即1847年中進士），認定其「才可大用」。不過，李鴻章的性情志趣，到底與老師不同。他晚年時曾經感嘆：

我老師道德功業，固不待言，即文章學問，亦自卓絕一世；然讀書寫字，至老不倦。我卻愧一分傳授不得，自悔盛年不學，全恃一股虛矯之氣，任意胡弄，其實沒有根底。現在真實學問，已用功不進，只好看看《通鑒》，稍知古人成敗之跡，與自己生平行事，互相印證，藉以鏡其得失，亦尚覺有點意趣。

曾國藩有句為人熟知的評語：「李少荃拚命做官，俞蔭甫拚命著書」。少荃是李鴻章的號，俞蔭甫即俞樾，乃晚清著名學者，現代詩人兼紅學家俞平伯的曾祖父。雙方的畢生理念和個人追求相差頗遠，此為這對師生間微妙關係之第一層。

李鴻章考中進士時年僅24歲，倘處承平時代，只要經數十載官場摸爬滾打，至少能做到一省督撫或一部尚書。但亂世之中，不容他再走尋常路。不久，太平軍興，老家安徽很快成了遍地「長毛」的重災區。咸豐三年（1853年），李鴻章投筆從戎，追隨侍郎呂賢基（安徽旌德人）返回原籍辦理團練。

文人初帶兵，又備受當地滿族將領猜忌，李鴻章戎馬生涯的起步堪稱慘淡。據長期擔任張之洞幕僚的趙鳳昌所作《惜陰堂筆記》記載：

（李鴻章）以翰林在辦鄉籍。其時皖南北土匪遍地，各鄉築圍以御，擾無虛日。朝廷派勝保辦皖軍務，勝疑合肥，預防閑之。一日侵曉，土匪攻鄉圍，合肥領圍出戰，竟敗退，直抵本圍。時已逾午，飢甚，入宅不見一人，蓋先避去。疾往廚舍，飯正熟。灶低洼，即翹一足踏於灶沿，一手揭蓋，一手取碗，直遞口狂咽，不暇用箸，亦無一蔬。隨咽隨呼曰：「同隊快乾（快食之意），好跑（即逃之意）！」

滿人勝保時任江北大營幫辦軍務大臣，授欽差大臣，他當然不相信後人稱「李合肥」的李鴻章能帶兵打仗，而李鴻章堂堂一介翰林，初戰竟狼狽不堪，恰恰證明人家沒看走眼。

「練其氣、老其才，以為他日擔當大事之用」

咸豐九年（1859年），不甘沉淪的李鴻章改投已率湘軍打出名堂的曾國藩帳下，擔任幕僚。但起初他也未能迅速上位，一度鬱郁不得志。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其時曾國藩僅以侍郎身份督辦軍務，官位不顯，權力不大，難以提拔愛徒。

在曾氏看來，李鴻章經驗不足，尚需歷練，故不敢貿然委以重任。比如因李鴻章平日起居不定，好為虛誇大言，這位老師有一次在宴席上當面嚴肅訓斥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惟一誠字而已」。說罷拂袖離席，李鴻章「為之悚然」。

曾氏雖格外青睞李鴻章的才幹，但二人合作並不融洽，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彈劾李元度事件。

原來，李元度為曾國藩之心腹，但在赴徽州作戰時違背命令，導致大敗。曾十分震怒，命李鴻章撰寫彈劾草稿。孰料他公然抵制，聲稱「果必奏劾，門生不敢擬稿」。曾怒曰：「我自屬稿」。李毫不示弱，回了一句：「若此，則門生將告辭，不能久待矣。」於是負氣出走。曾國藩甚是失望，慨嘆「少荃不明大義，不達事理」，「此君難與共患難耳」！可見曾李個性相左，實在是師生間微妙關係的第二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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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畫像

後來經多方勸告，兩人和解，李鴻章重返曾幕，此時他也招募了三營淮軍。然而較之已由曾國藩分別舉薦獨當一面的左宗棠（浙江巡撫）、沈葆楨（江西巡撫）、李續宜（安徽巡撫）等人，李鴻章的戰功積累與仕途升遷速度，勉強算中游而已。

轉機出現在1861年年底。當時上海士紳希望湘軍東援，並答應月供軍餉十萬兩，以防太平軍進犯。巨額糧餉本已誘人，且進兵上海並非難事，可順勢藉此提拔愛將，曾國藩首先想到的人選是胞弟曾國荃。這時曾國荃已加按察使銜，若在上海立功，則巡撫一職唾手可得。誰知曾老九（曾國荃排行第九）看不上這等肥缺，即使大哥三度寫信催促，也不為所動，堅持「賊巢在金陵，急攻其巢，必以全力援救，而後蘇杭可圖，願任其難者」。他更願意拿下南京城，取得首功。親兄弟沒興趣去上海，曾國藩轉而舉薦另一親信陳士傑，豈料陳以母親年事已高為由拒辭，曾不得不再考慮第三人選。

恰在此時，「辛酉政變」發生，肅順等顧命八大臣倒台，其昔日政敵翁心存重歸中樞，翁就東援上海一事，擬折請求當權的兩宮太后「密飭曾國藩擇一廉明果敢、素能辦賊之員，馳赴通、泰（今南通、泰州）一帶，收拾將散之人心，激勵方興之義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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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心存畫像

翁心存是李鴻章當年科考時的座師孫鏗鳴之恩師，故翁、李實為太老師與小門生的關係。翁又與李的另一座師潘世恩為通家世誼，而潘世恩之子潘曾瑋，跟李鴻章私人關係匪淺。再加上翁、潘兩家均為蘇南大族，亦希望有可靠之人替他們護衛家鄉，故李鴻章看起來再合適不過。

因此，翁在奏摺中提到的「廉明果敢之員」，即暗指李鴻章。曾國藩自然心領神會，順水推舟，舉薦弟子出任東援主帥，同時不忘向朝廷討價還價，為曾國荃爭取來「頭品頂戴」的破格恩賞。由此番舉薦的曲折內情看來，曾國藩雖然以道德文章自我標榜，但利之所在，仍不免親疏有別，存有私心。這當是兩人師生間微妙關係中最核心的一層。

對於李鴻章事業起步階段遭遇之困厄，梁任公認為：「彼其偃蹇顛沛十餘年，所以練其氣、老其才，以為他日擔當大事之用，而隨贊曾軍數年中，又為鴻章最得力之實驗學校，而終身受其用者也。」但假若沒有把握東征上海、自立門戶的天賜良機，李鴻章實不知何日方能從精英薈萃的湘軍中突圍而出，為湘淮兩系之興替奠定根基。

「湘淮互制、以淮制湘」

長期以來，以太平天國研究權威羅爾綱先生為代表，學界普遍認為，自湘淮集團崛起後，晚清政局便出現「督撫專政」「內輕外重」，甚至地方倒逼中央改革的「督撫洋務」態勢。若從長時段來看，這確實大致符合晚清數十年中央與地方關係的總體趨勢。然而在「孤兒寡母」且內憂外患的同治一朝，清廷控扼湘淮集團的手段與效果，還是頗為奏效，曾、李這對師生間的微妙關係，為「摻沙子」提供了可乘之機。

清廷中央要想預防漢人地方勢力膨脹的局面，無非從人事任免、軍事掣肘、財稅收攏三方面入手。具體來說，針對湘淮集團，清廷的分化手段大致包括「眾建分力」「湘淮互制」「安插親信」及「以淮制湘」四類。

一場大案催生的派系更迭：「曾李體制」與清廷高層角力

比如，圍剿太平天國期間，清廷不斷授予有軍功的將領以更高官職，表面上看似乎並不介意湘淮集團實力進一步壯大，實則一方面使不少下級將領地位上升，往往與原上級平起平坐甚至職位更高，必然使其內部分化，再生出小的派系，將領之間也容易滋生嫌隙。另一方面，清廷規定，將領升任地方大員後，雖可掌管一方民財之權，但必須與軍隊分離，逼迫他們交出「槍杆子」。同時，清廷又有意讓這些湘淮系高官在長江中下游有限的幾個省區「輪崗」，用地盤利益、人事關係促成其內部矛盾頻生，加劇分化過程。

像曾國藩與沈葆楨、左宗棠，鮑超與李鴻章，郭嵩燾與毛鴻賓等人之間的矛盾摩擦，皆與清廷有意造成的湘淮集團官員之間疊床架屋、互不統屬的狀況相關。總而言之，官越封越多，權越分越小，矛盾爭執卻越來越大。

典型案例之一，便是同治四年（1865年），即攻陷天京的第二年，同為湘軍骨幹的兩廣總督毛鴻賓與湖南巡撫惲世臨因爭功、控餉等問題發生衝突，清廷藉機免去二人職務，扶植淮軍大佬李瀚章執掌湖南。李瀚章乃李鴻章之胞兄，這不分明是以淮制湘，以防後者坐地為王，一家獨大？就此任命，曾國荃公開提出質疑。為了避免事態擴大，曾國藩特意告誡親弟，「朝廷調停大臣，蓋亦恐有黨仇報復之事」，作為地位最高的湘淮集團首領，他顯然意識到麾下眾人裂痕叢生，對誰都沒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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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軍九洑洲戰圖》

清廷還時常通過安插非湘淮系統的滿漢大吏介入前者的「勢力範圍」，來監視、掣肘曾、李諸人。同治四年，朝廷任命吳昌壽（浙江嘉興人）為河南巡撫，從而牽制在豫辦理軍務的曾國藩。同治五年，湖北巡撫曾國荃與湖廣總督官文（滿人）發生督撫之爭，出身曾國藩幕府的劉蓉在陝西巡撫任上橫遭彈劾，皆是中央長期壓制湘軍的結果。同治六年，馬新貽（山東菏澤人）出任閩浙總督，後轉任兩江總督，對當地的湘淮勢力壓制甚嚴，用人、調兵乃至財稅，都備受監控，故其同治九年突遭刺殺後，清廷深疑案件幕後或由湘淮集團謀劃。

儘管平定太平天國後，清廷刻意分化、削弱以湘淮集團為代表的地方實力派，但它又必須保有一支能打硬仗的軍隊，以備不時之需，於是採取了「以淮制湘」的策略，扶植後起之秀淮軍。同治五年，曾國藩督師剿捻失利，李鴻章受命取而代之，昔日的「男二號」終於熬成主角，這為其最終登上權力頂峰打開了大門。他也及時抓住機會，東伐西討，南征北戰，累立功勛。取暮氣漸重的曾國藩而代之，看起來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只見其做事，不見其為人」

同治九年（1870年）夏，因天津民間傳言當地天主教修女殘害幼童，激起民憤，民眾圍攻望海樓天主堂，致死傷數十人，以法國為首的列強動用軍艦施壓索償，此為有名的「天津教案」。

直隸總督曾國藩奉朝廷之命赴天津處理危機。李鴻章（時任湖廣總督兼署湖北巡撫）顯然不看好這趟差事，於是致函張樹聲（字振軒，淮軍將領，時任山西布政使，代理山西巡撫），望他規勸曾國藩緩期出發，「或委員查拿真正兇手數人，借寄近監，且看彼國如何來文，再相機迎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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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

然曾氏心意已決，很快抵達天津。李鴻章迅即寫信給恩師支招，「鴻章昨恐彼族窘辱師門，致隳大局，如崇公奉使，津門無主，自不可不速行，惟防備必須嚴密，親軍必須帶往。與洋人交，略參用痞子手段，不宜輕以一死塞責。」所謂「痞子手段」，說白了，就是反覆無常、言而無信的流氓把戲。當年在對付太平軍、處理地方教案時，李鴻章屢試不爽，自認頗有心得。孰料平生講求「誠信」的曾國藩，自然瞧不上昔日門生這套著實不堪的手段，他回信委婉批評道：「若來示所言與洋人交，須參用痞子手段，自揣非能所為。閣下視敝處所辦各節除府縣下獄內愧方寸、外干清議外，其餘尚無甚差失否？」

挨了一番訓話的李鴻章，想必感到羞愧和尷尬，連忙回信辯解：「前雲痞子手段，我於盡情盡禮後，若再以無理相干，只有一拼而已。」難怪近代史權威蔣廷黻先生後來評價說，「李鴻章之人格，能入人之腦，而不能入人之心」，「一看李之文集，只見其做事，不見其為人」。

李鴻章改變口風，認可曾國藩為教案善後提出的「一心曲求和好」原則，而清廷仍擔心談判一旦破裂，不免還是要動刀兵，於是兩宮太后頒旨給各省督撫將領，要求整兵備戰。地方大員們自然紛紛上奏表決心。看到封疆大吏們好戰的言論，深悉沿江沿海軍備虛實的曾國藩認定，「朝廷一意主和，調兵轉生疑端，且亦未必能禦寇也」，李鴻章則繼續支持老師，對中央命令頗有腹誹之意，「沿江、沿海防備，炸空苗而無實際」，「夷船果入長江，豈倉猝號召所能敵。國家無事嫌防軍多費，有事又打官話，近世無曉事理之人，終必潰敗決裂耳。」

到了七月中旬，江蘇巡撫丁日昌上疏建議由李鴻章率軍「移扎近畿，以資護衛」，清廷很快應允。人在武昌的李鴻章接到聖旨，深知此時若趕到天津，萬一中外發生戰事，非但自己辛苦培植的淮軍會大受損失，個人的功名也有葬送之虞。故他有意不緊不慢，邊走邊看，一面去信寬慰恩師「身在局中，幸逐漸維持，勿遽諉退，以副眾望」，一面又自稱「忝膺師旅，雖倉猝疲乏之際，為足當勁敵而操勝券，惟士氣尚不甚怯，積憤之餘，或可一戰，須俟抵直後從容籌布，靜待和議成否」。

「時勢所造之英雄，非造時勢之英雄也」

孰料七月底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刺身亡，清廷命曾國藩返回南京署理總督，由李鴻章執掌直隸。對於李氏而言，這是繼九年前分兵東援上海「單飛」之後，在權位方面更上層樓的良機。但天津教案尚無結果，老練如曾國藩也被搞得灰頭土臉，貿然介入只怕惹禍上身。故北上途中的李鴻章依舊不緊不慢，觀望徘徊。

這下子，反而是老師曾國藩坐不住了，亟待今非昔比的門生前來幫忙解圍。他一面向負責總理衙門的恭親王奕訢上奏，請求他命令李鴻章「速到，再當竭力會辦，以速補遲」，一面親自致函愛徒，「尊意擬以二十二日啟節，現想當改期取速」，「目下中外責望全歸鄙人，台從雖限前抵津，尚不致稍損令望」。

面對朝廷與恩師的雙重催促，李鴻章仍虛與委蛇，稱「冒暑遠行，蒞省後委頓異常，不得不略為休息，兼以初政績犯眾惡，嗣後諸難設施。尊處能將兇犯議抵，依限議結，計鴻章到津接替，此外未了各事，必為一力擔承。」不過私下裡，他向胞兄李瀚章傾吐了真實意圖：

弟入直後，竊恐旨令會議，未免作難。計八月初旬入正定，姑徐徐云爾。

李鴻章一生「拚命做官」，自然不願因天津教案處置失當而丟掉來之不易的紅頂烏紗。師生間一番「鬥智斗勇」，比拼耐力之後，久拖不起的曾國藩於當年八月二十三日先行奏結教案處置，以十六人死刑，四人緩刑，二十五人充軍，賠銀五十餘萬兩了事。姍姍來遲的李鴻章坐享其成，毫無風險地接收了終結這場震驚中外的教案的「勝利果實」。而因天津教案焦頭爛額的老師曾國藩，一年多後便卒於兩江總督任內。李鴻章在走向權力中心的道路上，再也不必受師門恩義的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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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著《李鴻章傳》

在為李鴻章所作傳記中，梁啟超蓋棺論定，稱他為「時勢所造之英雄，非造時勢之英雄也」，並以「不學無術」四字概括其梟雄本色，而李鴻章晚年「自悔盛年不學」的回憶，恐怕並不全是自謙之言。不管怎麼說，身為「同治中興」前後相繼的兩大重臣，在同治朝的最初十年間，以分兵上海為發端，以津門交接為終局，湘淮兩系完成了權勢和班底的換代更替，而並沒有政治黑幕和血腥權斗作代價，總算是幸事。

至於道德與學問上的「完人」曾國藩，讓位於「不學無術」、好用「痞子手段」的李鴻章，這對晚清最後四十年命運曲線的影響，那就真的是見仁見智了。

【國家人文歷史】系頭條號簽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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