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達傑:從《英國病人》到《安尼爾的鬼魂》
【編者按】加拿大作家翁達傑因其著名小說《英國病人》為讀者所熟悉,其最新中文版小說《安尼爾的鬼魂》於近日出版。7月23日下午,該書譯者陶立夏、編輯彭倫、陳以侃做客思南讀書會,進行了一場題為「文字可以去的地方——從翁達傑《安尼爾的鬼魂》說起」的對談,與現場讀者分享了關於翁達傑小說內外的種種。本文由澎湃新聞經主辦方思南讀書會授權發布。
三位嘉賓做客思南讀書會
彭倫:今天這場活動的題目叫「文字可以去的地方」。我的理解是,設想從翁達傑《安尼爾的鬼魂》這本書說起,翁達傑他有什麼樣的魔力可以通過他的文字帶我們這些跟他距離這麼遙遠的中國讀者去一些我們從未見識過的地方。從心理上來說,翁達傑用他的文字探索每個人的內心。
在場的讀者不一定每個人都對翁達傑有很深的了解,這個作家在中國被人知道主要是因為他的一部代表作《英國病人》被改編成獲得奧斯卡大獎的同名電影。翁達傑本人也非常傳奇,他是一個斯里蘭卡的作家,小時候去了英國讀書,再移民加拿大,從而在加拿大生根。他現在是一個加拿大籍的作家。這本《安尼爾的鬼魂》與他之前小說不一樣的地方是這本小說講述的是他的故鄉斯里蘭卡,在他之前出版的小說中從來沒有寫過他的家鄉,這次非常罕見地寫了家鄉的事情,且不是一個興奮的故事,而是一個關於家鄉苦難的故事。
首先請陶立夏跟我們談一下她開始是怎麼翻譯這本書的。
譯者陶立夏
陶立夏:我當初認識翁達傑也是因為《英國病人》這本書,其實想翻的也是《英國病人》。我走了一個迂迴曲折的路,最後有機會翻譯了《安尼爾的鬼魂》。當我拿到才知道,這本書的厚度深重感對於最初作為讀者和後來作為譯者是完全不一樣的。翻譯前後大概花了兩年時間,其中有一年我在看這本書,後來花時間去斯里蘭卡旅行,這時候才開始翻譯。翻譯花了不到三個月時間,大約12萬字左右。裡面的故事你很難用一個非常傳統的敘述方式概括。翁達傑是一個詩人,詩性的寫作方式被人肯定。一定要讓我來以簡單方式介紹這本書,它是幾個人物的故事:首先是安尼爾,她小時候喜歡哥哥的名字,斯里蘭卡當時有一個傳統就是每個人都有好幾個名字,有些是備用的,她哥哥有一個名字叫安尼爾,她付出了代價,向他買來了這個名字,她覺得這個名字是男人的名字,從此開始挑戰傳統的人生。她留學英國成為一個法醫鑒證學家,最後回到斯里蘭卡為了調查斯里蘭卡的人口失蹤事件。所有離開國家很多年再回去的人對國家都有一種「近鄉情怯」的敵意,安尼爾同樣也有。她最後遇到塞拉斯,慢慢地改變,就帶出了塞拉斯的故事,一個在政治部門工作的歷史學家,妻子身份不明,死因不明,所有人不知道他的妻子發生了什麼,只知道她曾經在電視台工作。安尼爾發現這不是簡單的官僚,從此帶出了他的弟弟迦米尼的故事,他是急診室外科醫生,他在戰地醫院每天接收最嚴重的傷患,最後為死難者收屍。在這個過程中帶出了佛像修復師安南達的故事,他修復一具他們發現的頭骨的面容,確認這個人的身份,從此他們所有人的命運整個糾纏在一起,最後有人要付出代價,要犧牲自己的生命。塞拉斯選擇犧牲自己。最終為成千上萬的同胞收過屍的迦米尼在醫院發現他哥哥的屍體,但是故事還沒有結束,到最後一章當佛像修復師安南達重新找到了自己的自信和信仰,開始重新雕刻佛像的時候,他說他跟安尼爾這個女人終生背負塞拉斯的靈魂,也就是說過去的苦難不是一種方式解決的,它會留下烙印,並且通過文字的敘述永遠不會消亡,永遠會被記錄下來,被傳唱。我當時翻譯的時候從最後一章開始,我不知道沒有最後一章積極的正面作為支撐,我是否能夠完成這個黑暗的過程。當時我在網上跟大家討論過這個話題,所有人當中你們願意成為誰?
如果要選我肯定會選塞拉斯,因為他是最堅強、最寬容的兄長。事實上很可能是迦米尼,違背了所有的家庭的期望,違背了世俗的主流的價值觀,廢寢忘食做自己喜歡事情的人,差不多這本書就是這樣一個故事。
彭倫:現在去過斯里蘭卡旅遊的人都覺得這是一個和平寧靜的佛教國家,實際上在過去的三四十年中它曾經是一個動亂的國家,有很多殺戮,接下來請陳以侃向大家介紹一下這本小說故事發生的時代斯里蘭卡是什麼樣的狀況。
嘉賓陳以侃
陳以侃:斯里蘭卡的內戰是在2009年5月結束的,非常近,會考驗很多對人性的進步、文明的進步的理解,2009年的時候蘋果手機已經出了好幾代了,還有人搞種族大屠殺。僧伽羅政府在四個足球場大的海灘上驅除了所有的媒體、聯合國人權組織,對泰米爾人進行了一場最後的屠殺,然後宣布和平重新降臨在這片祥和的土地上。
斯里蘭卡內戰的源頭是當年在英國殖民的時候,泰米爾是一個非常少的少數民族,大部分人是僧伽羅人,英國當時的政策叫分割再治理,這種手段就是培植泰米爾的勢力。1948年他們獲得了獨立,僧伽羅人當時佔了人口的四分之三,民族主義情緒有了發泄渠道,覺得多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就開始欺負泰米爾人;泰米爾人慢慢開始反抗,到1983年終於出手幹了一件大事,在路上埋伏殺死了13個僧伽羅士兵。整個九十年代雙方一直在打,到了2000年左右有一個停戰期,2005年僧伽羅政府新領導上台,他們發動最後一輪進攻,因為911之後國際社會已經沒有人支持泰米爾組織,他們節節敗退,帶著平民百姓一起往北方逃,最後這一段歷史BBC有一個紀錄片,說斯里蘭卡已經變成了一個屠戮場,非常慘烈。那些泰米爾人跟著自己軍隊不斷往北方撤退,最後在一片海灘上結束了這場戰爭。歷史背景非常灰暗,但是這本小說用了一些特別模糊的手法處理了這些場面。
編輯彭倫
彭倫:雖然這本書有這麼濃厚的政治背景,但是小說畢竟是小說,我們從小說中並沒有感覺到離政治這麼近,我想請陶立夏談談翁達傑作為一個小說家,他確實以超脫的態度處理國家的政治,並沒有直接寫,你覺得他在小說中是怎麼處理這種政治化的。
陶立夏:翁達傑很有自信,他的故事看起來是散的,但是內涵是始終貫穿的,營造一種情緒,他經常在故事裡突然走開了,他把文字留在那裡自己走開了,很多時候他是缺席的。比如講到塞拉斯的婚姻的時候他走開了,讓他在曠野裡面徘徊。講到帕里帕納的時候他又走開了,他的身後是戰爭中的家人以及那些風風雨雨。他在真正的問題到來的時候不會直面,他不是一個紀實類的作家,他是覺得這些空洞和黑暗需要讀者自己發掘,為什麼這些人與世隔絕?背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你需要通過蛛絲馬跡去尋找。針對很多現在比較直白的我認為是自嗨型的作家來講,翁達傑是一個很克制的人,因為自嗨的作者自己寫得很高興,他描寫災難的場景,描寫自己悲傷的情緒,高亢地控訴,讀者會覺得這個太具體太滿了,我們要走的路在哪裡?所以翁達傑總是留一個距離,讓你自己去走完,他讓讀者用文字的方式構建一個故事的同時也創造一個非常緊密的情感的紐帶,讀者和作者之間,我們共同挖掘一個真相,共同走向一個故事的核心,這樣做有很大的難度,說明了翁達傑非常高超的技藝,一旦故事的氛圍鋪墊做得不夠,情緒的紐帶聯繫得不夠緊,讀者就會迷失,所以翁達傑在這個度的松和緊之間、空白和密集之間掌握得非常好。
《安尼爾的鬼魂》
同時我還有一個看法,如果一個故事講得太政治化對故事流傳沒有好處。政治本身沒有任何偉大和美好之處,就是人性黑暗。如果寫自己國家的災難,為國家的人民發聲,卻還原成一個政治的故事,這種做法是最最低級、最最不美好也是技術含量最低的。如果用一種更有深度、更有力、更容易被人記住、更感染的方式描寫,必須走一種更迂迴的路,這就是翁達傑厲害的地方,他能夠隱藏自己的憤怒和悲傷,盡量讓讀者自己挖掘背後真正的黑暗,這也是翻譯當中我遇到的比較難的地方,怎麼樣跟他一樣保持冷靜,怎麼樣跟他一樣留下線索讓讀者自己發覺。
彭倫:聽了陶立夏的理解,我希望大家讀這本小說要有一點耐心,小說中有很多人在支線裡面出現,但這個故事作家是精心構造的,可能他留下了很多空白需要讀者去想像,去理解,但並不是他亂寫的閑筆。陳以侃有什麼補充嗎?
陳以侃:我近幾年越發有這樣的感受,不要在閱讀中尋找自己。因為我們很多過去的經驗會說這個作者寫得真好,好像在寫我的感受。但翁達傑會說,我並沒有告訴你我要寫政治,並沒有承諾過會在小說里給你上一堂歷史課。小說英文叫Novel,是新的意思,在創造一種新的題材,新的角度,新的主題,「我們在文學當中尋找一種自己想要的東西,叫做規範化幻覺。」我們以為我們希望讀到什麼東西,不斷地在書的頁邊上寫,應該這樣那樣,就會忽視作者本來想要完成的事情。翁達傑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作家,你去讀他的時候會學到很多之前沒有領會到的東西,包括他在意象的鋪排上,對人物的態度上,都可以教會你一些東西。翁達傑對人物是什麼態度?其實每個人都有一段過去,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心痛,你不會完全了解,但是在那個片刻間遇到那個人可以充滿你的生命和宇宙。《安尼爾的鬼魂》也是一樣,眾生皆苦,他是從那些恐懼的情緒里寫的,並不是從生生死死的角度去寫。
陶立夏:在《安尼爾的鬼魂》中,塞拉斯和迦米尼的關係,他們是親兄弟,到最後為什麼會有隔閡和敵意,安尼爾和塞拉斯很明顯感覺到彼此互相吸引,但是有很多原因比如政治原因以及學科上的分歧、意識形態的抗拒,他們兩個之間始終有張力,要互相靠近但是遠離,最後結果不是很好,分手的時候塞拉斯扇了安尼爾一巴掌,大聲說,你回到船上,完成這個報告,離開這個地方!翁達傑從小的經歷跟他的寫作很有關係,家庭離散,離鄉背井在外求學,很小就讀寄宿學校,長大以後沒有選擇自己喜歡的專業,最後沒有辦法去留學。異國他鄉一個人帶著一點現金,兩件衣服就去留學,那個時候他也很小。後來我也去了他書中描寫的城市,比如佛羅倫薩、巴黎等等,文字最後能夠帶你去的地方你是沒有辦法預計的,這是文學的魅力。經常有人讓我推薦幾本解決人生煩惱的書,可書裡面沒有任何答案,書是給你方向和出口,通過閱讀明白別人的思想是怎樣的,你才會找到自己要走的路。這是我多年喜歡翁達傑的原因。沒有別的作者給我這麼多啟發,他留了很多空白和沉默,我自己去填滿,逐漸開墾出自己的天地來。文字不提供解答,文字只提供自我提高和自我解放的契機,如果你願意去讀,願意思考就會找到這把鑰匙,如果你還要尋找答案就是一個死胡同。
彭倫:我們讓陶立夏說一下閱讀翁達傑的歷史吧,你是什麼時候開始讀《英國病人》的?
翁達傑最著名的小說《英國病人》
陶立夏:很久了,1992年《英國病人》得奧斯卡那年中國有很多盜版書,這本書太好了,好到我想要看原文,我讓我在加拿大留學的好朋友幫我買一本原版的,後來寄過來,非常漂亮,藍色封面。從此以後我就開始收集翁達傑的書。我上次在美國度假,又發現了一本新版本的《英國病人》,我又買了。因為覺得我們都是很孤單脆弱的,冥冥當中都在尋找一種認同,有人可以跟你對話,有相同的價值觀,我覺得翁達傑是這樣的存在,他能夠讓我明白人性皆苦,所有人的無奈和選擇。我必須要寬容對待別人,理解別人的苦難,這是他給我上的第一堂課。他的寫作方式我真的很想學,但是很難學會。我永遠都學不會,所以我只能翻譯他,所以我跟彭倫老師說要翻譯翁達傑。翁達傑有一本書《身著獅皮》也非常好,是《英國病人》的前傳。這個故事也是離散,他們移民加拿大,從最苦難的挖隧道、養牛開始,最後怎樣成為了盜賊、小偷,成為了革命戰士,最後離散天涯。再下一本是《遙望》,然後是《貓桌》,類似於翁達傑自傳的故事。最特別的肯定是《安尼爾的鬼魂》,因為是我翻譯的。《安尼爾的鬼魂》這本書現在已經三年了,但我之後沒有翻譯任何的東西,很多邀約我都拒絕,我覺得太痛苦了,你走得太近的話就沒有辦法脫離現實。我現在看《安尼爾的鬼魂》就像讀新書一樣,因為很多讀書會、採訪所以要經常讀這本書,還是發現這是一本好書。因為是我自己翻的,我沒有辦法用非常仰慕的百分之百肯定的姿態介紹它,因為這樣可能別人會認為我過於驕傲了,但是事實上這本書本身的光華沒有被翻譯所折損。翻譯者很難,但是它的力量太強大了,最後使我這個譯者類似於一種完全失去自我的狀態在翻譯它。一定要選的話《安尼爾的鬼魂》是我最愛的書,用一種外交口令來說,翁達傑的下一本書也是我喜歡的書。
《遙望》
《遙望》是翁達傑最成熟的一本書,《英國病人》是最驚奇的一本,一個斯里蘭卡人講一個匈牙利人的過往,以及英國和德國的戰爭,沒有人會想到他會做這樣的題材。從感情上來說,《安尼爾的鬼魂》是他情緒積累最充沛的一部小說,當然他剋制地完成了很多。翁達傑的作品有很多鮮明的特徵,可以看到他每個階段的好壞。他甚至說不知道前三章人物要幹嗎,但其實他心裡知道。
最後回到主題,作為創作者,文字自由很大,我們很可能覺得自己生活在這個時代有很多困惑,我們經歷了很多悲傷也創造了很多美好。文字會帶我們去我們去不到的地方,文字的力量可以穿越時間,現在很多譯的書都是去世的作者寫的。因為有文字質量的支撐,寫作者是最淡定的人,他們不需要著急做很多事情,他們只需要慢慢寫就好了,他們寫得好的話最後勝利的永遠都是他們,因為人會死掉,朝代會更迭,但是好的書總是會留下來的。所以文字比我們想的要偉大很多,所以很高興能夠通過這種方式跟大家認識。
(本文根據主辦方提供的現場速記稿整理摘編,未經主講人審訂,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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