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托邦、反烏托邦與「反—反烏托邦主義」

文史 07-06

編者按

從冷戰開始，「烏托邦」一直是西方右翼對共產主義進行污名化的「套路」。蘇東事件過後，「反烏托邦」高奏凱歌，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社會主義、反殖民的鬥爭種種被認為是「烏托邦」的反資本主義實踐，更被污名為「極權主義」、「恐怖主義」。詹姆遜教授反其道而行之，從其學術道路伊始便致力於研究「烏托邦」，並區分了「烏托邦模式」和「烏托邦衝動」，力圖使作為政治口號、政治觀點的「烏托邦」重獲生命力。詹姆遜教授進而提出了「反—反烏托邦主義」，既區別於以往「藍圖性的烏托邦主義」，又是一種對資本主義的「大拒絕」。這無疑是在標註了「歷史終結」的世界體系上，重新召喚「共產主義」的幽靈。

本文原題為《弗里德里克?詹姆遜的烏托邦研究及其「反—反烏托邦主義」》，載於《國外理論動態》（2016年第5期）。感謝北京大學中文系蔣洪生老師授權發布。

烏托邦、反烏托邦與「反—反烏托邦主義」

— 弗里德里克?詹姆遜

「烏托邦式的表徵在1960年代有著驚人的復興，如果後現代主義是1960年代的替代之物，和對1960年代政治失敗的補償的話，那麼烏托邦的問題，似乎就是對於我們所剩餘的設想變革的能力的一種關鍵性測試。」

弗里德里克?詹姆遜的烏托邦研究及其「反—反烏托邦主義」

作者：蔣洪生

反烏托邦的世紀

對諸多論者而言，過去的20世紀既是一個「烏托邦的世紀」，同時也是一個「反烏托邦的世紀」。既有「烏托邦」，便自然有「反烏托邦」；尤其是在冷戰期間，以及冷戰結束後的一段時間，一切不同於自由資本主義的社會規劃，皆被各色論者目為「烏托邦主義」（utopianism）加以批判和否決。長期以來，一個顯見的事實是，如果你要蔑視、貶斥、反對某種思想實驗和社會規劃的話，你就將其命名為「烏托邦主義」好了，儘管被命名者可能是多麼地不情願被如此冠名。然而靶子既已樹立，箭在弦上，就不得不發。這種對一切不贊同全球資本主義體制的「烏托邦主義」所採取的進擊姿態，就是所謂的「反烏托邦主義」（anti-utopianism）的姿態。

「反烏托邦主義」的當代英雄，通常是鼎力支持資本主義的右翼思想家。著名的卡爾?波普爾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在冷戰之幕尚未掛出的1945年，卡爾?波普爾就推出了其著名的反共產主義宣言書《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在該書中，舉凡著眼於「整體社會的」、相互聯繫的問題解決辦法而出現的方法和思路，波普爾一概斥為「烏托邦社會工程」。「烏托邦社會工程」要求的是一種「烏托邦的方法」。那麼什麼是他心目中的「烏托邦方法」呢？波普爾說：「烏托邦方法只有靠柏拉圖哲學的對於一個絕對的且不變的理想的信仰，加上兩條進一步的假定，才能得以拯救。這兩條假定是，（a）存在著一勞永逸地決定這種理想是什麼的理性方法，以及（b）決定實現這個理想的最佳手段是什麼。」典型的例子，波普爾以為，就是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和希特勒的民族社會主義。在設定這兩個「烏托邦方法」之後，波普爾就自說自話地回應說，「並不存在決定最終目標的理性方法，但是，假如說有的話，也只是某種直覺。烏托邦工程管理者們之間的任何一種意見分歧，在不存在理性方法的情況下，因此必然導致運用權力而不是運用理性，即導致暴力。」所以，在波普爾看來，「烏托邦主義」不可避免地會導向暴力，導向極權主義。[1]

1952年，號稱20世紀最著名的美國神學家、對美國冷戰哲學作出重要貢獻的雷茵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將「烏托邦主義」稱作一種「青春期的尷尬」（an adolescent embarrassment）。[2]在冷戰期間，著名的右翼反烏托邦主義者，將烏托邦主義等於極權主義的，除了波普爾和尼布爾之外，還可以開列出一長串的顯赫名單，例如以賽亞?柏林、漢娜?阿倫特、塔爾蒙（Jacob Leib Talmon，1961年著有《極權主義民主的起源》）、弗里德里希和布熱津斯基（C. J. Friedrich and Z. K. Brzezinski，1965年合著《極權專政與獨裁統治》）、科恩（N. Cohn，1970年著有《追求太平盛世》）等等。雖然這種反烏托邦主義的靶子有時也指向納粹的民族社會主義，但在冷戰期間（以及在冷戰結束後的東歐），依據本文考察對象弗里德里克?詹姆遜的觀察，

「烏托邦已經變成了斯大林主義的一個同義詞，並開始被用來代表一種體制。這種體制忽視了人性的軟弱和原罪，顯示出了對完美系統的統一性以及理想化的單純性的意願。而這一系統，始終要強加於其有缺陷的、難以駕馭的對象。」 [3]

在冷戰期間，不僅右翼，標榜左翼的某些知識分子也拉起了反烏托邦主義的大旗。左翼反烏托邦主義的代表性人物，首推英國托派作家奧威爾。他的兩部著作《動物莊園》和《1984》，皆是在冷戰期間大行其道的反烏托邦主義的代表作。雖然他的著作既反斯大林主義的所謂「極權主義」，也反資本主義的極權主義，但是在冷戰的大環境中，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運作下，奧威爾的著作中反蘇聯式共產主義的一面被無限放大，而反資本主義的一面卻被故意遮蔽、無視，乃至歪曲。實際上，正如詹姆遜所敏銳指出的那樣，奧威爾的反烏托邦小說存在著一種自我解構的內在矛盾，以其《1984》為例，小說結構的中心矛盾在於：全知的、絕對正確的監管系統的先進科技和不斷重複的、認為科學絕不可能在極權主義之下發揮作用的斷言之間的不一致[4]。遺憾的是，奧威爾小說中的這一致命矛盾，卻被冷戰格局下的霸權國家之「真理部」（Ministry of Truth）簡單地無視了。

烏托邦、反烏托邦與「反—反烏托邦主義」

「奧威爾的反烏托邦小說存在著一種自我解構的內在矛盾，以其《1984》為例，小說結構的中心矛盾在於：全知的、絕對正確的監管系統的先進科技和不斷重複的、認為科學絕不可能在極權主義之下發揮作用的斷言之間的不一致。」

1987年秋，法國左翼哲學家讓—弗朗索瓦?利奧塔在《實體》雜誌用英文發表《重寫現代性》一文，指出現代性一方面既有超越性的一面，「現代性是從構成上不間斷地受孕於後現代性的」，又有穩定性的一面：「現代性不僅能在時間中自我超越，而且還能在其中分解成某種有很大限度的穩定性，比如追求某種烏托邦的計劃，或者解放事業的大敘事中包含的簡單的政治計劃。」[5]而現代性中追求進步，追求解放事業，追求烏托邦的計劃，利奧塔一概將其冠以「宏大敘事」之名，極力加以否定。對他而言，烏托邦沒有任何正面的意義。一切致力於人類進步的事業，對利奧塔而言，都是虛妄的。他的名言是：「從上兩個血腥世紀所湧現出來的經濟和政治自由主義，以及各種馬克思主義，都涉嫌對人類犯下了累累罪行。」[6]冷戰結束之後，右翼挾冷戰勝利之餘威，對烏托邦繼續進行「反革命式的分析」的興趣缺缺。相反，反烏托邦主義為所謂「反對獨裁主義的左派」所接受。「在微觀政治立場上，這些左派肯定『差異』，並將其作為口號。」他們遵循傳統的無政府主義立場，批評馬克思主義在集權化和獨裁製的意義上是烏托邦。[7]

原本並無多少貶義的「烏托邦」一詞，歷經20世紀的熱風冷雨之後，在主流輿論那裡，最終基本上演變成一個貶義詞。說20世紀是一個反烏托邦的世紀，是一點也不為過的。[8]

詹姆遜延伸近半個世紀的烏托邦研究

在反烏托邦主義的世紀大潮衝擊下，願意為烏托邦正名，替烏托邦主義申辯的理論家，可謂鳳毛麟角，屈指可數。研究烏托邦的思想家中，對烏托邦持有正面評價者，首推德國批判理論家恩斯特?布洛赫，繼有荷蘭理論家弗里德里克?波拉克（Frederik L. Polak），美國思想史家拉塞爾?雅各比（Russell Jacoby），再就是美國傑出的理論家弗里德里克?詹姆遜了。

詹姆遜對於烏托邦的研究幾乎跨越了半個世紀之久。1961年，詹姆遜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也就是他的博士論文《薩特：一種風格的源起》。10年之後的1971年，在他的第二本書《馬克思主義與形式：20世紀文學辯證理論》中，詹姆遜花費了不少篇幅，積極探討和正面評價了席勒、本雅明、馬爾庫塞、布洛赫以及盧卡契等人思想中的烏托邦維度。這是需要一定的理論勇氣的。眾所周知，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的《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一節中，在肯定空想社會主義和空想共產主義抨擊了「現存社會的全部基礎」和「提供了啟發工人覺悟的極為寶貴的材料」的同時，對這些思潮的空想性也作出了嚴厲的批判。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此的主要批判著眼點，是指這些「體系的發明家」看到了社會的問題，卻看不到無產階級的歷史主動性，並且因拒絕革命行動，反對工人的政治運動而漸趨反動或保守[9]。在《馬克思主義與形式》中論述馬爾庫塞的烏托邦思想時，詹姆遜提到了經典馬克思主義對烏托邦思想的負面評價：對經典馬克思主義而言，「烏托邦思想代表著革命能量轉入閑散的事事如願和想像的滿足。」但是基於不同的歷史情勢，詹姆遜並不認同經典馬克思主義對烏托邦思想的這種負面評價。詹姆遜認為，在我們的時代，「烏托邦概念的性質經歷了一種辯證的顛倒。」現在的時代，是一種馬爾庫塞意義上的「否定」消失的時代，「俄狄浦斯情結的沖淡，階級鬥爭的消失，叛逆同化為娛樂型的價值——這些就是否定的消失在後工業資本主義富裕社會裡所取的形式。」而今日哲學家的任務，就是要復活否定的觀念本身，也就是要復活「烏托邦衝動」（Utopian impulse）。流俗的所謂「注重實際的思想」，在各個方面代表著對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投降，代表著對現狀的普遍屈從。相反，「烏托邦觀念使一個在性質上完全不同於這個世界的世界有可能富於生氣，它採取一種執著地否定現存一切的形式。」[10]這種否定現存一切的「烏托邦衝動」或者說「烏托邦觀念」，無疑就是踐行馬爾庫塞式的「大拒絕」的精神動力機制。

《馬克思主義與形式》中這些為「烏托邦」恢複名譽的論述，可以視為詹姆遜近半個世紀之烏托邦研究的邏輯起點。可以見出，在研究烏托邦思想方面，日後的詹姆遜基本採取了一種魯迅式的「橫站」的姿態，一方面要批判右翼理論家對於烏托邦主義的全盤否定和抹黑，另一方面，還要接受來自正統馬克思主義陣營的學者，例如如特里?伊格爾頓、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等人對於自己積極評價烏托邦思想的挑戰。

1973年，詹姆遜開始為號稱「全球最具理論性」的科幻雜誌《科幻小說研究》（早期刊名為Science-Fiction Studies，後改為Science FictionStudies）撰寫諸多科幻文學與烏托邦方面的論文。其中的多篇，收錄到2005年刊行的《未來考古學：烏托邦慾望和其他科幻小說》一書之中。當然，由於《未來考古學》篇幅已經很大，故而他在《科幻小說研究》上發表的相關文章，頗有一些並沒有收入該書之中，例如1974年的《變化、科幻小說與馬克思主義：開放或封閉的諸種宇宙？一個回顧》，1980年的《科幻小說/科幻電影》，1982年的《朝向一種新的文類意識》，1984年的《科幻小說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等等。此外，他還在Minnesota Review、Diacritics、Social Text、In These Times、Polygraph、New Left Review、New Literary History、Criticism等雜誌發表了大量關於烏托邦相關的論文。例如1976年的《簡介：重思馬克思主義與烏托邦思想的關係》，1977年的《論島嶼與壕溝：中立化與烏托邦話語的生產》，1988年的《後現代主義與烏托邦》，2003年的《全球化中的恐懼和厭惡》，2004年的《烏托邦的政治》，2010年的《中的現實主義與烏托邦》等等。

除了大量撰寫烏托邦研究的論文之外，從發表《馬克思主義與形式》的1971年開始，詹姆遜大致每隔10年出版一本有較大篇幅論述烏托邦的著作。1981年，詹姆遜刊行了他的代表作《政治無意識：作為社會象徵行為的敘事》，該書的結論部分，就題為「烏托邦與意識形態的辯證法」：意識形態和烏托邦是一種辯證共生的關係，意識形態即烏托邦，烏托邦即意識形態。具言之，「一切階級意識——或換言之，一切最鮮明有力的意識形態，包括統治階級意識的最具排斥性的形式，正如對立階級或被壓迫階級的意識一樣——都是烏托邦性質的。」之所以一切有效的意識形態，一切階級意識是烏托邦的，是因為它們表達了集體性的統一，「這些集體性本身象徵著已經達到的烏托邦或無階級社會的終極具體的集體生活。」而所有的烏托邦想像，因其必然是建基於給定的歷史可能性基礎上的想像，所以也必然是意識形態性的。基於此，詹姆遜在該書結末提醒我們說，一切烏托邦意義的文化製品內部，仍然有持存的、絲毫沒有減弱的意識形態的扭曲力。[11]

1991年，詹姆遜在杜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另一本重量級理論書籍，這就是遐邇聞名的《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12]，在該書的前言，詹姆遜教授提到，除了「後現代主義」之外，全書還探討了另外四個主題，分別是「闡釋」、「烏托邦」、「現代之倖存」，以及「被壓抑者的歸返」。其中的第6章，標題就是「烏托邦終結之後的烏托邦主義」。關於烏托邦，詹姆遜在前言中提到：「烏托邦式的表徵在1960年代有著驚人的復興，如果後現代主義是1960年代的替代之物，和對1960年代政治失敗的補償的話，那麼烏托邦的問題，似乎就是對於我們所剩餘的設想變革的能力的一種關鍵性測試。」這就是說，在1960年代政治失敗的打擊之下，生活在晚期資本主義或者說後現代陰影中的人們，還能在多大程度上直面現實，設想變革，想像未來，端賴我們如何正面看待烏托邦精神，如何恢復我們內在的「烏托邦衝動」。總之，對詹姆遜來說，在第一世界的後現代世界，「烏托邦的」（Utopian）已然變成了一種強大的（左翼）政治辭彙。[13]

1994年，詹姆遜花費數年時間，修訂完自己1991年4月在加州大學歐文分校韋勒克圖書館批評理論的系列講座，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時間的種子》一書。題獻給友人王逢振教授的該書書名，來自於莎劇《麥克白》中的台詞：「要是你們能夠洞察時間所播的種子，知道哪一顆會長成，哪一顆不會長成，那麼請對我說吧。」[14]努力去洞察時間的秘密，洞察歷史的秘密，不是，或者不只是為了過去，而是要依據生命的蛛絲馬跡，來勉力呵護和培育未來。這其中無疑涌動著一種烏托邦衝動，體現了一種烏托邦精神。詹姆遜在此書中指出，在所謂「歷史的終結」之後，「我們似乎更容易想像土地和自然的徹底破壞，而不那麼容易想像後期資本主義的瓦解，也許那是因為我們的想像力有某種弱點。」[15]要超越晚期資本主義，就離不開對未來的想像，離不開重新恢復烏托邦的衝動，重新召喚烏托邦的精神。故而，詹姆遜在此書中重提烏托邦的問題，試圖分析判斷文化的現狀，來展望其未來的前景。

2005年出版的《未來考古學：烏托邦慾望和其他科幻小說》，是詹姆遜近幾十年烏托邦研究的一本集大成性的著作。這本巨著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烏托邦慾望》集中探討烏托邦理論，這部分的文章以前從未刊行過；第二部分《思維盡處》，則主要是由以前刊行過的科幻文學論文組成。在該書中，詹姆遜回答了關於烏托邦的一些關鍵性問題：在全球化的今天，烏托邦的概念是否仍然有意義？烏托邦和政治的關係如何？烏托邦思想的政治實踐價值何在？社會主義與烏托邦是個什麼樣的關係？等等。在2009年出版的專論辯證法問題的著作《辯證法的效價》中，詹姆遜仍然不忘留出一個章節探討烏托邦問題，這便是該書的第16章《作為複製品的烏托邦》，它是詹姆遜對自己的《未來考古學》的一個補充論述和重新思考。2016年7月份，詹姆遜將在著名的Verso出版社推出另外一本烏托邦問題的專論《一個美國烏托邦：雙重權力與全民皆兵》（An American Utopia：Dual Power and the Universal Army）。在這本書中，詹姆遜將對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作出自己的預測：全民皆兵將是共產主義社會的一種組織模式；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將不會區分勞動和休閑；嫉妒和憎恨將會是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核心問題，等等。這本書中也將收錄一些知名的哲學家、作家和文化理論家如齊澤克、柄谷行人、金?斯坦利?羅賓遜（Kim Stanley Robinson）等人回應詹姆遜的文章，值得期待。

詹姆遜的「反—反烏托邦主義」

雖然總體來說，詹姆遜烏托邦研究的要旨之一，便是為烏托邦主義正名，替烏托邦主義辯護。但是對於烏托邦，詹姆遜並非是抱著「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的態度的，也就是說，並不是不加分析地一概肯定的。這從他明確區分「烏托邦模式/規劃」（Utopian models/projects）和「烏托邦衝動/慾望」（Utopian impulse/desire）可見一斑。在2010年的《資本論新讀》一文中，詹姆遜認為，烏托邦模式或方案包括經典烏托邦文本的各種提議，以及在革命實踐中實現烏托邦的各種歷史嘗試，而烏托邦衝動則是指始終存在的，對根本變革和轉換之經常是無意識的渴望，這種無意識渴望被象徵性地銘寫進一切事物之中：從文化和日常生活，到目標明確的行動和正式的政治活動。詹姆遜以為，烏托邦文本（以及為實現烏托邦而進行的革命實踐）本質上是政治性的，它指向未來的可能政治安排、新的治理概念、新的規則和法律（或者規則和法律的缺失）等等；而烏托邦衝動本質上卻是經濟性的，從人際關係的轉換，到生產、佔有和生活方式自身的轉換，它指向的是對在不同的生產模式下，也即在不同的經濟體系下的生活的想像。如果說烏托邦模式/方案訴諸的是人們的智能（the Intellect）和犬儒理性（Cynical Reason）的話，那麼烏托邦衝動訴諸的則是意志。[16]對詹姆遜而言，烏托邦模式或方案一經變成此時此地之實際的政治綱領，那麼它就不再是烏托邦性的，而是會漸趨保守，甚或走向反動。

所以，在烏托邦問題上，詹姆遜關注的重點並不是為歷史上出現的各種烏托邦文本、烏托邦模式/方案、烏托邦實踐辯護和翻案，它們自有其無法自新和自我超越的歷史限度。照詹姆遜來看，一旦某種烏托邦模式/方案、實踐、文本凝固下來，原來流注其間的烏托邦衝動、慾望和精神就會自動走向寂滅。這對於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是這樣，對於其他的革命實踐也是如此。將烏托邦等同於極權主義的人，可能會指責詹姆遜是極權主義政治體制的辯護者，但是我們在此可以看到，這種指責對於詹姆遜來說，無異於無的放矢。因為詹姆遜更為關心的不是「藍圖性的烏托邦主義」（blueprint Utopianism，烏托邦研究家拉塞爾?雅各比用語），不是在烏托邦藍圖指導下所建立起來的特定政治體制，而是為著全然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的建立，而不斷衝擊既有政治體制的「烏托邦衝動」。

2012年底，詹姆遜重訪北京大學中文系，在有筆者在場的一次交流中，詹姆遜感慨，「我終究還是一位薩特主義者」。聲稱自己是「薩特主義者」，不等於詹姆遜否定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說，詹姆遜覺得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薩特主義者。薩特是詹姆遜學術和思想生涯的起點，他的博士論文就是關於薩特的。薩特對思想文化、對現實社會的介入姿態，從一開始就深深吸引和影響了詹姆遜。在整個1940年代，作為純粹的存在主義者的薩特，對於共產主義是抱著矛盾甚或是對抗的態度的。1952年，法共代理總書記雅克?杜克洛（Jacques Duclos）因在巴黎組織針對侵朝「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的盛大遊行，被法國警方以杜克洛車內有兩隻死鴿（被指控為進行情報活動的信鴿）的莫須有罪名逮捕入獄，這一事件極大地震動了薩特，使得薩特徹底轉向了共產主義；此後，薩特甚至宣稱，反共人士與「老鼠」無異。1956年蘇聯出兵匈牙利之後，西方反蘇反共輿論高漲，在此種情形下，薩特採取「反—反共主義」（anti-anti-communism）的政治立場，宣稱自己是「反—反共主義者」（anti-anti-communist）。[17]

近些年來，隨著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深化，同時也在詹姆遜和拉塞爾?雅各比等烏托邦理論大家的影響下，烏托邦思想在理論界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注；作為一個政治口號，作為一種政治觀點的烏托邦重又獲得了生命力。但是，蒙在烏托邦上面的污泥仍然還在，對烏托邦的污名化和妖魔化比起冷戰期間雖然有所減弱，也未見消歇。在這一仍舊晦暗不明的歷史時刻，詹姆遜受薩特「反—反共主義」口號的啟發，向烏托邦之旅的同路人們勉力推薦「反—反烏托邦主義」的口號，他說：

「我們現在依然可以求助於薩特所發明的創造性的政治口號，在有瑕疵的共產主義和更加令人難以接受的反共產主義之間找到一條道路。也許對於烏托邦之旅的同路人們，有些相似的情形值得注意：事實上，如果你能敏銳地覺察出對烏托邦進行批判的目的，也能意識到烏托邦在結構上的不明確性，更知道烏托邦觀念和計劃在我們時代真實的政治功能，那麼反一反烏托邦主義的口號也許是最好的工作策略。」[18]

在「現實存在的共產主義」（actually existing communism）因其歷史性的局限和錯誤而被多方圍剿、攻擊的時候，薩特既不願直接和完全認同當時蘇聯式的、「有瑕疵」的共產主義，但更加反感當時西方主流社會瘋狂的反共產主義。「反—反共主義」並不必然等於完全認同「現實存在的共產主義」。「反—反共主義」這一口號和策略，使得薩特式的共產主義呈現出一種開放性的姿態。日後薩特之接近毛澤東主義，既是時勢使然，也是薩特此種開放性的共產主義理念的邏輯結果。詹姆遜秉承精神導師薩特的這一理論姿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倡導「反—反烏托邦主義」的口號和策略，一方面是總結冷戰之政治和理論鬥爭史的經驗之談，另一方面，也是作為辯證法大師的詹姆遜本人之辯證否定思想的體現。

烏托邦、反烏托邦與「反—反烏托邦主義」

由菲利普?迪克小說《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改編的科幻電影《銀翼殺手》。

在冷戰時期的美國，由於麥卡錫主義的後遺症，反烏托邦主義的甚囂塵上，人們多藉助創作和閱讀科幻小說等來探討烏托邦和未來政治。但在白色恐怖和反烏托邦主義的陰影之下，科幻小說家不太會去正面描繪理想國式的烏托邦的樣態，而更多的是從否定的方面，也就是從它「不會像什麼樣子」去描繪未來的烏托邦。這就是為什麼當時會出現一大批「惡托邦」（Dystopia）性質的科幻小說，如詹姆遜重點解讀過的厄休拉?勒奎恩的《失去私有權的人》、菲利普?迪克的《尤比克》和《帕爾馬?艾德利治》、斯特魯加茨基傑兄弟的《路邊野餐》等等。詹姆遜在一次訪談中提到，在冷戰時期，實際存在著一種對描畫烏托邦之鮮明意象（graven images）的不成文的禁令，這意味著「你不能以一種現實主義的方式來再現未來」。[19]這就是說，當時的科幻作家雖然不能公開地宣稱自己是烏托邦主義者，但是可以以自己的「惡托邦」科幻作品（實際上可被視為以否定面貌出現的烏托邦小說），默默地反抗其時甚囂塵上的「反烏托邦主義」。菲利普?迪克是這樣，厄休拉?勒奎恩是這樣，塞繆爾?德蘭尼（Samuel Delany）等也是這樣的。一定意義上講，這些科幻作家都是「反一反烏托邦主義者」。進入21世紀之後，美國社會又形成了一種新的「政治正確」，這就是針對所謂恐怖主義的「永恆戰爭」永遠正義。在這種政治氣候下，烏托邦主義不僅仍然被與所謂極權主義相提並論，更被與所謂恐怖主義掛鉤。在此種背景下，詹姆遜倡導「反一反烏托邦主義」的口號和工作策略，也就不難理解了。

但詹姆遜之倡導「反一反烏托邦主義」，更與其哲學和政治理念相關。在同一次訪談中，詹姆遜認為他所倡導的「反—反烏托邦主義」，關乎的是「從當下的桎梏下釋放想像，而不是提供有關未來生活的蒼白圖景」。「反—反烏托邦主義」並不就等同於藍圖性的烏托邦主義。它毋寧標示的是一種對主流秩序之永恆的反叛和否定姿態。「烏托邦思想讓我們意識到，必須進行徹底的社會體系變革，變革總體的社會關係，而不僅僅是改善資產階級文化。」這就是說，「反—反烏托邦主義」的烏托邦衝動總是應該指向革命，而不是改良。在「反—反烏托邦主義」的指引下，我們應該勉力想像不可再現、不可想像的未來，這似乎是一個令人不安的悖論。但詹姆遜認為，如果說談論一種不能被現實地再現的未來社會，這種做法令人不安的話，這是因為「它是一種新的思維形式，是一種鍛煉我們想像的新維度。」[20]

走向反資本主義的復調式烏托邦

實際上，在為「烏托邦衝動」鼓與呼的時候，詹姆遜並不一概反對對烏托邦的勾畫，他反對的只是傳統的「獨白式的」（monological）烏托邦，而倡導更為「復調式的」（polyphonic）烏托邦。傳統的「獨白式的」的烏托邦，照詹姆遜看來，「需要戲劇化地表現出一種單獨的烏托邦的可能性，因為它本身帶著由地球歷史和政治可能性所造成的壓抑。「復調式的」烏托邦則與此不同，它「包含了全部可能的烏托邦選擇之間的鬥爭，對於這些眾多的烏托邦選擇，它故意地沒有去下結論（哪個更好，哪個更壞）。」[21]真正的復調式的烏托邦「並不是執著於某個特定的系統或藍圖，而是以最變化多端的方式想像所有可能的烏托邦形式，不再是發明一個特定的平面圖並為之辯護，而首先是講述一個烏托邦應當如何建立的故事。它不再是一個對已經完成的烏托邦構想的展現，而是講述它生產和建造的過程。」[22]

在分析自己鍾愛的弟子，當代科幻小說大師金?斯坦利?羅賓遜創作的人類太空移民計劃的科幻小說《火星三部曲》時，詹姆遜認為，與其說三部曲是對烏托邦的再現，不如說小說呈現的是「所有可能的烏托邦之間的衝突」，以及「關於烏托邦的性質和可欲性（desirability）的爭論」[23]：「烏托邦現在已經包括了所有關於社會不幸的可選的診斷方法和試圖克服它們的解決方案的痛苦爭論；而形式重心也開始明確地轉移到這些差異的問題上，這些差異被羅賓遜納入了「最初一百個」火星殖民者的主要形象當中——例如，贊成和反對區域劃分的，贊成和反對商業投資的，以及贊成和反對小的封閉性團體或宗族的，等等。」對羅賓遜這種多元（復調式的）烏托邦的安排，詹姆遜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詹姆遜相信，《火星三部曲》中這種種不同的、互相矛盾，甚至於不可調和的政治「解決方案」，「正是當代烏托邦的優點和成就」。[24]

烏托邦、反烏托邦與「反—反烏托邦主義」

Kim Stanley Robinson：Red Mars

對於未來的烏托邦之多元性和復調性的強調，體現了詹姆遜超越傳統革命的烏托邦實踐的努力。這種復調性的、致力於建設更加民主和平等的社會的烏托邦理念，既超越了傳統的等級制和父權制資本主義，也是對「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超越。儘管在歷史和現實中，存在著種種非社會主義的烏托邦，但是詹姆遜所有烏托邦思考努力的大方向，無不指向對全球資本主義的超越。縱觀詹姆遜近半個世紀的烏托邦研究和思考，他所要努力從烏托邦的歷史遺產中所挖掘的，是烏托邦與社會主義之間的天然聯繫。詹姆遜在多處強調，托馬斯?莫爾最初要廢除貨幣和私有財產的烏托邦主張，是一條貫穿了整個烏托邦傳統的紅線。對於新近的某些文學中的烏托邦衝動所體現出的反社會主義傾向，詹姆遜深不以為然，認為未來的烏托邦要想與社會主義絕對分離，是極為困難的。在他看來，未來的烏托邦必然會體現社會主義的社會平等和經濟平等之價值觀，必然會反映民眾在食品、住房、醫療、教育和就業等方面要求普遍權利的社會主義訴求。詹姆遜甚至宣稱，如果一個現代烏托邦不能創造性地應對由工業資本主義所引起的經濟問題的話，那麼它就是不合理的。[25]

前文說到，詹姆遜認為烏托邦衝動本質上是經濟性的。在詹姆遜的心目中，建基於這種經濟性烏托邦衝動之上的未來的世界烏托邦體系，之所以必然是反資本主義性質的，首先在於它在經濟上是一種阿多諾意義上的「零度烏托邦」，是一種「沒有人會再挨餓」的烏托邦[26]，這就要求一種廢除資本對於勞動的統治地位，實行全民就業（full employment）的經濟體制；其次，這種新的世界烏托邦體系具有兩個根本性的機制，這是羅蘭?巴特意義上的烏托邦刺點（punctum）：移民的權利和稅制的廢除。詹姆遜認為，這兩個原則都是反資本主義的：第一個原則使資本的增大和擴張變得不可能；第二個原則則取消了資本得以積累的中介。[27]

對於那些相信「歷史終結論」的人們，詹姆遜這種反資本主義的世界烏托邦體系的構想，無異是痴人說夢。作為「烏托邦的世紀」，過去的20世紀難道不是一個充滿災難的世紀嗎？烏托邦不就是極權主義嗎？資本主義的歷史替代物不是己經被證明不可行的嗎？任何另類的社會經濟體系不是不可想像嗎？撒切爾夫人不是說了，「再也沒有另類選擇」（TINA）了嗎？一方面，對於迷信市場原教旨主義的人們來說，超越資本主義的多元性、復調性烏托邦當然是不可想像，無法想像的。另一方面，生生不息的、真正的烏托邦慾望，要求與現行的一切體製作激進的、甚至是連烏托邦慾望的主體自身也無法想像的決裂。自這種絕對的不可想像性而言，與其說詹姆遜是在呼喚一種「仍然內在於資本主義體系」，因而是可以想像、也可以規劃的新社會主義的出現，不如說他召喚的是那個古老的幽靈，它的名字一直是——共產主義[28]。

注

釋

[1]（英）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1卷，陸衡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頁。

[2] R.Niebuhr, 「Our country and our culture」, Partisan Review 19, n. 3, (May-June 1952), p. 301.

[3]（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遜：《未來考古學：烏托邦慾望和其他科幻小說》，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3頁。本文在引用《未來考古學》的中譯本文字的時候，對有些地方，筆者有所改譯，不一一註明。

[4]同上，第267頁。

[5]（法）讓—弗朗索瓦·利奧塔：《非人——時間漫談》，羅國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26頁。

[6] Jean-Fran?ois Lyotard, "Defining The Postmodern," Postmodernism, ICA Documents 4, London,1986, p 6.

[7]（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遜：《未來考古學：烏托邦慾望和其他科幻小說》，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頁。

[8]參見（美）拉塞爾?雅各比：《不完美的圖像——反烏托邦時代的烏托邦思想》，姚建斌等譯，新星出版社。

[9]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58-61頁。

[10]（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語言的的牢籠馬克思主義與形式》（二書合一），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馬克思主義與形式》卷第92頁。

[11]（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政治無意識：作為社會象徵行為的敘事》，王逢振、陳永國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286頁。

[12]比較遺憾的是，這本書迄今沒有中文版，全書10章之中，似乎只有首章被翻譯成漢語，收入張旭東教授主編的三聯版《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1998年）之中。

[13]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introductionpp:xv-xvi.

[14]（英）莎士比亞：《莎士比亞悲劇喜劇全集悲劇 2》，朱生豪譯，北京：中國書店2013年版，第103頁。王逢振教授作為《時間的種子》的中譯者，並沒有將傑姆遜給自己的題獻譯成中文。

[15]（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時間的種子》，王逢振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作者前言，第1頁。

[16] Fredric Jameson, 「A New Reading of Capital,」 Mediations25.1, Fall 2010. pp.12-13.

[17] Ian H. Birchall, SartreAgainst Stalinism, Berghahn Books, 2004, p.134.

[18]（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遜：《未來考古學：烏托邦慾望和其他科幻小說》，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9頁。

[19] Joshua Glenn, "Back to Utopia: Can the Antidote to Today"sNeoliberal Triumphalism be Found in the Pages of Far-out Science Fiction?」,November 20, 2005, seehttp://archive.boston.com/news/globe/ideas/articles/2005/11/20/back_to_utopia/?page=1,accessed on May 1, 2016.

[20] Ibid.

[21]（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遜：《未來考古學：烏托邦慾望和其他科幻小說》，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542頁。

[22]同上，第288頁。

[23]同上，第217頁。

[24]同上，第541頁。

[25]同上，第263頁。

[26]同上，第235頁。

[27]同上，第292-293頁。

[28]傑姆遜認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關係，就相當於烏托邦模式/規劃和烏托邦衝動/慾望之間的關係。參見Fredric Jameson, 「A New Reading of Capital,」 Mediations25.1, Fall 2010. pp.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