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看小說 走出諾貝爾獎得主江郎才盡的宿命怪圈

【一個中學教師，在柏林牆倒塌的同時，向學生講述德國集體迫害猶太人的「水晶玻璃之夜」，遭到家長的嚴重抗議；一位新娘去辦理結婚公證，卻誤闖入審判奧斯威辛罪犯的法庭；一名東德的間諜（他同時是西德總理勃蘭特的私人秘書）在監獄裡觀看「兩個德國」的一場世界盃足球賽，同時為雙方喝彩和惋惜，讓他感到「撕裂般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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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特?格拉斯推出了他的新作《我的世紀》。經歷了1999年諾貝爾文學獎揭曉和著名評論家將《遼闊的田野》一撕兩半的雙重刺激後，我敢說，全世界都給予了《我的世紀》巨大的好奇和期待。這是一個關鍵的時刻，《鐵皮鼓》的作者是用這本書來證明自己風采依舊，還是就此走入諾貝爾獎得主江郎才盡的傳統宿命怪圈？

都說諾貝爾獎得主從此難以再出好作品，比如海明威、川端康成，等等。不過近年似乎並非如此，莫里斯就仍然活躍在美國文學第一線。《我的世紀》出版是在諾貝爾獎揭曉以前，那麼，這個獎促進了此書的暢銷，卻應該對書的寫作本身無所影響。格拉斯藉助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個諾貝爾文學獎，驕傲地宣稱自己是二十世紀「文學的尾燈」。在我看來，《我的世紀》，這樣一部充滿歷史感和文學力量的小說，比那個萬眾矚目的獎項更足以支持格拉斯的這種自我定位。

一百年，一百個故事。格拉斯將這個結構稱為「簡單的想法」。我不了解他所仿照的「巴羅克式年曆故事的傳統」是怎麼回事。不過，《我的世紀》展示了要完成這個簡單的想法，所需要的見識、才具和努力。這本小說有專門的歷史顧問，但這只是保證了它的嚴謹。困難的是：面對一個世紀，你如何挑選它的敘述者？

歷史學家會說：要體現出歷史發展的進程；社會學家會說：要保證採樣的代表性；文學批評家會說：要保證敘事的個人性，千萬別代他人立言……格拉斯是個小說家，他的職業是感性地把握歷史，「我的世紀」中的「我」當然不僅僅是格拉斯本人，但也決不是一個代表了全人類或全德意志公民的「大我」，這裡出現的是一百個被歷史抓住的個體的「我」，其遴選原則如下：「在這裡不讓那些有人說是他們推動了歷史的有權有勢的人發言，而是讓那些不可避免地與歷史相遇的人出來說話」，目的是表達出「這是一個把他們變成犧牲品和作案人，變成隨大流的人，變成獵人和被獵對象的歷史過程」。如果我們還記得馬策拉特（《鐵皮鼓》）和馬特恩（《狗年月》），那麼很容易看出，這是格拉斯一貫的思路：記憶是不可靠的，每個人都根據自己的利益和立場活在歷史中，又在敘述中隨意將歷史改寫。而寫《我的世紀》的格拉斯，比寫「但澤三部曲」時更加老辣，他不再指望不懈的追問會帶來真實，或者「神奇眼鏡」可以重現歷史。格拉斯讓每個人說出他的記憶，「直接地或者與事件保持一段距離地傾吐心聲」。看起來，這是不作價值判斷地記述和書寫，從而自然地消解了歷史的真實性，實際上，這正是親身經歷、文字材料、他人回憶、歷史想像共同建造的格拉斯心目中的「二十世紀」。每個讀者會將自己記憶和想像中的這個世紀，和格拉斯筆下的世紀印證和互補，在這個意義上，這本小說寫的又是實實在在的「我的世紀」。

具體到每一個被敘述的年份，格拉斯的任務是精確地選擇一位敘述者和他敘述的時間。這不是件容易的活計。整個世紀幾乎都處在世界中心的德國，發生了太多的大事，當時人的看法，後來人的態度，當事者的解釋，局外人的觀感，構成了多姿多彩的歷史。小說可以被稱為「格拉斯的東西」的成分，正是在這種選擇體現得最為深刻。

二十世紀中，格拉斯最看重的大事有三件：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和1968年前後的「大學生運動」。他用了好幾章和同一個敘事人來記述這些事件。他讓一名女研究人員安排雷馬克和容格爾，著名的反戰分子和著名的帝國擁護者，讓他們在見面和交談中渡過了回憶中的1914——1918年。兩種觀點的碰撞，反映出德國人對這次由他們發動的世界性戰爭的不同看法。他讓一群當年的戰地記者在渡假勝地緬懷他們的二戰歲月。有些人不停地提起「如果」，幻想由那個「最偉大的二等兵」領導的戰爭最終勝利的美夢，相比之下，敘述者，他們的這位同行，嘲諷而苦澀地提出了有利於丘吉爾的「如果」，玩笑的背後是清醒的痛苦。至於六八年，德國的震蕩也許不如紅色的巴黎，但學生的狂熱並不遜色。讓一個當年的激進分子，後來的日耳曼文學教授，在討論課上追憶三十年前，這時候的歐洲學術界，早已完成了對當代叱吒風雲的左派知識分子的清算，一個意識形態倖存者的回憶，應該是意味深長的。

還有許多的巧妙安排值得被提及：一個中學教師，在柏林牆倒塌的同時，向學生講述德國集體迫害猶太人的「水晶玻璃之夜」，遭到家長的嚴重抗議；一位新娘去辦理結婚公證，卻誤闖入審判奧斯威辛罪犯的法庭，她無法忘懷這一場景，但周圍的人卻力勸她忘卻；一名東德的間諜（他同時是西德總理勃蘭特的私人秘書）在監獄裡觀看「兩個德國」的一場世界盃足球賽，同時為雙方喝彩和惋惜，讓他感到「撕裂般的痛苦」……看見了嗎？每一年，每一件事都在歷史與現實之中糾纏，沒有一個人的記憶能夠孤立於歷史和環境之外。這體現了格拉斯的寫作策略：「這本書的前半部分是歷史，後半部分是後果。」

格拉斯對這樣一部作品，像對孩子一般珍愛。這種珍愛中也充滿了德國人的認真勁兒。他集聚了各國的譯者，親自向他們解釋「一些自己特有的語詞的用法」，而且，儘管格拉斯也深知小說中的種種背景與事件很難為異國讀者直接領會，但他還是「多次重申反對外文版在正文中加註釋」。現在的中文譯本里附有注釋，但是，我們還是尊重格拉斯的意願吧，事實上，沒有注釋的本文顯得歧義叢生，每一個年份的敘事者的身份、性別、立場都是一個謎，這無疑使閱讀變得艱難而饒有趣味，最終謎底的揭曉也就往往成為一種驚喜。當我按照這種方式閱讀《我的世紀》的時候，我還感受到了另一重好處：它使我避開了先入為主的偏見，能夠平等地對待每一位敘述者，不管他是皇帝還是廚娘。比如，如果我先知道了對勃蘭特總理在波蘭猶太人墓前下跪這一舉動的指責是出自「右翼」報紙記者之手（我們中國人對「左」「右」總是特別敏感），也許我會將它一笑置之，而忽略掉其中的某些合理性因素——勃蘭特真的沒有「作秀」的成分嗎？許多波蘭人的反猶情結又如何解釋？格拉斯是勃蘭特的擁護者，但他仍然選用了這樣一篇批評性言論為這個公認的偉大的懺悔行為作注。這恰恰印證了1986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波蘭作家米洛茲對他的評價：「他的文學使命在於，對自己國家的人講真話」。但是，判定哪些是真話哪些不是，並不是作家的職責，所以，最好的辦法是：讓他們聽見不同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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