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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漢到晚清,各朝各代如何品評人才?

階級、流品與品度


撰文:楊念群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前,中國史家總是習慣戴上階級分析的眼鏡把各色人群標籤分類,誰一旦被扣上「剝削階級」這頂帽子,就像惹上瘟疫,人人唯恐避之不及。實際上,「階級」一詞純屬西方舶來品,談「階級」首先得知道什麼是「貴族」,才能按身份劃分出個三六九等來。用這個標準看中國史,秦朝以前還講「封建」,什麼是「封建」?簡單說,就是君王根據血緣的尊卑親疏切割出一塊塊轄地,皇親國戚在各自的封地里作威作福,說一不二。秦以後是流氓當道,連皇帝都丟了高貴的血統,一般人的血脈就更沒什麼正宗可言。藝術標準更是壞了章法,失了定力,在高低之間來回亂串,失去了貴族生活本來該有的味道。所以有人說了句極端話,認為秦以後根本沒藝術可談。


若換個標準,漢代以後還算是留著點貴族的尾巴,如魏晉時期仍講「門閥」,做官選人都要看門第出身。血統品級雖早已不那麼純粹,沒有了先秦那般嚴格的宗子繼承關係,宗法譜系也丟散得幾乎沒影了,可場面上的事還得靠世家大族支撐門面。魏晉時期南北地理空間儘管裂成兩截,二百年間相互對峙下來,雙方人才的分布還是逃不出幾個大姓的掌控,他們不但互相聯姻,而且家教謹嚴,甚至在家裡沒事就操練朝章國典,門族個個正襟危坐,家中日日鐘鼓禮樂,確是以後稀有的景緻。所以從魏晉一朝曆數下來,還是累積了一些對品味的甄別標準。


近世某些史家嗅到了這股殘留的貴族氣,錢穆先生就曾說過,西方有階級無流品,中國有流品無階級。「流品」往往表現得散漫無形,若隱若現,卻是區分「雅」「俗」的標準,在日常生活中被活潑潑地用著,其中散發出的味道很難用西語刻畫。如官和吏就分兩途,給官員做跟班的吏胥被人瞧不起,教書人和衙門裡辦公文的師爺也有清濁之分,地位大不一樣。在科舉制度中同樣有「清流」「濁流」之別,進士及第算是清流,秀才舉人則淪為濁流,只能沉澱在底層。


最近重讀鄧子琴先生的《中國風俗史》,鄧先生有一個近似的說法,他以「品度」「倫際」觀察中國風俗之變。他的意思是,古人有自己一套品評人才事務的標準,每朝每代均不一樣,沒辦法用現代詞語準確描述。比如他概括南北朝的品度是「諧謔」「歌詠」「游陟」,北宋是「士氣中心時代」,則有「寬厚」「沉靜」「淡泊」「好學」之風,明代士人被說成「剛勁」「強毅」「刻苦」,清代流行「雍容」「細密」「推延」「條理」的風氣,這些描述都是從古書中歸納凝練出來,非常符合當時人的生存狀態。

如果細細按照品度賞鑒各朝人物,倒是像一幅形態各異的風俗百圖。比如東漢的異議人士被形容成「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這些士子「激揚名聲,相互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彼此借力推廣聲譽,如果一旦看不慣對方,動不動就絕交。天下名士,在他們的眼裡統統被歸類劃等,用筆墨狀摹其神態。如有「三君」(一世所宗)、「八俊」(人之英)、「八顧」(德行引人),「八及」(導人追宗)、「八廚」(以財救人)種種複雜名目,這種對人品性的歸類我們現在已經很難辨別其中的確切含義,只能揣測大概的意思,無外是說這些人的精神氣質多麼秀出於林,奪人眼球。


所謂「品度」應與君王的胸襟氣象有關。東漢士林中還有「儒學」「文章」「推士」「糾違」「陰陽」「弘道」種種說辭,不過被子琴先生評為「謹嚴有餘,恢廓不足,制行有餘,風采無聞」,大致與學術一尊、國不兩才的風氣有關。漢武帝雄才大略,開疆拓土,自然需要籠絡各類人才。漢光武帝抄襲先祖的管理手段,但人才的多樣化建設就顯得弱了許多,只是大致綿延上代的路子。一般來說,事業型人物少,道德型人物就多,東漢風氣淳厚,竟還有「讓官」的事情發生,有人拚命想推掉皇帝加封的官爵,讓給自己兄弟。現在看來這行為有點犯傻,令人不解。還有一個故事說兄弟倆被餓瘋了的劫盜擄獲,匪徒正準備把他們煮了餵飽肚子,不料兩人爭著懇求匪徒說,吃掉我吧,放過我的兄弟,真是呆得可愛,匪徒更可愛,雖然餓得兩眼發暈,還是覺得這兄弟倆太過仗義,乾脆把兩人全給放了。


到了東漢末年,風氣又有變化,影響到了對人物品度的評價。例如曹操用人只重「才」不重「德」,他說只要你有才,即使像漢初宰相陳平那樣「盜嫂受金」,干出與嫂嫂通姦和瘋狂斂財的不義勾當也沒關係,那些「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都要薦舉出來,不要有所遺漏。


隨後的士人流品中有清談之風,他們矜誇門閥,這與東漢士子好發議論批評時政的「清議」有所不同。這批門閥弟子,《莊子》中稱為「膏粱之子」,相當於今天的「富二代」加「官二代」,無衣食之憂,才能放肆地胡亂說話。


魏晉士人的品度標準是要精讀《老》《庄》《易》,蔑視儒家禮法,甚至對手也受了感染,好像不通曉老莊之學就根本上不了爭論的檯面。再有一個習慣就是重養生,大家一起吃一種葯叫「寒食散」,味道和效果怎麼樣我們不得而知。這幫閑人對音律樂器如琵琶等極為精通熟稔,終日喝酒飲茶,放浪形骸,自有另一種風度韻味。有人形容王衍在眾人中,如「珠玉在亂石間」。在姿勢上,魏晉人身坐胡床,手執一種叫麈尾的道具,娓娓縱橫辯論。有一次激辯正酣,熱好了四次飯都顧不上吃,散夥後常常麈尾亂扔了一地。

南朝君臣有時會相互嬉戲調侃,完全亂了禮法秩序,如南朝一位皇帝召人通宵達旦地下棋,累得筋疲力盡,還做起打油詩嘲諷說,這模樣「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士人還有遊歷名山大川的嗜好。謝靈運經常穿著木屐登山,上山去掉前齒,下山去掉後齒,有一次遊覽找不到出路,就專門帶著數百人伐山開道,驚動了當地太守,以為是山賊出來打劫。


南宋以後,品度有變,文人開始把「道德」和「風俗」掛在一起議論。蘇軾就認為國家的存亡不在武力的強弱,而在道德的高低,不在於是富是貧,在於風俗的厚薄,一看就知道是保守派的想法,常被改革派譏諷為迂闊忠厚,老成遲鈍。改革派領袖王安石和司馬光有個小小的爭論,司馬光說他好用「真小人」,王安石回答說:要行新法,舊人往往不敢向前沖,只有那些有才力的人敢於擔當,等新法實行後,我會把他們統統趕走,換上老成持重的舊人守護,不是很好嗎?他的原話是:「智者行之,仁者守之。」司馬光說這你就錯了,君子瀟洒不戀位,很難說動他們出來幫忙,讓他們再讓位自然不難,如果小人一旦得勢,就不會輕易言退,如勒令勸退,必反目成仇。後來果然有出賣王安石的小人出現,讓他後悔莫及。


我們現代人習慣用忠奸善惡的品度衡量人才等級,其實是過於強調黑白兩分了。鄧子琴品評南宋人物時說:「主戰者急君父之難,主和者審利害之勢,均不必以賢奸論。」意思是,主張打仗的人固然有血性之勇,極力講和的人也許更能審時度勢,對這兩類人物,應各有判斷的品度。求和者的理由是,應把精力用於「內治」,休養生息,保境安民,所以南宋主和者中也有不少君子,不可純以褒貶善惡簡單對待。當然假借和議,想藉機謀利者也大有人在,按品度而言,就有「柔媚」「險詖」「模稜」「怯懦」的劃分。「險詖」的評價源於一個故事,說一個叫胡紘的人拜謁朱熹,朱熹一般用米飯招待學生,胡紘作為客人也不例外。胡紘很不高興,不相信山中居然搞不到一隻雞和一杯酒,覺得太受怠慢,於是離開後上書大罵朱熹是煽動偽學的頭子。


到了明代,特別影響品度判斷的是一種「鄉誼觀」。同鄉按照行省劃分是從明代開始的,各護鄉情的情況隨處可見,這就超出了一般的鄉土情緣,頗有一點政治聯誼的味道了。


明代士人還有一個毛病是好在某個問題上爭得你死我活,這一點與南宋辯論是「和」是「戰」的國策大局,氣象頗有不同。明代爭的是帝王立統的家事,如明末的所謂「三大案」,就是在反覆爭執哪家皇親宗室應該繼承皇位,純屬宮闈私事,結果鬧得雞飛狗跳,撕破臉皮,最後淪為黨爭,沾染上惡名,所以才有東林未必皆君子,反東林未必盡小人的說法。加上受陽明禪風影響,一時間士風激蕩,講學以誑誕放逐為美,似乎滿街都是聖人。有傳說顏山農在收徒時必先打人三拳,才收為弟子,可見放蕩得有些無邊了。

進入清代,君王以蠻夷身份繼承明代大統,自然從心理上感到自卑,容易多疑猜忌,文人行為一旦放誕起來,常常激起滿人聯想,覺得漢人在重演南宋鄙視胡人的舊把戲,加之言路阻斷,官僚苟且,品度的標準自然再起變化。清代多稱讚某人謹厚、廉靜、退讓,認為是「大人」的品格。有人批評說,這種苟且不過是「鄉曲之行」,哪裡有什麼大人的氣象。「大人」的標準應該是在治理國家、維護社稷方面剛毅果決,為天下長久考慮,即使和皇帝鬧翻散夥也在所不計,不會計較個人得失,投緣則留,不投緣則去。


事實卻是,大多數官員左顧右盼,生怕亂髮議論惹動眾怒丟掉官位,不如貌顯敦厚,靜觀不語,才能安坐無患,又可輕易博得廉退不爭的美名。清朝被稱為「賢人」的人物多屬此類。有人感嘆,當他們峨冠博帶從容踱步於宮廷之內,真是儀態雍容萬方,內心深不可測。故時人評價當時士風說:「無其才而冒其位,安其樂而避其患。」在此種風氣之下,爭論之風自然止息無聞。士人的品度是社會風氣的一種風向標,由此可窺見清人的整體風貌。


晚清民國時期,西風已漸漸侵入國人肌體,功利思想流行無忌,越來越不受儒術枷鎖的限制,品度自然又起變化。近人多把國人優勝劣汰思想的勃興歸於西方進化論的影響,實則中國先秦墨、法、縱橫諸派都有肯定追求利益的言論,只不過不是中國文化的主流。功利思想被儒家「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觀念壓抑得太苦,無法抬起頭來。牟利之人必須裝扮成儒家才有發言的機會。西方天演競爭理論的輸入,明目張胆鼓吹逐利優先,恰可與古代功利觀接榫,擺脫儒術束縛猶如打開潘多拉的盒子,放魔鬼橫行於世,遂使文人「品度」風格大變。


晚清面對西方勢力的反覆蹂躪,無法從容應對,歷代品度中的「清議」一項自然增添了新的內容。如道咸以來,清議漸漸成為抵抗西方污染的代名詞,只要批評西人器技之學就容易獲得「清名」讚譽,猶如古人「氣節」附體,頓時激揚亢奮。甚至以是否反對洋務作為區分清流濁流的新標準,如吳汝綸就說過:「近來世議,以罵洋務為清流,以辦洋務為濁流。」清流黨陣營內的辜鴻銘不滿李鴻章的理由是認為他只知有「政」,而不知有「教」,用人完全出於行政能力的考量,但論功利,不論氣節,但論材能,不論人品。看上去和過去討論品度的詞語很像,只是內容更顯新潮罷了。(本文摘自作者著作《皇帝的影子有多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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