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西尼地圖》：帝國製圖師的輓歌與法蘭西共和國的誕生

法國最優秀的製圖師為什麼遭到迫害？

1793年10月5日，法蘭西共和國國民公會頒布了《關於建立法蘭西紀元的法令》。這部法令引入了全新的曆法，用來標記一年前的1792年9月22日法蘭西共和國正式宣布誕生。以此為代表的一系列改革是為了掃除剛被推翻的「舊制度」的一切殘跡，從專制統治的方法，到標記曆法時間的方式。

就在啟用這部曆法的前幾周，國民公會收到一位較激進的代表的報告，這個人是演員、劇作家和詩人法布爾·德埃格朗蒂納。德埃格朗蒂納已經投票支持處決國王路易十六，並且是新曆法制定委員會中一位重要成員，他如今又將目標瞄準地圖。

他希望國民公會重視「法國全圖，即學院地圖」，他抱怨這幅地圖「絕大部分由政府出資製作；但卻落入個人手中，被當作私有財產；而公眾必須付出昂貴金額才能使用，而且這群人甚至拒絕將地圖送給有需要的將軍使用」。

國民公會認同德埃格朗蒂納的觀點，下令將與地圖有關的雕版與圖紙查封並轉交給戰爭部的軍事辦公室。戰爭部的部長艾蒂安-尼古拉·德·卡隆將軍對這個決定非常滿意。他宣稱：「此舉讓國民公會從一群貪婪的投機者手中奪回了國家的成就，這是工程師們花費40年的工作成果，一旦丟失或拋棄這項成果，將會是政府資源的一大損失，又會增加敵人的資源，因此更應該完全由政府掌控。」

德埃格朗蒂納的抨擊與卡隆的歡欣鼓舞，意在沒收法國地圖，並扳倒讓-多米尼克·卡西尼（1748—1845年）。讓-多米尼克是聲名顯赫的卡西尼製圖世家的第四代，被公認為是法國地圖的擁有者，但他不幸身為這個世家的最後一代，國民公會沒收地圖時，一個龐大的計劃幾乎就要完成了。

塞薩爾—弗朗索瓦·卡西尼·德·蒂里的第一幅法國地圖，展現了巴黎及其近郊地區（1756年）

對讓-多米尼克這樣的堅定保皇派而言，地圖國有化是一場政治災難，更是個人的悲劇。他在回憶錄中哀嘆：「他們從我這裡將它奪走，尚未全部完成，我還沒有為它進行最後的潤飾。在我之前，沒有任何作者嘗過這種痛苦。有哪個畫家還來不及進行最後的潤飾，就眼睜睜看著自己的畫被奪走？」

引發這番所有權爭執的是革命者所謂的「法國全圖」，卡西尼和他的合伙人以擁有者的身份將其稱為《卡西尼地圖》，這顯然讓德埃格朗蒂納和卡隆非常惱怒。這是第一次有人嘗試依據三角測量和測地法（即測量地球表面）系統性地測量全國土地，並繪製成地圖。按照原定計劃，《卡西尼地圖》完成時共有182頁，比例尺是統一的1∶86400，組合起來後是一幅約12米（40英尺）高、11米（38英尺）寬的全國地圖。這是第一幅現代的國家地圖，使用了創新的科學測量方法來全面呈現一個單獨的歐洲國家；但到了1793年，問題在於：它屬於誰？是它所再現的這個嶄新的革命國家，還是耗費四代人心血製作它的那些保皇派？

讓-多米尼克·卡西尼（卡西尼四世）

國家面積大小是用什麼方法測繪出來的？

這幅地圖起源於十七世紀六十年代早期，從讓-多米尼克的曾祖父喬凡尼·多美尼科·卡西尼（1625—1712年），即卡西尼一世開始。國王路易十四在1667年設立了巴黎天文台，喬凡尼是實質上的第一任台長。在100多年中，喬凡尼的後代——他的兒子雅克·卡西尼即卡西尼二世（1677—1756年）、他的孫子塞薩爾-弗朗索瓦·卡西尼·德·蒂里即卡西尼三世（1714—1784年），最後是與他同名的曾孫讓-多米尼克（卡西尼四世）——依據可驗證的測量與量化的嚴格科學原理，相繼進行了一系列全國性測量。

雖然這個計劃經歷了諸多實務、經濟和政治上的變遷，而且卡西尼家族每一代人各有不同的追求方向，但他們將測地法和三角測量結合起來的方法影響了西方日後所有的地圖製作。他們運用的原理依然被大多數現代的科學地圖使用，從世界地圖集到英國地形測量局和線上地理空間應用，全都是遵循著卡西尼家族最先提出並實踐的三角測量和測地方法。這個計劃開始時只是為了測量一個王國，最終卻為之後200年繪製所有現代民族國家的地圖提供了模板。

三角圖解，讓·皮卡爾，《土地測量》，1671年。

1793年的公告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將私人製圖計劃收歸國有。卡西尼家族每一代人都與提供了部分資金的法國皇室家族關係密切，這使它成為革命者鮮明的政治標靶，但像德埃格朗蒂納和卡隆這樣的人也意識到，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卡西尼家族的測量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儘管這些經過測量印製出來的地圖與皇室密不可分，它們最終卻可以成為新的「法蘭西紀元」的一個象徵，以之為藍圖可以塑造法國是一個現代的共和民族國家的概念。所有人都發現了這些地圖的軍事價值。當時敵對的鄰近王國眼看就要入侵這個剛剛成立的共和國，卡西尼家族繪製的包括法國各地區和邊界的詳細地圖對保衛新政權將會產生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國民公會已經在設法將國家的行政部門進行合理調整，將教省、司法轄區、商會、教區這些混亂的組織進行改革，重新劃分為83個省，而收歸國有的卡西尼地圖在國家劃定和管理這些地區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地圖還能產生更深遠卻難以察覺的影響。卡西尼家族的地圖測量在共和國手中，能夠逐漸讓人們相信這是這個國家的地圖，是為了這個國家而繪製的地圖。德埃格朗蒂納在申請將地圖測量進行國有化時提到，它能讓法國公眾「看到」他們的國家，並且從國家意識的最早地圖顯現中認同他們的國家。

這些測量地圖不僅響應也利用了孟德斯鳩男爵夏爾·德·塞孔達（1689—1755年）和讓-雅克·盧梭（1712—1778年）等思想家開始界定的貫穿十八世紀的「民族普遍精神」的出現。波旁王朝的君主們鼓勵土地測量是為了歌頌他們以巴黎為中心的統治。而到了共和國時期，這將被視為把地圖上的每一寸（或是每一米，1795年 4月起國民公會開始採用公制）土地界定為法蘭西，將人民和土地綁定在一起，不是向一位君主效忠，而是忠誠於一個非人格的、想像的國家共同體，它叫作法蘭西。政治修辭現在宣稱民族的實際領土和國家的主權現在融為一體，這個理念後來將輸出到整個歐洲，最終蔓延到世界其他地方。

卡西尼三世的《新法國地圖》，1744年。他曾說過：「幾何學的部分由我們來負責，地形的表現和名字的拼寫則交由領主和教士負責；工程師將地圖交給他們，從他們那裡獲得信息，按照他們的指示工作，在他們面前對地圖進行修改，而我們只有獲得附在地圖上確認地圖記載信息正確無誤的相關證明，才會予以出版」。他用了8年，只出版了兩幅地圖。

地圖是民族國家形成的關鍵

《卡西尼地圖》在製圖史上邁出了前所未有的一步。這是基於測地與地形測量製作的第一幅全國總圖；「它教會了世界其餘地方的人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它所追求的「量化精神」從十七世紀中葉開始，逐漸將製圖工作在後來150年間轉變為一門可以驗證的科學，追求一種標準化、以經驗為根據的客觀方法，可以（也必將）推廣到全球各地。製圖師如今被視為超然的工程師，能夠使地圖和當地情況完全相符。這個世界被化約為一系列幾何三角形，讓人們可以認識並進行管理。

但卡西尼家族聲稱追求一種公正、客觀的科學研究方法更像是一個心愿，而非現實。卡西尼四世在漫長的隱居生涯中回顧他擔任巴黎天文台台長時的往事，惆悵地寫道：「我被困在天文台里，以為那是一個避風港，可以逃離這個充滿嫉妒與陰謀的星球，我們管它叫世界。在星辰的運行里，我只看到宇宙奇觀中高貴而又美妙的規劃。」他認為新共和政權以冷酷的工具主義態度對待他，這些話部分是他幻滅後的反應，但也掩蓋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卡西尼家族四代都在為專制君主服務。從十七世紀六十年代科學院成立以來，卡西尼家族測量並繪製法國地圖，直接響應了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先後進行統治的政治和財政需求。歷任財政大臣都把測量工作和地圖視為有效管理國家的工具。從柯爾貝爾開始，歷任大臣都提出需要一種新的地理學，幫助他們繪製交通網路圖、管理各省稅收、協助土木工程、支持軍事後勤。卡西尼家族常常出色地滿足了這些需求，而非以中立、超然的科學思考發展他們的測量方法。

巴黎天文台。卡西尼家族掌管這裡一百餘年，直到大革命後，他們被法國國民公會趕出。

從他們的方法中得出的結果，有時不像他們聲稱的那麼精確和全面。這些工程師試圖在惡劣的環境下，使用笨重且有限的設備進行精確的測量，光是這些外在條件造成的困難，就使得即便經過三次測量，《卡西尼地圖》基本完成，拿破崙當局仍然發現地點的位置有錯誤，缺少最近修建的道路以及經度和緯度的測量。這些測量計劃對於記錄的內容也進行嚴格篩選。那些購買自己當地區域單幅地圖的人抱怨，缺少諸如農場、溪流、林地甚至城堡等地標，儘管國家想要的是一幅「重要地點的位置圖表」，用於徵稅等特定的行政目的。就連卡西尼三世也承認「法國的地形受到太多變動因素的影響，很難用固定不變的測量來把握」。矛盾的是，測量工作本身以及未完成的《卡西尼地圖》這兩者的局限性，反而正是它們留下的最重要的遺產，因為這表明任何全國性測量都可能是沒有盡頭的。地形資料累積起來變得無比繁蕪，壓垮了首輪測量的幾何學骨架。當我們發現卡西尼的雕版地圖沒有記錄一些新的道路、運河、森林、橋樑和其他不計其數人為改變的風景，我們就會意識到，無論科學如何宣稱能夠精確測量土地並繪製地圖，土地永遠不會長期保持一成不變。

最後，《卡西尼地圖》遠非只是一項全國性測量。它能使個人將自己視為國家的一部分。如今，在一個幾乎完全由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中，如果說有人在看卡西尼的國家地圖時，看到的是一個叫「法國」的地方，並且認為自己是居住在這個空間中的「法國」公民，這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但在十八世紀末，情況卻並非如此。與民族主義的宣傳正相反，國家不是自然產生的。它們是在歷史的特定階段，由於政治意識形態的需要而發明出來的。民族主義在十八世紀抬頭的時候，正值卡西尼家族展開測量計劃，而十八世紀九十年代「民族主義」一詞誕生時，卡西尼地圖也剛好被國民公會以法蘭西共和國之名收歸國有，這些都絕非巧合。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關於民族主義起源的經典著作《想像的共同體》中主張，國家意識是在宗教信仰和帝國王朝受到長期歷史性侵蝕後出現的。隨著人們不再那麼確信宗教救贖，歐洲舊制度下的帝國也漸漸瓦解。在個人信仰的領域，民族主義讓人們感受到了強烈的慰藉，即安德森所謂的「通過世俗的形式，將宿命轉化為連續，將偶然轉化為意義」。在政治權威的層面，國家取代了帝國，展現了新的領土概念，「國家主權在一個法定疆域內的每平方厘米的土地上所發生的效力，是完全、平整而且均勻的」。這和帝國截然不同，帝國「是以中心來界定的，邊界是交錯模糊的，而且主權也頗有相互滲透重疊之處」。

發生這種轉變的原因，在於地方語言和對時間的理解發生了變化。在西方，安德森所謂的「印刷資本主義」在十五世紀興起，漸漸展示了代表皇權和教權的「神聖語言」——希臘語和拉丁語——終將衰落，逐漸被大批潛在的新讀者所說的地方語言取代。小說、報紙和鐵路隨後在歐洲興起，創造了一種對「同時性」時間的新感知，以「時間上的一致性」為標誌，用時鐘和日曆進行測量。人們開始想像他們國家的各種活動都穿越時空同時發生，儘管他們一生只能造訪或會見組成這個國家的地點和人口的極小一部分。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與他那本20世紀最重要的民族主義研究著述：《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在後來的修訂中，安德森才加入了「人口調查、地圖與博物館」作為全書的最後一章，並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在19世紀中葉之前地圖對於民族國家塑造的影響。傑里·布羅頓有力地證明了地圖在法國現代國家形成過程中起到的作用。

不過安德森一開始沒有考慮到國家認同最有標誌性的一種體現，這是一例典型的「歷史學家對地圖懷有莫名的反感」。如果說，語言和時間的變化「使人們『想像』國家成為可能」，那麼地圖既然可以改變人們對空間和視覺的感知，就有可能將國家視覺化。《卡西尼地圖》誕生於鐵路、報紙和小說崛起成為主流文化的同一時期，這幅圖像讓購買它的人可以一眼就想像出全國的空間。從個人所在地區轉移到全國，以標準的巴黎法語（由革命當局在十八世紀九十年代中葉開始標準化）閱讀地圖，地圖的擁有者可以對一個地形空間及其居民產生認同。結果，國家開始經歷漫長且往往痛苦的過程，發展出一種行政上的穩定性和地理現實，有助於激發國民產生前所未有的情感依賴和政治忠誠。

卡西尼測量計劃代表著一種繪製國家地圖的新方法的開端，但國內居民需要的情感依賴和政治忠誠對象，不能只是一個幾何三角形。宗教已經無法提供答案。基督曾經統轄著地圖的頂端，俯視整個世界，而卡西尼地圖則提供了一種觀察地球的水平視角，每一寸土地（也意味著每一位居民）都具有同樣的價值。政治專制主義也難以維繫。雖然最初的企圖是建立一種新的製圖方式，用來監督和控制王國領土，但由君主資助的這幅王國地圖卻在不經意間變成了一幅國家地圖。

《卡西尼地圖》所要傳達的信息蘊藏在182幅地圖的每一幅中，後世的民族主義者很容易就可以加以利用：一幅地圖、一種語言和一個民族，共享同樣的一套習俗、信仰和傳統。在為了國家做出自我犧牲的行為不斷上演之中，《卡西尼地圖》讓法國子民看到一個值得為之奮鬥，甚至為之犧牲的國家形象。這在當時似乎是一個足夠高尚的動機，但這種不可動搖的民族主義失去約束所造成的後果，絕非只有十八世紀九十年代的法國上下才感受得到。

（本文節選自傑里·布羅頓著、林盛譯《十二幅地圖中的世界史》，後浪出版公司·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有刪節，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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