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本土化影響中國社會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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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誇張地說，如果不了解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則對東漢以來中國思想和文化的了解都無從談起，因為它已成為中國文化中一個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且對其他部分有著強烈的滲透和影響。

佛教史上的中國

佛教對後世中國人來說已如此熟悉，甚至幾乎讓人忘了它是一個外來宗教，但談中國佛教必須從它初傳入華開始。禪宗公案中有一個問題曾被反覆提及：「如何是佛祖西來意？」即佛教因何從西方傳入中土？對於這個問題有許多著名的回答，但卻都不是直接的回答，而是將之視為一個毫無意義的問題。然而打機鋒頓悟可以如此，學者追溯歷史源頭卻不能。

湯因比曾提出一個著名的論斷，即宗教的大發展往往尾隨一個帝國的崩潰而來。佛教在中國的傳布，在很大程度上確實得益於兩漢儒家文明的政治秩序崩潰之後，持續近四百年的政治分裂和社會危機，這樣一個根基動搖的社會「成為異域思想和制度得以植入的極有希望的溫床」。在這樣一個人們難以預知福禍和未來的災難時刻，佛教和道教都獲得了大發展，因為它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給了人們精神上的安寧和指引，讓他們通過對彼岸世界的追求擺脫現實世界中的焦慮痛苦。

但兩種異質文明體系在相遇時必然要遭遇碰撞和不斷調適。可以說，一千多年後西風東漸時所遇到的大部分問題，在佛教入華時都已在不同程度上遇到，例如本土思想的激烈抵制、一個外來思想體系的自我調整以迅速適應變化、如何使新的異質思想被本土接納和理解、以及經典的翻譯工作和交流等等。芮沃壽敏銳地意識到，在翻譯佛典的過程中，許多違反儒家道德的段落和措辭被刪改或省略，並出現了許多護法文，辯稱佛教思想「與本土的思想和價值相一致或為其補充之處」，通過這些方式，將這一外來事物嫁接到本土文化的根上。

在南北朝的亂世中，佛教不得不適應南北兩種不同的政治環境和文化。這種紮根本土的努力，出現了日後佛教南北宗分化的最初雛形，以及被中國思想所滲透的佛教，事實上此後的中國佛教發展，大抵都可以追溯到這一時期。在演化的進程中，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即佛教從「沙門不敬王者」和「漸悟」的立場上後退，逐漸放棄其獨立性和外國色彩。陳寅恪曾指出，拜不拜王者表面上看是僧俗之爭，但實質上與漸悟/頓悟之分一樣，都是華夷之分，而最終的結局則是佛教為適應本土而屈服於中國文化傳統。不但接受了北魏起設立的僧職機構，而且作為對印度佛教的「一種中國特色的反對」的頓悟說最終發展成漢傳佛教唯一的正宗。

另一個重大的調適是眾生平等思想和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佛教的發源地印度有嚴格的種姓思想，主張「一闡提不能成佛」，但中國文明卻相信「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及「人皆可以為堯舜」。在本土的道教經典《太平經》中就已顯露出一種特殊的思想：即認為人的命運是靠自己而非鬼神等外力決定，而且只要修行得道，人人都可成仙。這種「自力本願」的思想主張一切吉凶都由自己造成，人種善因即得善果，種惡因便得惡果，跟鬼神毫無關係，因此所謂鬼神說穿了只是自己精神狀態的一種投射而已。這就不難理解為何「成為主流的禪宗頓支主張一種與中國人的一貫信念相合而對於受種姓制度束縛的印度來說格格不入的救贖理想，即：一個人可以在其一生中通過自設的努力而到達巔峰」。事實上如龔鵬程所言，面對中國社會中這一強大的思想現實，「若不在理論上作此轉向，佛教恐不能大昌」，禪宗就是絕對「自力」的思想流派。

自唐代禪宗興起，晚唐後西域通道斷絕，佛教又在印度本土衰落，佛教不得不更進一步地中國化，以至於禪宗這樣一種從印度佛教的觀點看來的幾乎已經不能算是佛教的異端，竟演變成為中國佛教勢力最大的正宗。禪宗在理論層面吸收了道家玄學性格，大受士大夫知識分子和庶民社會喜愛。但中國佛教中的「佛性」也逐漸演變成主要指人的心性，而非印度所指的真如、實相、法性，這種對心性的和自然主義的過度強調（如惠能之主張「頓悟」、神會之說「無念」、馬祖之論「非心非佛」），消解了鬼神與來世的觀念，無形中也造成了禪宗的自我瓦解。到最後砍柴挑水、吃飯穿衣皆是修行，宗教過於生活化，那麼這與「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李贄語）、「百姓日用即道」（王艮語）的儒家說法又有什麼差別呢？

中國思想本來就具有強烈的「此世性格」，對彼岸世界的興趣較少，因此對佛教教義往往也不甚關注，即使在今天的台灣，佛教界也不大重視佛學，往往蓋寺廟各方樂捐，但辦佛學院就信眾興趣寥寥，「明心見性」的直接最迎合他們的口味。中國歷史上宗教對人的約束力很小，用葛兆光的話說，它「並沒有一種強制性的力量來維護自己的世俗信仰者的信仰，只是靠思想與情趣的魅力來吸引信仰者的感情」，最終則是「宗教逐漸轉化為思想，信仰逐漸演變為興趣，文人把宗教修行轉化為生活體驗，把終極境界轉化為藝術境界」。但這倒未必不是中國人之福，至少避免了可怕的宗教戰爭，並能自然地在主客合一中求得自由與無限。

佛教在中國發展出了自己特殊的地區形式，並成為大乘佛教的主流。這一佛教流派又向外傳布，以至於日本和朝鮮文化所接受的佛教，實際上已經不是印度佛教，而是經過中國文化強烈改造過的漢傳佛教。

佛陀的禮物

今天的每個中國人都在無意中繼承著兩千年漢傳佛教的遺產，別的不說，我們口語中的日常辭彙就有許多都源出佛教文化，例如：世界、時間、信仰、平等、現在、天堂、覺悟、法寶、魔、宇宙、塔、唯心、真理、因果、相對、絕對、十字街頭、當頭棒喝、盲人摸象……這個清單還可以開得更長。無怪趙朴初當年曾回應那種排斥佛教文化的意見時說：「如果真要徹底摒棄佛教文化的話，恐怕他們連話都說不周全了。」

雖然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不得不適應這一本土環境，從儒道思想中汲取成分，但這種影響和汲取絕不是單向的，相反，早期的道教經典大量抄襲、模彷彿經語句和思想，乃是學界的共識。而中晚唐興起的儒家思想及兩宋理學，更是明顯受到佛教思想影響，如芮沃壽在《中國歷史中的佛教》一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甚至可資他們使用的語言和談辯模式也是發展於佛教盛行的時代。正是佛教的經驗教導他們從古代經典中尋找和發現了新的意義維度」。連中國傳統宗族的義田觀念等，雖然帶有顯著儒家道德觀念，卻也是源於佛教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由於抄寫佛經可以增加功德，故而印刷術才在中國發明出來（早期印刷品許多均是佛經），並使得中國文化的流傳日廣。

即便從日本也能看出這種影響的深遠：日本中世紀深受中國禪宗的影響，從詩歌、庭院園林、茶道、花道、武士道、繪畫、書法、食品等等方面，無不波及，「禪」成為籠罩整個生活世界的思想體系。不僅是審美情趣和精神取向，甚至還涉及到物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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