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晚清立憲「最後一公里」為何沒走完？
共識君按
本文是馬勇老師在2016年5月的共識會員講座上的講稿，主題為「袁世凱與民初政治」，以下為精華節選。
圖為講座結束後，馬勇與共識會員們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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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立憲「最後一公里」為何沒走完？
馬勇
遠東重大政治事件：朝鮮與日本合并，立憲派要求加快立憲步伐
這個時候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在十幾個小時之內相繼去世。
這就導致一個新的政治架構出現，清廷出現了一個比較弱勢的班底。這個班底本來也是和四十多年前一樣的叔嫂結構，攝政王載灃和他的嫂子隆裕太后加上小皇帝溥儀，那和1861年中國的政治架構是一樣的，當時是慈禧太后、恭親王和同治皇帝，而且從年齡上來看這個班底比四十多年前的年齡還要大好多，當時慈禧太后才26歲，現在隆裕太后已經41歲了，但仍然是顯得很弱的一個班底。
這個弱的班底導致的結果就是很好的規劃在這沒有走好，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去世以後，新班底接班不久，國喪沒有結束就把袁世凱開缺回籍了。這裡面涉及到很多問題，但總體上來講不是我們過去渲染的那樣，說他殺了光緒皇帝也就是攝政王載灃的哥哥。歷史的真相可能不是這個樣子。我這幾年也對此進行了一點新的研究，有點心得，因為游離主題，我這兒就不展開了。但不管怎麼講，袁世凱在1909年1月份，就回到河南老家去了。
也許這一回永遠就在家鄉了此終生，但歷史的發展沒有多久就給了他一個機會。
袁世凱在老家第三年也就是1911年的時候，清廷政治改革本來按規划走著，突然發生了大問題。本來按照那個規劃從12年改為9年，1906年宣布的9年政治立憲規劃，中國憲政架構要到1915年正式實行，開國會，建責任政府，皇權開始有邊界，地方開始有省議會。但是1910年，中國的外部環境又在發生變化。
我們過去二十年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蘇聯亡黨亡國，這點對於內部的影響非常大。1910年中國的外部環境也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朝鮮和日本合并，這是1910年遠東一個重大的政治事件。朝鮮在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的時候完全脫離中國，成為一個獨立國家，不再是中國的藩屬，事實上日本開始成為朝鮮的保護國，但並不構成殖民地的狀態，這種狀況從1895年到1910年持續了十幾年的時間，到1910年日本和朝鮮合邦。當時中國把合邦看成朝鮮亡國的標誌，從東三省開始，從督撫到立憲階層都要求朝廷加快立憲步伐，要提前開國會。
二，「皇族內閣」出現：宣布鐵路國有的巨大影響
另外中國內部也有一個因素，那就是在慈禧太后光緒皇帝去世以後，清政府政治偏離了原來的立憲方向。
之前不管怎麼講，從1895年中國的民主資產階級開始發生之後，清政府在政策導向里一直鼓勵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生。當時最重要的變化就是民族資本主義發生，《馬關條約》之後，清政府在政策上給了民族資本很多優惠。這個時候開始釋放民間投資，到了1903年也允許民族資本向一些基礎產業投資，比如像鐵路、礦產資源的開採，民族資本家可以投資賺錢了。
圖為馬勇正在進行講座
但是等到1909年的時候清政府的政策開始有所調整。這種調整分成兩方面，一方面侵害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一個最重要的例子就是宣布鐵路國有，這是1911年上半年清廷最重要的一個政策，被解讀為是對民族資本階級的傷害。但根據我個人研究，這個東西也不能完全講是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傷害。因為從盛宣懷的角度講，他當時是財經大臣，確實之前清政府把鐵路建設的權力釋放給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之後也潛伏著巨大的危機，存在好多問題。我專門就這些問題寫過一篇長文章，幾年前發表過。這裡面一個是潛在的金融危機，潛在的社會動蕩危機，事實也證明盛宣懷的預估是對的，因為大清王朝被顛覆，在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因為鐵路私有化所導致的金融危機，進而導致財政危機和社會危機。這麼看，大清王朝的結束、之後的保路運動都和這有關。
這時政治上有個很大的問題，本來立憲到這時候，民族資產階級要求早點開國會，早點建立憲政架構的政府，1911年在外部壓力下清廷確實宣布提前了，第三次國會請願運動後宣布國會提前，1911年5月8號宣布成立責任內閣，這是晚清政治史、中國政治史上的大事件。甲午戰爭前後這段時間，中國的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就意識到中國走向憲政架構下的可能性，提出廢軍機處建立責任政府，把權力從皇權當中剝離出來。1895年到96年的時候康有為提出這些改革的時候，即便是清廷當中最開明的大臣都視為謀我軍機奪我大清，認為康有為這個想法是要推翻清廷。但是1911年憲政改革到這時候，責任政府出台之後最重要的結果就是軍機處不廢而廢，因為軍機處大臣都調到內閣當大臣了，沒有軍機處了，直接就是責任政府。這是晚清政治改革，也是中國政治改革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但是它的問題在哪呢？就是出台的名單大家不滿意。大家覺得怎麼能夠出台一個十三個人的政府班底，一個皇族的慶親王做內閣總理大臣，另外有三個滿洲貴族出身的，我們今天講就是高幹子弟，改革改革，結果改革之後政府出台了一個責任政府，都是高幹子弟。其實高幹子弟畢竟從小就接受這種訓練，他們職業就是當官，跟有些美國人說的一樣，什麼都不會幹當總統去嘛，走職業路線，他們當然可以優先獲得政治上的任命，我個人覺得可以接受。但是當時那種氣氛下大家就覺得你這個不對，把責任內閣變成了皇族內閣，一個權貴政府，這時候也就是1911年的5月份，就出問題了。
其實袁世凱在河南養病的三年當中，他對清廷的政治改革是持支持態度，包括這兩件事情，責任政府的建立和鐵路國有的政策，袁世凱都是支持的。但是恰恰這兩件事情導致了清廷的政治危機，拖了幾個月以後也就是九月份在四川總督府門口發生流血事件，之後就發生武昌起義，這一下就使得事情複雜化，進到新的政治周期上去了。
三、武昌起義：要求清廷重回立憲軌道
就因為武昌起義發生，袁世凱獲得了新的政治機會。武昌起義其實不是革命黨起義，因為不論是武昌新軍還是緊接著響應的各省新軍都是體制內的，都是體制內的軍隊。革命黨等到一個月之後都沒起來，孫中山兩個月後才從國外趕回來，他們還覺得趕回來幹嘛呢？這事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呢？他認為這是體制內的狗咬狗，所以武昌起義並不是原來講的體制外的抗爭，而是體制內的抗爭。
訴求很簡單，就是講好的君主立憲，怎麼能搞成一個皇族內閣呢？講好的發展中國資本主義怎麼搞成都是國進民退呢？所以在這樣一個狀態下武昌的新軍起來了，要求清政府重回憲政軌道上去。清政府在這時候第一反應是你怎麼能造反呢？有話好好說嘛，怎麼能夠用軍隊造反呢？他就不能接受。等到起義的第三天，北京就開始派軍隊去鎮壓自己的軍隊，這事我們今天想也是很好笑的，北方的軍隊去鎮壓南方的軍隊，仍然鎮壓不下來，這就為袁世凱出山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機會。袁世凱在武昌起義第二天就知道這個事情，但是最早也沒有想到會讓他去處理這個事情。清廷沒有力量去處理，這個時候袁世凱的重量就凸顯了。
圖為共識會員正在專註聽講
過去很多研究和很多說法認為袁世凱出山以後開始在遙控南北，用南方革命黨的力量去壓制清廷，用清廷的力量去壓制南方。但是我們這些年研究，把袁世凱從這兒開始就與陰謀掛鉤，看作是一個耍陰謀的政治家可能也不一定準確。實際上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那就是袁世凱確實覺得清廷政治改革有問題，他希望借著外部的衝擊讓改革重啟，讓改革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應該說從袁世凱這個時候身邊一些人日記的記錄來看，他確確實實沒有想到自己也會成為革命者，說到底他還只能算是支持君主立憲制。
他大概14號出來，作為湖廣總督兼顧著和南方、北方去談。他確實希望朝廷能夠尊重南方這些軍人的要求，改革的同時承諾開放黨禁開放報禁，不去處罰這些鬧事的軍人。袁世凱主動跟政府提出這些要求，同時又跟南方交涉，說咱們還是要扶持大清啊，要堅持在大家認同的君主立憲的原則下面談。黎元洪和袁世凱細緻地交涉之後，也認定大概這才是條正路。黎元洪也認為只要不處罰我這些起事的兄弟，那麼可以重回立憲主張。在武昌前線的談判大概就是這樣，但是清廷畢竟是兩百多年打下來的天下，從這一下轉到分權立憲的立場，難度非常大。
我們可以看到從兩個省獨立到四個省獨立，到六個省、八個省一直到十個省獨立，清廷內部矛盾、衝突、分歧、利益解決不了了，時機就耽擱下去，從武昌談判到了上海談判，到南北之間談判，最後得出來的結果就是清廷內部沒有辦法妥協。清廷不願意走向君主立憲，因為立憲了皇帝就沒有權力，皇權之外的滿洲貴族都不再是貴族了。從攝政王的角度看，你們認為是皇權內閣，他不認為是這樣。我們知道真正到了憲政狀態下，只有皇室能享受這種尊嚴，就沒有什麼貴族了，就像現在英國皇位繼承人排了很多，可以排幾十個，但真正有機會去繼承皇位的很少。
四、革命激進化：不搞君主立憲了，直接共和
由於武昌起義之後清廷內部的協調很難，因此到了1911年底，大概從10月10號開始到12月的時候，兩個月時間軍隊的嘩變、起義一撥接著一撥，全國差不多都產生了這樣一種抗爭的心理。除了滿洲人控制的東三省和袁世凱控制的自己的老家河南省和他親戚親家控制的山東省，其他省都獨立了，那麼在這樣一種狀態下就沒有辦法了。等到12月20號南方的新軍將領段祺瑞和以黃興為代表結合到一起的革命黨就達成了妥協，這個妥協使我們看到一個大的脈絡，那就是中國不再搞君主立憲，直接轉為共和，要把滿洲貴族甩開了，他們既然不同意，那就不要了。第二就是能不能夠讓袁世凱當總統？先負大清者為總統，和當年劉邦項羽他們約定的一樣，誰先打到咸陽誰當皇帝。這時候袁世凱就呼之欲出了。
12月的20號達成的這個妥協，為袁世凱增加了一個很有分量的籌碼。袁世凱期待，拿著這個妥協再去壓清廷，效果就比較好了，他在北京信誓旦旦地承諾有辦法說服清廷，也許從這種更高遠的立場能夠退回到一個可以妥協的境地，這是他在段祺瑞派員要他同意轉向共和時依然相信的結果。但是恰恰在這時候，清廷的不妥協導致了很複雜的問題：革命黨孫中山回來了。孫中山從1894年11月份開始成立興中會一直到現在17年了，後來我說孫中山那都不是奮鬥而是一直被迫地等待，其實孫中山有幾次機會可以回來，但是清廷改革不夠意思，老是讓他流亡。改革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改革就應該是一個全民和解。
圖為講座活動結束後馬勇與共識會員合影
1906年宣布憲政改革了，並沒有宣布和解，政治犯怎麼能夠老是關呢？政治犯老是關著一定成為敵對力量，而且政治犯不希望流亡，因為流亡了之後沒有政治權利，沒法政治參與。所以我幾次都覺得，孫中山也好、康有為也好、梁啟超也好，包括保皇黨、立憲黨和革命黨，每一個造反者都是不時地往回張望，你有沒有喊我回來？喊回來立馬就回來了，因為他都是為了國家好嘛。
孫中山從1894年開始成立興中會，清廷就把他看作政治犯和刑事犯，幾次政治變革都沒有宣布赦免，而且1896年在倫敦抓到了以後，差點就殘忍地把他弄死了。等到1911年12月底，也就在段祺瑞和黃興談判之後兩天時間，孫中山回來了。12月22號，孫中山從國外回到香港，從香港到廣州再到上海，我們可以看到形勢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也給後面的問題留下伏筆：北方不妥協，孫中山回來了，那今後怎麼辦呢？
東南的立憲黨、最有力量的這一撥人，就是趙鳳昌、張謇他們。這撥立憲黨人是中國民族資本階級最重要的政治代表，他們突然發現儘管滿洲貴族不願妥協，但孫中山的歸來，造成了山未窮水未盡的新格局，他們還可以幫袁世凱。怎麼幫袁世凱呢？難道要孫中山幫嗎？孫中山到了上海之後拜碼頭拜到趙鳳昌家裡，趙鳳昌講你開府建基，建立新政府去。孫中山根本就沒想這回事，他在香港的時候還在猶豫，陪著他的胡漢民說咱們到廣東當個都督去，咱們到那宣布獨立當個都督總可以吧。孫中山說我都流亡那麼多年了，我想到國內看看去，因為當時上海成為政治中心，南北之間談判，國際各種力量都集結在上海，孫中山喜歡熱鬧，說我們還是到上海看看去，到了上海之後趙鳳昌講你可以開府建基，從22號到1月1號也就是七八天的時間，孫中山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成立了南京臨時政府。
我們一直沒弄明白南京臨時政府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出現，但我看到趙鳳昌的資料就理解了，他是把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作為一個棋子，是立憲黨人大的棋局當中的一個因素。等孫中山南京臨時政府一成立，一下子就使得問題就複雜化了，本來袁世凱在中間，南方力量正跟清政府談呢，突然出現一個新政府，成為第三者了。後來慢慢的南北之間的談判成為革命黨與清政府之間的談判。這就等於出現了南北兩個政府，中國人就很難接受了。南京政府出現之後，袁世凱相當的惱火，但是孫中山的臨時政府確實促進了清廷讓步。1912年出現了談判的結果，清帝退位，民國建立，南京臨時政府解散。
五、袁世凱埋下的隱患：這個國家到底往何處去沒想清楚
這裡面問題在哪呢？清帝發了一個退位詔，發給袁世凱，命為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負責組織新政府和南方革命軍去談構建一個臨時政府。這就等於袁世凱把大清國的疆域、主權、人民都拿到自己手裡面了，但這個時候南京有一個臨時政府，因此南北之間又達成一個妥協，孫中山解散南京臨時政府，南京臨時政府退出，支持袁世凱在北京成立政府。當然這裡面很複雜，一開始讓袁世凱到南京就職他不去。但後面確實發生了大問題，那就是民國法統有問題。
現在「中華民國在台灣」100多年了，他們的解讀其實和歷史的真實都有很大的差別，我們認為民國的法統從1912年1月1號南京臨時政府開始，其實民國很長一段時間是不認同這個法統的，怎麼能這樣說呢？中華民國是從大清手裡接下的天下，那只能從1912年2月12號開始算起，清帝退位中華民國接盤嘛，應該是這麼一個關係，但現在把南京臨時政府算進來，孫中山算進來，民國法統就給後來的十幾年留下了很大問題。這當然是後面的事情。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一點，由於當時的中國要重建一個統一的國家，不想分裂，在這個過程當中，袁世凱確實做了一個機會主義選擇，我們過去的研究當中沒有人敢那麼去指責袁世凱。其實這些年來我在想，袁世凱在1912年初的機會主義選擇也是導致後來他政治悲劇和中國轉型困難的重要原因。
什麼意思呢？因為袁世凱那代人有一個基本共識，中國最適宜建立的政治架構是君主立憲而不是共和。但人們到那個時候就不敢堅持了，因為如果堅持可能導致南北分裂，就會有一個南京政府有一個北方政府，這時候袁世凱就屈從外部的條件，放棄了自己堅信十幾年的君主立憲制，這就導致了後來很大的問題。兩年之後袁世凱發現共和不行，他認為共和不行我就回到君憲嘛，而且我們原來就信君憲的，但是外面人看著就不對了，怎麼又轉回來了？所以我們後來研究這問題，從辛亥走過的政治家十年之後反思，都覺得1911年和1912年轉折過程當中中國的選擇太草率了，袁世凱這樣的政治家太不成熟了，為什麼不堅持原則呢？
嚴復這時候也提過很多建議，他跟袁世凱走得很近。他寫給泰晤士報信裡面講的是，如果我們發現清朝小皇帝不行，那麼就選一個成年皇帝。1911年政治風波當中很重要的東西，立憲黨人在1910年不斷發動國會請願時很重要的背景原因就是：1908年公布的《欽定憲法大綱》雖然是憲政架構，但是君主仍然享有至上權力，和日本的明治維新一樣，有議會，但是天皇仍然是至高無上的，議會只是諮詢機構，責任政府只是專業知識人經理人團隊。皇權是至上的，這是1908年《欽定憲法大綱》宣布的。後來很多研究認為清廷政治改革不徹底，怎麼能夠皇權至上呢？但是如果我們回到當時的環境中去，就會發現這個決策當然是對的，1908年光緒皇帝38歲，正當盛年，而且光緒皇帝也不像我們今天看到的很多描寫弱不吧嘰，沒有理想，其實這是一個錯誤的描述，這都是後來被污名化的描述。
大概幾年前我們一個有才華的女歷史學家葉曉青教授研究，她看到光緒皇帝生命的最後幾年所讀的書都是憲政改革的西方典籍。這就可以看到光緒皇帝在1908年的時候，中國建築在皇權之上的架構是有正當性、合理性的。但是這個正當性、合理性在他死了之後發生變化，清政府突然推出一個三歲小孩，這個三歲小孩享有至上的權利，民族資本主義就認為我的財產應該在我手中，由我支配，清廷推出一個如此小兒，太不把我的財產當回事了。這個時候國會請願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對清廷政治接班人不滿意。這樣去理解的話，才能夠明白清廷最後時刻變化的意義。
因此嚴復在1911年武昌起義發生時講，如果我們覺得這個小皇帝不行，我們就「選擇」一個，他用的「選舉」，我們就選舉一個成年的皇帝。我分析嚴復心目當中理想的皇帝就是光緒皇帝的弟弟攝政王載灃。載灃是晚清王爺當中第一個出國訪問的。1901年他到德國為德國公使克林德死亡賠禮道歉，但是他確實到了德國訪問，之後也有在歐洲其他國家訪問，是晚清王爺當中享有「知道世界」美譽的人，而且攝政王本身也是以開明政治家自我期許的。如果不是以懂憲政的開明政治家自我期許，就不會對國會請願組織者說，假如你們說服了資政院，只要資政院同意，我就同意提前開國會。他自己覺得自己可能有資格成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你們一而再請願，攝政王說那我也不反對。當時嚴復講如果小皇帝不好，就換成一個成年皇帝，他的心目中是這樣想的。
在這個過程中，袁世凱選擇了放棄君主立憲，走到共和，導致後來當共和發生了幾年以後發現不對。這樣我們反思在經和權，即原則與靈活性的問題上，實際上兩千年來儒家所堅持的原則問題可能還是不能妥協，形式上可以變化，那麼君主立憲制就是原則問題。1911年武昌起義十年之後辛亥老人反思，如果當時14個獨立省份督撫代表好好在一起談未來國家建構，談憲法，究竟我們應該建構一個什麼國家？我們是不是可以像美國一樣通過獨立各省的談判，重建一個全新的，更合乎中國長遠利益的政治架構？假如當時獨立各省督撫的代表這樣做了，哪怕用一年兩年時間，起草一個可以傳之久遠的新憲法，也是值得的，中國的問題可能就不一樣了。所以說可能這些問題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細節，不是說袁世凱都很偉大，但確實有很多問題可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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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勇簽名本
《重尋近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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