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國際攝影中心揭幕展聚焦「公眾、隱私與秘密」

文史 07-07

國際攝影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位於紐約下東區的新空間於6月23日揭幕。新空間的揭幕展由首位駐館策展人（Curator-in-Residence）夏洛特·考頓（Charlotte Cotton）策劃。國際攝影中心的執行總監馬克·盧貝爾（Mark Lubell）認為，主題為「公眾、隱私與秘密」（Public， Private， Secret）的展覽「展示了新空間的未來方向，以及ICP作為一個機構如何和當下緊密相關」。

▲ 紐約國際攝影中心新空間外觀

「這個空間非常吸引人，」夏洛特·考頓強調道。在接受《藝術新聞/中文版》採訪時，她亦不得不起身阻止想要進館一探究竟的街邊行人。坐落在新博物館（New Museum）對面，同樣毫無遮擋的玻璃外牆顯然吸引了遊人的眼光。

玻璃外牆以內，是佔據了新空間三分之一面積的活動空間。較大的臨街空間也是ICP選擇將這裡買下，作為永久展覽空間的重要原因。除了容納攝影書店、咖啡廳以外，盧貝爾說，這個空間的存在是為了「舉辦活動，和觀眾有一個雙向的交流」，同時，「藝術家、攝影師也可以自由地進入，即使是喝一杯咖啡，也讓他們覺得是這裡的一部分」。

紐約國際攝影中心揭幕展聚焦「公眾、隱私與秘密」

▲ 紐約國際攝影中心新空間內部照片

實際上，這裡出現的所有人都成為了展覽的一部分。在活動空間的後方，巨大的屏幕上閃爍著由人們的實際影像重組成的像素圖像，實際影像則來自安放在大樓前方和遍布展覽空間的8個攝像頭。這個由藝術家大衛·萊恩弗爾德（David Reinfurt）為展覽定製的《鐘錶》（Clock）作品，讓人反思個人身份（self-identity）與公眾形象（public visibility）之間的關係。

對這種關係的探討也出現在第一個展廳當中。步入展廳，觀眾會首先看到自己在鏡子中的身影。考頓說，這是為了讓觀眾體會到人們「在公眾場所中的表演本質」。而互聯網上人們的行為似乎為這個話題提供了很好的註腳。在這個展廳中，4位當代藝術家都用從互聯網上截取的視頻表達了自己批判性的態度。像娜塔莉· 布克欽（Natalie Bookchin）的「證言」（Testament）就呈現了一系列摘自互聯網的視頻日記，日記中每個人談論著失業、同性戀、精神藥理學等話題，在藝術家的編輯下視頻中的人們時而和聲，時而獨自喁語；而馬丁·西蒙斯（Martine Syms）則用一系列30秒的短「課程」將對黑人身份的探討置入到歧視性的媒體映像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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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塔莉·布克欽「證言」系列《我的床》（My Meds），2009年 ? Natalie Bookchin

進入第二個展廳，展覽的探討方式變得更加開放。在「名人文化」、「監控與抵抗」、「身體裸露」等主題下，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和亨利·卡帝爾·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等藝術家的經典攝影作品與扎克·布拉斯（Zach Blas）、特雷弗·裴格林（Trevor Peglin）等當代藝術家的作品以一種鬆散的方式並置在展廳四面的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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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迪·舍曼《無題》（Untitled），1979年 ? Cindy Sherman， courtesy the artist and Metro Pictures

從影像誕生之日起，人們就開始利用影像獲取名望，展示身體和慾望，不過直到最近，具有記錄功能的影像才開始為大規模的監控服務，而反映這類主題的新媒體及裝置作品也出現在展覽中。比如，在扎克·布拉斯的作品——《臉部武器化系統》（Facial Weaponization Suite： Fag Face Mask）中，臉部識別系統被用作檢查同性戀身份，人們必須戴著「反識別面具」才能抵抗。

展廳中心的作品則體現了攝影作為不同種族和性取向人們自我表達媒介的作用。索傑納·特魯斯（Sojourner Truth）的黑白影像讓人想起她為廢除奴隸制和女權運動出售照片籌款的經歷；廢奴活動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的形象在藝術家維克·穆尼茲（Vik Muniz）的重塑下顯得更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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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克·穆尼茲「墨跡照片」系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萬神殿》，染料漂塗式照片，60 x 45 英寸，2000年 ? Vik Muniz

穿插在第二個展廳中的7個呈現實時社交媒體影像的裝置給展覽帶來了趣味和新鮮感。與「網紅」、社交媒體暴力的受害者、隱私、名人等關鍵詞相關的畫面被過濾出來並實時呈現。策展人馬克·古奈姆（Mark Ghuneim）說：「過去的策展方法都是策展人看在過去曾經出現過的作品，然後挑選出來掛在牆上，而這些裝置中的圖像是實時創造出來的，就像我們放了一面鏡子一樣。我們不需要十幾二十年讓一幀畫面變得重要，它已經變得重要了，在此時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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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ssless 4」系列攝影，左：Lisa Lindvay《團結一致》（Hold Together），右：伊莎多拉·科索夫斯基（Isadora Kosofsky）《維妮與大衛》（Vinny and David），「Mossless 4」系列中的攝影師通過肖像的形式探索了我們公共與私人自我之間的關係。

這種與當下的關聯性正是ICP所希望的。攝影本身作為新技術出現，但隨著技術的發展，攝影作為媒介本身也受到了衝擊——Instagram的月度用戶已經超過了5億，Snapchat用戶每天在應用上觀看的短視頻有100億。在被問到如何吸引年輕一代的觀眾時，盧貝爾認為，還沒有機構對社交媒體所帶來的影響進行深入的討論，而這正是ICP的機會。

由攝影記者康奈爾·卡帕（Connell Capa）在1974年創立的ICP起初以對紀實攝影的推動而出名。不過發展到今天，ICP的著眼點已經不再局限於攝影，而是整個的「視覺文化」。在新空間的首展中，館藏攝影作品只佔展品的35%，是ICP超過13.5萬件館藏中的滄海一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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