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年：生命與道德

生命與道德

文/張岱年

在中國哲學史上，有關於「義利之辨」與「理欲之辨」的爭論。在西方哲學史上，有理性主義與樂利主義以及唯意志論、非理性主義的爭論。事實上，這些爭論所爭辯的中心問題是生命與道德的關係問題。所謂利，指有益於生活。所謂欲，指生活中的要求。所謂意志也是生命的表現。而所謂義，所謂理，指生活所應遵循的準則。「理義」亦即道德。生命、生活與理義、道德，究竟有如何的關係？這確實是一個根本的理論問題。

孟子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這表明生與義、生命與道德，都是重要的，都是應該肯定的。孟子又說：「二者不可得兼，則捨生而取義者也。」這表明，在生命與道德不能兩全的情況下應該捨生取義，寧犧牲生命也要實踐道德。「捨生取義」的根據究竟何在呢？這是應該深入思考的問題。

一、生命與生命力

一切生物都具有一定的生命力。生命力即是能改變環境以維持其生命、發展其生命的力量。植物、動物都表現了一定的生命力，而人的生命力最為顯著。作為一個人，必須有充沛的生命力。為了維持生命力、發展生命力，必須滿足一定的需要。所謂慾望、所謂情感，即是對於生命需要的意識。生活中有所需要，在意識中便表現為欲為情。在這一意義上，欲與情是應該肯定的。然而欲與情又包含許多矛盾，因而引發了許多問題。

一切生物都具有生命力，但是人的生命有其特點。人的生活是社會生活，每個人都生活於社會中，不可能脫離社會而生存。人只能在社會中保持其生命力，發展其生命力。人的生活是社會化的生活，可以說表現了生命力的社會化。古代思想家已有見於此。孔子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荀子說：「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的生活是群居生活，即社會生活，人不可能脫離社會而生存，人的生命力只有在社會中才能保持和發展。這是關於人生的重要事實。

二、生命力的充實與調節

每一個人，作為一個人，必須保持自己的生命力。生命力的保持與發展有待於慾望的滿足。追求慾望的滿足，亦即追求利益。人與人之間，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發生矛盾衝突。如果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衝突過於激烈，毫無調和之餘地，勢必同歸於盡。為了保持社會生活的繼續存在，必須對於個人利益的衝突加以調節，使人與人之間遵守一定的行為準則。這類準則即是道德。道德即是調節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基本準則。

道德起源於原始社會，當時既未分階級，也未分等級。在階級社會，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道德。但道德都是調節個人行為的準則。

人，作為具有社會性的生命，不但有物質生活的需要，而且有精神生活的需要。《禮記》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這是人的物質生活需要。物質生活還需要衣服、居室、舟車等等。但是人不僅有物質生活，還有超越物質生活的精神生活。何謂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即是對於真、善、美的追求。何謂真？真即是對於客觀事物的正確認識。何謂善？善即正確處理人際關係的準則，亦即道德。何謂美，美即藝術的享受。其他動物對於事物只能有感覺，人類則具有對於事物的理性認識，努力追求真理。別的動物也有合群的，人則具有社會生活的自覺，有意識地實踐善的原則。人更以創造藝術品作為一種精神享受。真、善、美是同等重要的，在這裡著重講善的問題。

人與人之間有競爭的關係，也有合作的關係。西諺有云：人對人是豺狼。事實上，如果人對人僅僅是豺狼的關係，則人類久已滅亡了。其實豺狼也是合群的，並不互相殘殺。人與人之間的合作，勝過人與人之間的鬥爭，然後社會才能存在，才能發展。恩格斯說：「自然界中死的物體的相互作用包含著和諧和衝突；活的物體的相互作用則既包含有意識的和無意識的合作，也包含有意識的和無意識的鬥爭。」（《自然辯證法》，1971年中譯本，第283頁）合作與鬥爭是同時存在的。道德即調節鬥爭與合作的基本準則。

三、道德與群體生命

道德是處理人際關係的準則。

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個體，然而個體不是孤立存在的。個體存在於群體之中。作為一個人，不但要考慮個人的利益，而且要考慮別人的利益，考慮群體的利益。在這個意義上，道德標誌著對於個體利益的超越。

自古以來，人們聚居而為族。經過歷史的發展，人類分成許多民族。每一民族有自己的語言文字，有自己的傳統文化。每一民族形成為一個持續存在的共同體。每一個民族共同體可以說有其持續不斷的生命，可以稱之為群體生命。群體生命大於個體生命。道德的要義在於每一個人不但要追求個體的利益，而且要考慮群體的利益。也可以說道德在於群體生命的自覺。

孟子提出，生與義二者不可得兼應捨生取義。「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協調一致，這是正常的情況。「二者不可得兼，則捨生而取義」，這是特殊情況。在什麼情況之下，二者不可得兼呢？這主要是兩種情況，一是在民族的獨立受到威脅的情況下，為了保衛民族的生命，可以犧牲個人的生命。一是在個人的人格尊嚴受到威脅的情況下，為了保持個人的人格尊嚴，寧死不屈。

應該承認，民族的群體生命大於個人的個體生命。這是道德的一項基本原則。

人格尊嚴是一個歷史的範疇。在等級制社會中，將人分為不同的等級，有貴族，有平民，有賤民。貴族具有尊嚴，平民亦有一定的人格，賤民則受奴役。平民堅持人格尊嚴，表現了反對奴役的鬥爭。孟子說：「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歷史上有不受嗟來之食的故事，即為了保持人格的尊嚴。「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即肯定人格高於生命。然而生命還是人格的本原，如果沒有生命，也就沒有所謂人格。

從「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的意義上來說，可以說道德高於生命。應該承認，道德本於生命，而在一定意義上又高於生命。

四、生與義、富與仁的統一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這是正常的情況。在正常的情況中，一方面要充實生命力，一方面要提高道德自覺性、遵守道德的制約。生命與道德是相需相成的。充實生命力必須滿足物質生活的需要，也即滿足一定的慾望，但是慾望的滿足不可能是無節制的，如果無節制的追求慾望的滿足，而縱慾無度，必然會戕害生命，同時也要加劇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衝突，而引起糾紛擾亂。為了保持生命的正常發展，保持人與人之間的協調。生命的充實提高與道德的自覺自律都是必要的。

在中國思想史上，儒家是基本上肯定生命的，但是一部分儒者重義輕利、存理去欲的學說，對於物質需要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比較忽視了充實生命力的必要性，對於民族的發展產生了消極影響。與重義輕利、存理去欲的思想成為對照的是縱情肆欲，唯利是圖的流俗思想，追求個人享樂、見利忘義。這種流俗思想，自古有之，於今為烈。這種庸俗作風，既違背了道德的準則，也逆反了生命的規律，是不足取的。

孟子曾引陽虎之言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這所謂為富指執政者聚斂民財，所謂為仁指施行仁政。聚斂民財與施行仁政確實是相互違反的。但是，如果從另一意義來講，如果為富指經營商業；為仁指做有益於人民的事情，則為富與為仁還是可以相容的，不但可以相容，而且相得益彰的。據聞現代日本有一位企業家提出「仁富合一」的主張，運用仁富合一來經營企業，取得顯著的成就。這是值得注意的。事實上，在中國歷史上，實行仁富合一的，也不乏先例。如孔子弟子子貢，善於貨殖，但作為孔門弟子，也是「以仁為己任」的，表現了很高的道德品質。當代有許多國外華人企業家，致富之後，大力資助祖國的文教事業，這也是富仁合一的典範。

社會生活必須分工，在社會中有人為增加物質財富作貢獻，有人為提高人類的精神生活作貢獻。仁富可以合一，然而也不妨分途。在精神領域中，有人致力於探求自然的奧秘，有人沉思人生的終極價值。這都是應該鼓勵的。

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在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引之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得很大的發展。但是，社會上也出現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的不良風氣。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都可以稱為「為富不仁」，這是妨礙社會的正常發展的。

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健全法制；在健全法制的同時，更必須提倡社會主義道德，必須建立社會主義的良風美俗。社會主義的人際關係應是友愛互助的新型關係。在當代資本主義國家中，社會風氣中出現一些頹風，如家庭解體之類，但在西方社會中，注意公共衛生（不隨地吐痰）、遵守公共秩序（乘車不擁擠）等已蔚然成風，而我國社會在這些方面尚有待於整飭。貨真價實、童叟無欺，是千百年來商業活動的準則，而今天卻假藥假貨充斥於市場之中。這都說明，建立良風美俗，還有待於艱苦的努力。

富（經濟）屬於物質文明；仁（道德）屬於精神文明。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是相待相成的，必須兼顧並重。原則既已明確，理想必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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