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曉峰談近代北京城的變遷

談到中國的近代城市，上海是一個典型，相較而言，同時期的北京似乎並不那麼典型。「近代上海」與「民國北京」之間有何差別？沉澱了許多傳統與歷史的民國「老北京」如何找尋其近代性？近日，記者採訪了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唐曉峰教授，請他談談近代北京城是如何脫離傳統的。

說到中國的近代城市，更慣常的說法是「近代上海」、「民國北京」。「近代北京」似乎是使用頻率不那麼高的概念，這是什麼原因？

唐曉峰：在中國，什麼叫近代城市？最典型的是上海。關於上海的近代史，學界的研究很多。這給人們一個先入為主的印象：大量西方元素、現代經濟元素進入城市，主導城市的發展，就是典型的中國近代城市。從這個角度看，在近代北京城看不到很多這類東西，所以它不是一個典型的近代城市。不過，北京在近代史上的存在感是非常強的。北京的近代性和上海不同，你可以把它劃為另一類的近代城市，但是不能把它從中國近代史上拿走。

近代上海是脫離了傳統的「新上海」，而民國北京城常常冠之以「老北京」這樣的稱謂。怎麼看「老北京」的「近代性」？

唐曉峰：北京城的近代性是什麼？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一般講北京，我們往往會邁過它的近代性而直接講它的傳統性。但是這個傳統性是真正的傳統性還是摻雜了傳統的近代性？按董玥的說法，現在一些所謂「傳統」的東西，實際上是在近代北京才出現的。

北京城的近代性是什麼？其新的價值和功能是什麼？這是研究民國北京城一個具有核心性的問題。既然民國北京城不是典型的近代城市，缺乏近代城市那些「新」東西，那麼，難道它還是以前的那個王朝時代的北京城嗎？顯然不是。那麼，北京城在哪些地方、又是如何脫離傳統的呢？現在已經有若干部很好的研究近代北京的著作，從宏觀層面進行討論，為了更深入地討論這個問題，還需要用專題論文的形式，通過個案分析，做更詳細的探索。

近代北京最顯著的一個變化是清政府的滅亡，權力階層的置換。

唐曉峰：對。清朝倒台後，掌權的換了一批新人。原本作為貴族的旗人，高高在上的特殊身份沒有了。民國時期，這一人群是怎麼流動的？他們不是往上層走，而主要是往下層走。因此，民國北京城裡的基層人群不一樣了。原來的旗人，甚至是一些旗人貴族向基層下移，於是，民國北京的基層文化就不再是純粹的草根文化。那些下移的旗人，外表變得草根，但內心還是很高傲的。滿人的向下流動，是近代北京的特殊性，也是民國北京城的一個顯著變化。

現在有人說北京是「爺文化」，走到哪兒，管誰都稱「爺」。這原來是貴族的東西，後來影響到基層。隨著旗人的下移，那就更分不清誰是真爺誰是假爺了。另外，「文玩兒」本來也是有錢有閑的貴族文化的東西，後來影響到基層，人人手裡都轉核桃。最近《讀書》上有作者討論北京的「非遺」，指出一種風氣，講「非遺」，一追溯其歷史，就總是往宮裡、往皇家貴族那兒去攀援。其實這不都是吹牛，確實有這種情況，原來可能是宮裡的東西，例如摜跤，後來淪落到基層。這是貴族文化進入基層的一種影響。

其實，不止是權力階層，清朝滅亡之後，北京的各個階層都在重新洗牌。基層有變化，中層也有變化。觀察近代北京，不僅僅是城市空間結構、建築外形有變化，裡面的人也有變化。

滿清貴族下移之後，新的上層群體是一個怎樣的存在？近代史上，北京的新知識分子尤其是一個有力量的群體，他們是如何興起的？

唐曉峰：近代北京的上層自然與明清時期完全不一樣了。從傳統到近代，北京城有兩個群體的生活方式中斷了，一個是上層的皇朝政治群體，一個是中層的士大夫群體。民國前期取代前者的是北洋軍閥，取代後者的是新型知識分子。

北洋時期，上層政治集團很混雜，北洋軍閥里有王朝舊官，有草莽英雄，也有留洋人士。這個混合體沒有成型的文化，權力集團的規模也比清朝的旗人貴族小多了。這些軍閥所看重的利益是在整個國家層面上，作為城市的北京怎麼發展對他們來說沒那麼重要，所以這些軍閥不像原來的皇室，對北京城進行嚴密的控制。民國的新權貴在京師社會中，根基很淺。

傳統時代的北京文化所依託的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群體——士人，在城市區域上，大多居住在宣武門外，形成所謂「宣南文化」。宣武門外集中了一大片會館區和士人居住區，聚集了文化水平很高的漢族士大夫，現在還保留著很多名人故居，那裡曾經住過赫赫有名的學者以及朝廷重臣。這一空間特徵是旗民分治造成的。宣南文化是清朝北京一個引人注目的組成部分。但是，到民國北京的時候，分治的情況沒有了，「宣南」文人群體消失了。沒錯，「宣南文化」的確不復存在，但另一個文人群體取而代之，仍然是北京文化的重要載體，他們的居住地已不在宣南，但影響力同樣巨大。在這一點上，北京還是北京。

近代以後，北京出現了許多現代意義的高等院校，匯聚起一個巨大的新型知識分子群體，這些人的外省籍身份容易使人忽略了他們與北京文化的聯繫。我的看法是，他們的行為方式，是屬於北京的社會文化產品，體現了正宗的北京文化特點。當年的宣南士人，許多人也是外省人士，但只有在北京才醞釀出精彩的成果，才產生舉足輕重的文化影響。近代北京，新型知識分子群體出現，他們主導了新文化運動，其意義盡人皆知。知識群體在北京的特殊性，正是這座城市特殊性的一個表現。

近代北京經歷過一場場社會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五四」運動、「三一八」慘案、「一二·九」學生運動等等，運動的參與者變來變去，運動的性質也隨時改變。需要提醒的是，我們講運動、講革命，不能把北京城擱在一邊，而應該把運動、革命與北京城這塊「地方」結合在一起。近代中國風起雲湧，北京算是開風氣者，這座城市給人一種衝動、一種行動的條件和價值，這都反映了它的近代特性。

北京人好談政治，出租司機給你講政治局，不管你喜歡不喜歡，這裡是北京。

告別傳統時代，近代北京城市空間發生了頗多變化。相對於士大夫集聚的宣南地區，新興知識分子群體有什麼空間特徵嗎？

唐曉峰：最主要的肯定是一批現代學校，比如北京大學（京師大學堂），那裡聚集了一大批學生和教授。這種聚集形式是原來的宣南無法比的。北大的核心區在景山的東側，原址曾是和嘉公主府，今天最出名的建築是沙灘紅樓。教授居住的一個大院落在不遠的中老胡同，它相當於燕京大學的燕南園，不少名教授都住在那裡。隨著北京大學的建立及校園的逐步擴建，這裡出現了新型的文教區。在這個區，連要飯的都是滿口「行行好，當校長；行行好，去留洋」。

在近代北京城裡，現代學校大量出現。我們搞地理的比較關注校園的問題。現代學校的學生不是簡單地縮在屋子裡背書，他們需要有一個較大的活動空間，也就是現代意義的「校園」。校園是一個師生共聚的場所，它所帶來的知識群體聚集方式前所未有。現代學校還要有眾多校舍建築，其中還有一樣重要東西，就是操場。京師大學堂有操場，1905年舉行過運動會，還放過電影。我們都知道，經過明清兩代，北京內城的建築已經飽和了，但現代學校硬是要開闢操場，顯然，這個改造不會那麼容易。當年京師大學堂的操場現在還在，就在紅樓的北面。除了大學，現代中小學也要有操場。北京四中的操場很有名，當年還特別修了操場大門，曬到馬路邊。因為那座操場大門樣子像崗樓，崔嵬在拍《青春之歌》電影時，來此取景，充當北平警局的大門。

眾多新型校園空間的文化變革意義值得關注，這在城市空間性上是一件大事情。除了操場，還有禮堂，這也是新型活動空間，也是前所未有。廣場與禮堂的空間意義，值得討論，「五四」運動的醞釀與它們都有關係。操場、禮堂的體育活動、集會活動，會培育群體意識與群體行為，這些都是現代公民意識的重要成分。

北京城近代歷史的書寫到現在仍然存在一些空白區。一些事物因為缺乏書寫，導致它們在大家心目中沒有什麼存在感。天橋為什麼這麼有名？因為寫天橋的人太多了。關於新型大學、中學、小學校園在北京城的出現，人們只是抽象地知道，卻沒有實在感。問問北京大學的同學，老北大在哪裡，除了紅樓還有別的建築遺址嗎？他們未必說得清楚。

早期北大（京師大學堂）校園的核心在景山東邊，校園的擴展一方面是蠶食周邊地區，另一方面在其他地方收購地盤。所以有的校區離核心校區很遠，比如京師大學堂的醫學實業館就遠在宣武門外，後來改為北京醫學專門學校，也就是北大醫學院的前身，錢壯飛就畢業於那裡。在郊外的情形不同，平地起高樓，一個燕京大學，一個清華大學，人們對此印象深刻，往往就忽略了城裡面北大的故事。

學者對民國北京在城市改造上進行了不少探索，您也專門研究過新華街的改造，請您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唐曉峰：首先我要講一點，對城市史的研究，特別是城市空間形態、結構的研究，近代城市和古代城市有個顯著的差別。研究古代城市，習慣於研究一個成型的、終結的城市版本，比如古代的長安城、洛陽城，還有元大都城、明清北京城。古代城市，我們大體可以認為它是一個完成的版本（其實也不完全是）。但是，民國的城市改造、城市建設完成了么？由於政局、社會的不穩定，近代民國城市可以視為一類未完成的東西。那麼，研究一個未完成的城市，應該怎麼做？

關注它的過程。

唐曉峰：對，研究過程。這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成功的，一個是不成功的。不成功的探索也屬於民國北京城的發展史。歷史不是一個簡單直線進化的歷程，中國的近代城市以及整個中國近代史都是充滿了探索、失敗、再探索的過程。所以，一定要研究過程中的複雜性。

新華街的改造就是一個不成功的案例。

唐曉峰：新華街剛開始規劃的時候想法很好，很有光彩，但最終被冷落，不過還是有歷史意義的。陳獨秀在譏諷北京城的「特色」時就說：「一條狠好的新華街的馬路，修到城根便止住了。」應該是很好的，可惜沒修完。那個攔住新華街的「城根」八、九年後被挖開，改建了和平門。新華街算是通了，但因為首都南遷，新華街的價值大打折扣，沒有實現原來的設想，並沒有推進一個街區的繁榮。

北京城原有的街道系統大街小巷齊全，基礎不錯，林徽因曾經誇讚過。不過在王朝時代，其空間性對街道的效率有很大的限制，民國期間開始打破這些限制，開闢整修了一些新街道。我覺得近代北京城有兩條街改造的意義比較大，也是持續發展，終成正果。一條是長安街，一條是文津街（包括西安門大街到沙灘、漢花園這一線）。改造這兩條街是為了解決北京城的交通問題，但其意義不止在交通的改善上，其政治文化屬性顯然高於一般的大街。

作為皇都的北京，皇朝建築壓迫百姓空間，造成城市空間的區隔性，到處都是屏障。為了追求皇帝的尊嚴與安全，統治者用攔、截的辦法進一步加強對城市的控制。但是到了近代，城市追求空間的連通性、流動性。所以，從民國開始對北京的很多大街進行改造，移走障礙，甚至很早就規划了有軌電車。這是近代北京脫離傳統的又一個重要方面。

要解決暢通問題，城內最大的障礙是皇城，民國時候就將皇城城牆大部拆除，長安街、文津街就是這時候開始逐步打通的兩條東西向的街道。長安街大家都知道。文津街一線，在景山前面，紫禁城後面，這條街往東是京師大學堂，往西是北京圖書館，北大紅樓也在這條街的東面。因為修了北京圖書館，把承德文津閣的四庫全書搬到了北京圖書館，所以圖書館前面的街道就叫文津街。

長安街、文津街是東西向的街道，新華街是南北向的街道。民國初期，北京新開闢的重要通道，這三條最有特色。新華街，你聽這名字就具有革新性，這是民國北京城追求現代新社會的一個實踐。

與南北新華街同時期的另一個探索，是南邊香廠地區的規劃建設。有一件事情人們老講，「五四」運動期間，陳獨秀寫了《北京市民宣言》，親自出去散發傳單，陳獨秀撒傳單後就被捕了。撒傳單的事情在黨史上是一定會講的。但是撒傳單的地點在哪兒，很多人並不注意。地點就在香廠新世界大樓的屋頂。陳獨秀為什麼選在這個地方？這個地方在北京城中有何特殊性？香廠地區是民國初期精心規劃建設的一個「模範」區，裡面建設了幾座重要的新式建築。這個新世界乃是模仿上海的新世界，都是現代化大樓，是都市娛樂場所。當時香廠地區在北京很有影響力，是群眾聚集的地方，而且這個地方聚集的群眾主要是新興消費群體。

香廠和天橋地緣很近，董玥把它 們放在一起來講，但我覺得這兩者是有很大差別的，天橋是回收傳統的地方，而香廠是一個創新的地方。香廠有咖啡廳，有很多外國的舞蹈家、魔術家表演，這跟近代上海有一點相似。天橋聚集的是舊爺們，香廠聚集的是摩登小資，當然北京的摩登小資遠不如上海多。

北伐以後，國都遷到南京，掌握權力的群體走了，很大一個消費群體消失了。天橋的爺們還在，但香廠的摩登小資大為減少，這個地方隨之衰落了。

除了新式娛樂，香廠的創新性還體現在哪裡？

唐曉峰：這主要體現在公共空間的文明意識上。公共空間的文明意識和秩序到現在也是中國人的一個大問題。舊時中國人十分缺乏在公共空間的規矩，民國北京城搞市政建設，大量擴展公共空間，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公共空間里的秩序。

董玥的書中有一段講舊大街，大街上混亂不堪，撒尿的、倒垃圾的，還有要飯的，隨便找個地方一躺，誰也管不著。在大街上，人們沒有任何責任感。傳統北京的住宅是四合院，院子裡面乾乾淨淨，外面的街道上則亂七八糟。中國人的責任世界、價值世界都在牆裡面。一個胡同里住的有窮人、有富人，窮富的分隔不是靠街區，而是靠院牆。這是院牆文化的特點。

民國時推廣新式生活，其中一條就是建立公共空間的秩序，號召人們管一管大街。當時有幅照片，在某個城市的大街上，一大群紳士，長袍馬褂，一人拿著一把掃帚，前面是一個垃圾車。他們擺出表率的模樣，幹嘛，掃大街。這在當時算新氣象。不過，在中國大街上建立秩序，談何容易。

院牆文化，給中國人明確地分出兩個世界。院里是自己的，倍加愛護。院外面，管他呢！劉寶瑞的相聲《解學士》有一個情節，宰相家人把院里竹子砍了，解牆頭就扔出去了。大街上可以倒垃圾，人在大街上毫無規矩。中國人出國旅遊，在公共場所的表現最差勁兒。香廠地區的建設，是要開闢一個「模範區」，要樹立公共場所的規矩。北京第一個街上的警察亭子就出現在香廠，設在路中心，維持秩序，監督衛生。

北伐之後，遷都南京。不再是國都的北京城，有哪些變化？

唐曉峰：政治上優越感沒有了，隨之產生的是一種失落感。在經濟方面，陸路交通時代北京有經濟優勢，而到了近代，華北地區有經濟優勢的是天津。遷都南京之後，北京不再是首都，改名北平，剩了一堆古迹和大學知識分子。北平如何發展，只能在這兩個方面動腦筋。有大批的學生、教授、文化人，可以搞文化中心；有大量的古迹，那可以發展旅遊。在北平時代就提出了「旅遊城市」的概念。

作為文教中心，不僅僅是發展文化教育事業，還有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北京的文化群體有純學術的一面，但是文化群體的左派革命性在北京城一直沒有喪失。

北京的近代工商業不行，不能和上海、天津相比，在那個時代，北京主要是一個消費城市。在北平時代，商業區取代了政治區，消費群體決定城市文化。譚其驤先生有篇回憶文章，講的就是1930年代北平的生活。那個時候知識分子生活得很舒適，市場上消費是供大於求，是個買方市場，在新開的公園可以坐到半夜。

那個時代北京的消費就是消遣，講究吃，講究聽戲，講究文玩。說北京講究吃，有人會不服氣，但北京講究吃的一個表現是食客文化，是食客和店主之間的特殊關係，老字號的館子都有自己的老食客。飯館裡也有一種文化虛榮，菜上來不光是吃，還要鑒賞、品評，聊美食是飯桌上的一大景觀。北京有些特別能說的美食家，聽他說比吃更重要。

近代北京與上海差別很大，是否能跟近代天津做個比較？

唐曉峰：京津兩個城市有類似的地方。近代在京城失落的官僚、文人，有些就去了天津；還有人是看到了天津的發達，也去那裡置辦了產業。從北京過去的舊官僚、文人，以及西方進來的洋人，是近代天津的兩個新的群體，但這兩個群體對天津下層社會的影響都很小。天津沒有沾染上北京的傲氣、外國人的洋氣，它的藝術形式接的是下層的地氣。洋人在天津也有租界，有大樓，但天津社會文化也沒能發展成上海的樣子。當這兩股力量消失之後，天津還是它原來的樣子。為什麼會是這樣，可能與這兩股力量在天津的歷史都很短以及天津本身的文化特質有關係。

講近代工商業，北京不如天津。北京原來靠的是京師地位和內陸交通優勢（太行山東麓大道），當首都南遷、海洋時代開啟之後，北京的這兩個優勢就沒了。所以袁良（1933年至1935年任北平市長）時期的北平只能靠文教和旅遊。現在北京重又成為首都，況且又到了知識經濟時代，北京的優勢又回來了。（文/於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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