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農民搬離土地，集中住進樓房，就是理想的城鎮化嗎？

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劉夢溪。

地名與校服：關於文化的兩個心結

我的本業是做研究，研究範圍主要是中國古代的思想史、學術史和文化史，以文本典籍為主。也研究近代，但不出民國前後的時間段。我住北京快六十年了，當然知道北京的好處，以至於走了很多城市，還是願意在北京做學問。但北京的文化含量，的確有弱化的趨勢。

北京是元、明、清三代帝都，是文化古城，但文化味道卻越來越淡薄了。帝都文化，有文有武，但是前幾年把崇文區和宣武區取消了。現在的東單，在十字路口北面的過街天橋，上面的橫樑中間有明晃晃的兩個大字曰——銀街。為什麼不直接寫東單呢？「銀街」除了令人想起東京的「銀座」，不會有任何正面的意涵。為此我呼籲了十年，在文化部、國務院辦公廳等單位講傳統文化與當代文化建設問題，我都提出過，但至今沒有結果。國務院辦公廳的一位朋友跟我說，我們可以幫你一點忙，辦法是你寫一個報告，我們報一報。但我不想用個人名義給上面的單位寫報告，也就沒有結果。有一次關於文化的活動，中午便餐，旁邊坐的是國家漢辦中心主任徐琳，我又說到這個問題。她說可以跟北京市的領導講講。第二天中午接到徐琳的簡訊，說已經說過了，可能會解決。可是到現在兩年多過去了，「銀街」二字還是明晃晃佔據本來應該叫「東單」的位置。

我還很關注中小學學生的校服問題。如果到日本或者韓國，一旦碰巧趕上他們的節假日，寺廟或者遊樂公園裡經常看見老師帶著一隊隊的學生，穿著整齊的校服，莊重而有秩序地行走。但是我們的中小學生，至今還是穿那些劣質的運動裝，中午在街上跑來跑去。領運動裝的時候，家長特別囑咐挑大號的，結果鬆鬆垮垮，沒有樣子，更不要說美觀和秩序。

一個是北京東單的「銀街」二字，一個是中小學學生的校服問題，這兩個問題我呼籲了十年，有機會就講，就是解決不了，已經成了我的兩個心結。

貴族是一個文化概念，不是一個財富的概念

我近年頗為關注我們的文化傳統和當代社會的價值重構問題。當代社會的價值紊亂、價值失落是普遍存在的問題，實際上關係到每個人以及全社會的精神信仰。當代人已經不知道一個人自處以及與人相處，需要遵循一些什麼樣的規則和禮儀。

做人的規則是從幾代之前，甚至是從千年以還的傳統中傳承下來的。個人品質的養成，學校、家庭、社會都是影響之源，但最重要的其實是家庭。佛教唯識學有一個概念叫「種子識」，也叫阿賴耶識，講的是一個人的祖先、遠祖、曾祖、祖父等前幾代，他們的性格基因會在你身上有殘留。這種影響是看不見的、潛移默化的，但它會使你成為一個跟其他人不一樣的人。這種遠因的傳承是一個人性格和教養所以形成的看不見的因素，所以我用佛教的「種子識」來形容。並不是有錢了，房子住得大了，就是貴族。貴族是一個文化概念，不是一個財富的概念。如果沒有文化的底蘊，就是住8000平米的房子，也不過是一個房子不知怎樣住的土豪而已，跟貴族沒有關係。

現在的中國，有很多人炫富，全社會一下子都傲慢和虛驕起來了。這種虛驕令人難以置信，不知因何而起。國家當然創造了偉績，每個人都是受益者。但現代化的過程並沒有完成。經濟、文化、教育、醫療，問題多得不知從何處入手。沒有任何理由自滿自足。這些虛驕者，既看不起自己的同類中國人，也看不起自己的「異類」外國人。尤其對外國人傲慢之甚，動不動就聲稱要「滅」人家。究竟出於什麼原因，敢於如此說話行事？傲慢者自己不知道，其他人尤其不知道。所以是不折不扣的虛驕。

人類社會的所有禮儀，其精神內核都是「敬」

文明的標誌之一是講究禮儀。禮儀的核心價值是「敬」，即自重、自尊、莊嚴、有序。

《孝經》裡面講：「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把「愛敬」視為「生民之本」。《孝經》是孔子的得意大弟子曾參所作，所敘內容以孔子的言論為主，因此又有孔子口授而曾子為之記錄的說法。後來魏晉南北朝時期，有一個叫劉邵的人，寫過一本書叫《人物誌》，他進一步提出「人道之極，莫過愛敬」，又把「敬」視為「人道之極」。

人類社會的所有禮儀，其精神內核都是「敬」。也就是孔子講的：「為禮不敬，舉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沒有「敬」，任何禮儀都沒有什麼看頭了。「敬」不僅是對他人而言，主要是自我精神世界的一種自生自在的莊嚴，可以叫「自性的莊嚴」。「敬」是自生的，是人的一種不可予奪的內在志氣。孔子講：「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也」。這個不可奪的「志」，就是「敬」的精神。現在大家講「孝」，「孝」的精神內核不是孝本身，而是「敬」。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問他，什麼是孝。孔子說，現在人們以為能養就是孝，犬馬其實也能養，如果沒有「敬」，人的能養跟犬馬有什麼區別呢？顯然孔子認為，孝的精神指向在於敬。所以對老人的孝稱作「孝敬」。

《左傳》里講，「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戎」是軍事行動，「祀」則是祭祀活動。而所有的祭祀，其精神內核都是一個「敬」字。「戎」是軍事行動，其實軍事行動更注重內在的莊嚴，因此也需要講究「敬」。所謂「敬而無失」就是此義。軍事行動，一是忌怠，二是忌戲。所謂軍中無戲言是也。

「敬」與「誠」相連接，古人對祭祀的要求，就是要有誠敬的精神。按照朱熹的說法，後世子孫對祖宗的祭祀，包括對遠祖的祭祀，如果能表現出深沉的誠敬之心，祖宗能夠「感格」。這也就是中國文化一向講究的「誠可以通神」，所謂心誠則靈。

所以「敬」和「誠信」，都是中國文化中佔據核心位置的價值理念。

現代文化人的苦心孤詣

中國被稱作禮儀之邦，在中國傳統社會，是非常講究禮儀的。但是不能不看到百年以來中國社會與文化的變遷，禮儀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曾經一度處在解體的狀況。

「五四」前後的反傳統，是有知識的人對傳統的重新檢討，檢討的對象主要是大傳統，即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傳統思想中的主流思想。儒家在先秦本來是諸子百家的一家，處境並不好；但在漢代中期，漢武帝接受大儒董仲舒的建議，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使儒家的地位一躍而佔據中心位置。「五四」的反傳統，主要是對傳統的檢討，當時走在時代前列的知識人，其批判的言辭是非常富於殺傷力的。陳獨秀說，如果認為歐化是對的，就不能不認為孔子的儒教是錯的，新舊之間沒有調和兩存的餘地。胡適之甚至說，他主張全盤西化。

不過胡先生很有意思，他當時在國內用中文寫的文章，充滿了對傳統思想的批評精神，但是他在美國用英文寫的文章，卻沒有一篇是批評中國文化的。我的一位朋友，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周質平先生，是從台灣到美國的，以研究胡適著稱。我有次請他到我們研究所做學術演講，講的題目是《胡適英文筆下的中國文化》，他用大量證據證明，胡適用英語寫的文章都是對中國文化進行肯定的，而在國內寫的關於中國文化的文章，則批評較多。由此你可以看到一個文化人的苦心孤詣。

小傳統的破壞與再生

如果說「五四」時期對傳統的檢討和批評，主要針對的是文化的大傳統，那麼十年「文革」受打擊最沉重的則是文化的小傳統。大傳統指的是社會的主流文化，小傳統主要指民間文化、民間藝術、民間習俗和民間信仰。這幾年因為有國際上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公約，提出尊重文化的差異、保護文化的多樣性，中國在這方面走得很靠前，人大常委會正式立了法，為那些瀕臨滅絕的工藝和文化形態得以延續，採取了大量措施。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保護和再生過程，主要是由民間來完成的。如果中國的鄉村發生大規模遷移，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些文化小傳統的典範，怎樣保留和發展呢？難道能把他們都集中在一起，一律搬到一個樓房裡去做這些事情？那樣做不是等於把原來的文化遺存的環境和精神擅自改變了嗎？文化是連同其生存區域，連同周圍的環境一起存在的。

有一個歷史故事，劉邦當了皇帝以後，想把他的老父親接過來在京城居住。但是這位皇帝的老父親，在原來的鄉下住習慣了，死活不願意住在京城。後來劉邦索性按家鄉原來的樣子，給他父親在京城重建家鄉，結果還是沒有留住。文化的定義就是生活方式和價值系統。而人的居住特性是和原來的土地連在一起的，所謂故土難離。

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民間社會發達，歷朝歷代都如是。民間社會發達，人的生存就有了廣大的空間。正是廣大、深厚、豐富的民間社會養育了一代一代的中國人。如果說儒家、佛教、道教是中國文化的三個最主要的思想支柱，那麼儒家是在朝的，而佛教和道教是在野的，互相扮演著合作互補的角色。民間社會的空隙大，透氣孔多，往往使得民間人士的創造力能夠得到發揮。特別是民間的辦學興教，在中國一直是有傳統的。而漢代以後的學術，也轉移到世家大族，藏書樓、藏書閣的建立，也是民間的重要文化舉措。

中國文化得以保存，民間的力量功不可沒。所以孔子就有「禮失，求諸野」的教言。如果簡單認定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嚴酷得不得了的專制社會，那是忽略了民間社會作用。

西安是現代與傳統融合的範例

我所在的北京，全國的首善之區，其城市建設的漏點之多、被遺忘的地方之多，難以計數。我也走過一些城市，好的範例不是沒有。蘇州是一個。還有西安，就是一個城建成功的城市。

我對西安有一點個人的「情結」。在1960年代初，當時還不到三十歲的我，在西安南面的長安縣參加過六個月的社教。我們念中國文學的人，有機會來到古長安，那是何等陶醉。簡直如痴如醉。一次夜裡從西安往長安縣城南面的村莊走，明月當空，白楊如戟。你注意我用「戟」來形容白楊樹。因為關中憋風，楊樹長得鑽天高，直插天空，真可以說是「白楊如戟」。我邊走邊陶醉於寧靜的蒼空，於是邊走邊一首首地背唐詩。「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校獵長楊苑，屯軍細柳營。」從沒有見過這麼美的地方。桃花的美我也是在長安的一個山上，在一次雨後早上觀賞到的。桃花怎麼會這麼美啊！沒法不喜歡長安，那是杜甫、李白活動的地方，那是王維活動的地方。但後來，改革開放之後，我長時間沒有去西安。

前年秋天，我有了觀賞西安的比較充分的時間。也是演講，但主辦方讓我看了很多地方，包括鐘鼓樓的夜景，環行西安的城牆。這是中國古城唯一保持完整城牆的城市。去了大雁塔風景區，大唐西市，曲江新城。這個城市把我震撼了，我意識到這是一座把古典和現代結合得最成功的城市。秦漢景觀，漢唐風景，都和這座城市的今天結合起來了。古典和今典結合在一起了，文化和商業結合在一起了。城市得到了拓展，歷史遺存不僅得到保護，還有再生的機會。就問陪同我的朋友：這是誰做的？就說有一個人叫段先念。他把現在的西安，跟秦漢文化跟漢唐文化融為一體，這個融合大有講究。陝西地下到處都是歷史文物的遺存。中國的文物遺存，地下最多的是陝西，地上最多是山西。有人居然敢在地下遺存這麼豐富的城市重構這個城市，重構得這麼震撼，我認為天下無二。

我心憂思

我認為此次會議的題旨，「文化與新型城鎮化」，有很大的論述空間。剛才李永萍（作家、曾任台北市文化局長）講的台灣的情況，給我們帶來一定的啟示。她講那些被人們素所忽略的住在半山坡上的居民，不是讓他們搬離遷移，而是從當地的居住情況和文化特點出發，知識人、文化人一起參與，原地進行改造，並發展出創意產業，這個過程頗富有啟示性。

大陸的民間創意，特別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一大塊，範圍更廣，很多都堪稱美不勝收。但一點一滴地做大，成為世界性的文化產業，像李永萍講的僅桐樹花一項，就做到全台島、全世界，大陸還比較少見。論資源，中國大陸實在太多了，但城鎮化光是「頂層設計」還不夠，重要的是應該從基層做起，從下面的具體個案開始，結合廣大農村的具體情況，讓當地居民也積极參与進來，讓中等以及高等的文化人也參與其中。至少應該上下結合，充分發揮上下兩個積極性。

文化的遷移和住民的遷移，都是需要謹慎從事的事情。文化街區的文物，如果建一個大樓，古董文物都一股腦搬進大樓里，古董文物的文化依存就發生問題了。把原來住在地的農民都讓他們搬出自己的房宅地，然後集中住到在另外的地方新建的一排一排、一棟一棟的樓房裡，讓他們過上「城鎮的生活」，難道這就是「城鎮化」理想去處嗎？使農民失去自己原來的房屋和土地，實際上也就失去了家園。這樣的結果，等到十年、二十年「化」完了，倒是可以與台灣名作家、寫《鄉愁》的詩人余光中先生論理，說你老先生過慮了， 因為我們沒有家鄉，因此也就沒有鄉愁。

把原住在地的居民從原來的鄉村搬出來，統統搬到新建的集中居住的樓房裡面，能很快解決他們的供水供電問題嗎？能很快建成配套的商業、醫療設施嗎？能解決兒童上學的教育問題嗎？離開鄉村之後的成堆的問題，不用說解決得不好，就是解決得不及時，也會難以應付。城市的房地產熱還沒有消歇，城鎮化的再一輪房地產熱又起來了，能不讓人感到憂慮嗎？

（本文依據作者在「2016安仁論壇」的演講整理而成，論壇主題為「文化與新型城鎮化」，該論壇由國家發改委作為指導單位、國務院參事室和中華文化促進會主辦。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文章原題為《禮儀與當代文化價值的建構》，

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編輯刊發。）

錄入編輯：張博澎湃新聞報料：4009-20-4009 澎湃新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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