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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給民族打雞血是什麼結果吧

摘要:德國人不是中國近現代以來的那樣反反覆復的瞎折騰,德國人發現了一種精神的力量,但是我認為他們忽視了現代自由制度的力量。他是民族精神一條路走到黑,這導致了他的光榮,也導致了其失敗。


(正文)此次對話,對象是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德國思想界巨子費希特。其著作中文版的數量與其名聲,頗不相稱。他在中國大陸的名聲,與其巨大的國際影響力,更是差強人意。


費希特,出身貧寒,但天賦超人,有幸獲得私人資助,才讀得起書。這個起點,於他後來的言行軌跡,或留下烙印。或正因此,成就了他的名聲和事業。費希特少年得志,激情四溢,腦力過人,不乏勇氣,可一生坎坷——個人生活還在其次,是他個體秉性與所臨時代,造成他悲劇性命運。費希特的悲劇,像是近代德意志求變歷程的縮影。但作為思想家的費希特,以及他的生命,亦如他的祖國,偉大而絢爛。

1807年底,面對法國拿破崙大軍的入侵,費希特毅然決定公開發表演講,以期喚起德意志人的自我意識、對本民族光輝傳統的信心,試圖描繪出德意志重新振作的藍圖。該演講名為《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前後持續近四個月。佔領軍曾在他演講屋外,列隊擊鼓示警,但這嚇不倒費希特。


國難當頭,救國心切,捨身取義,文思泉湧,一口氣十四講,轟動德意志。這一特殊環境、特殊心境下的作品,自此流播於世,二百年來,被世界各國傳誦,成了費希特最著名的文字。


費希特以其無懈可擊的行為,證明了在關鍵時刻,思想家的偉大和厲害。本期對話者感慨,什麼時候,我們的思想家也能挺身而出,搞一個《對中華民族的演講》就好了。於此,我心有戚戚焉。


讓我們與高全喜教授,重溫200年前這一永載史冊的文字吧。有請賢人高全喜。

(高全喜,1962年生人,哲學博士,師從賀麟。二十餘年,遊走幾界,近十年,落戶法哲學、政治哲學領域,成就斐然。僅專著便有《理心之間——朱熹和陸九淵的理學》,《法律秩序與自由正義——哈耶克的法律與憲政思想》,《休謨的政治哲學》,《論相互承認的法權——精神現象學研究兩篇》,《現代政制五論》。有《我的軛》等若干文集問世。曾主編《大國》,「政治與法律思想論叢」,「國是文叢」。他主持的《西方法政哲學演講錄》、《從古典思想到現代政制:關於哲學、政治與法律的演講》,廣受關注。)


劉蘇里:全喜兄,很有意思,19世紀初上下,德意志連續產生了一大批思想、文學巨人,像康德、黑格爾、李斯特、海涅等人,都受到國人很多關注,尤其康德和黑格爾。從我現在對費希特的了解,其重量很難說比他們弱多少。國內對費作的翻譯和介紹,二十幾年來沒有間斷過,不見得比黑格爾少,為什麼費希特沒走出學術殿堂,被更多的知識大眾所認識?


高全喜:蘇里,你這個問題提的好。在當今全球金融危機、中國思想界群情激蕩的時期,這個問題獨具慧眼。確實,近代以來,德國思想對中國的影響源遠流長,如康德、黑格爾、歌德、希勒、馬克思,乃至當今的施米特、哈貝馬斯,在中國都聲名顯赫。你提出的這個問題,費希特為什麼在中國僅僅在學術圈為人所知,還沒有成為一個帶有公共意味的思想家。我覺得這與中國知識界近世以來的思想訴求的政治不成熟有關。我們只是理解、接受了半個費希特——哲學的費希特,但另外半個費希特——思想的費希特,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我們這次對話是通過談論費希特的這篇演講,來梳理費希特的思想,看看這個濃縮了德國近現代以來數代知識精英思想結晶的文本,是如何既表現出德國思想的偉大輝煌,又深嵌著這個民族心智三百年來的先天不足。這是一篇精彩無比的演講——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這個文本無論放在何種語境下,都是一個值得分析的文本,尤其是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它猶如「帶毒的罌粟花」,美艷而又凌厲,一方面讓我們神往,另一方面又讓我們感到刺痛。為什麼呢?


劉蘇里:對不起,你的問題先放放。由於大部分讀者對費希特比較陌生,即使名作《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雖然中文版本很多,但我懷疑有多少人讀過。我希望對話展開前,請你介紹一下演講產生的背景,給讀者一個時間和空間概念,讓大家能迅速進入到文本閱讀和理解。


高全喜:說到這篇演講,我是很有感慨的。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我的導師賀麟先生就專文寫過費希特,當時正值「九?一八」事變,他的老師吳宓先生建議剛從德國留學回來的賀先生撰文,聯繫拿破崙侵佔德國時德國哲人何以自處的態度,以鼓舞國人的志氣。賀先生苦心孤詣,寫了一篇長文,題目是《德國三大偉人處國難時之態度》,在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分七期刊出。說起來這已經是七十多年前的事情了。現在我們重提費希特,雖然語境不同,但對中國,這個問題依然歷歷在目。真正偉大的思想,都是與其時代密切相關的,費希特這篇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也是時代的產物,它由費希特在柏林大學1807年12月至1808年3月所作的十四次演講組成。當時的情況是拿破崙的軍隊已經佔領了柏林,兵荒馬亂,國已不國,費希特的十四次演講全都是在法軍的刺刀下進行的,每篇講稿都受到了嚴格的審查,所以很多語言和論述都是非常隱晦的。有論者把它視為克利陶馬赫在迦太基被羅馬人毀滅後發表的告同胞書。

劉蘇里:對,讀起來確實非常困難。十幾年前我也基本讀不懂,太隱晦。這次閱讀,非常注意書中的註解以及背景材料,才領會到他為什麼要這麼說。他一要應付普魯士書刊檢查,二要面對對生命構成威脅的外力因素。


高全喜:這篇演講的核心思想是把建立理性王國的事業與德意志民族的再生統一起來,其背後有著深切的法國刺激的印跡,法國大革命以及法國精神對於數代德國思想家的影響,這是我們理解費希特及其時代的思想家的思想背景。法國在當時的德意志知識界,曾經是自由精神的象徵,我們知道,黑格爾、謝林都呼喚過法國大革命,甚至後來的拿破崙,也被認為是一種「馬背上的世界精神」。不過,這種精神的蜜月是短暫的,近代以來,德國思想家一直面臨著本己民族的德意志精神與異質的法國精神的內在張力問題。法國軍隊侵入耶拿,甚至簽署了和約,德國思想家們就不再是單純歡呼,而是喚起了另一種對自己民族前途的憂慮,他們試圖用自己理想中的民族精神來超越法國。費希特的這篇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包含著內在的弔詭——現實和理想的對立,一直是德國思想家的夢魘,從德國早期的政治浪漫派直到今天的歐盟推手,德國人的這個夢魘並沒有破除。馬克思說他們是思想的巨人,行動的矮子,即使到今天,這種情況也還沒有徹底改變。賀先生對於德國思想家們的心理觀察十分細膩,他發現同是一種愛國主義的情懷,德國的三大哲人——歌德、黑格爾、費希特,他們在國難面前所採取的姿態是頗有意味的。歌德是一種老莊式的詩意麵對,黑格爾是散文式的,像亞里士多德,處亂不驚,費希特則是悲劇性的,激烈沖盪,意氣風發。


劉蘇里:我猜,對待馬背上的拿破崙,黑格爾在某種程度上是不是採取擁抱的姿態?我記得你在研究黑格爾精神現象學那本書中,像是提到這一點。而費希特恰恰相反。此外,他的演講,如你所說,帶有回擊法國思想對德意志影響的意味。


高全喜:你談的也很到位。賀先生在文章中也談到了。他說歌德是德國中部人,性格亦中和,當時他已經是一個飲譽歐洲的偉大詩人,對這個世界的風風雨雨,他喜歡用詩的眼光來看待,人生如詩。黑格爾是德國南部人,據說德國的南部人既工於實際又富有幻想,這個特性體現在他寫精神現象學遭遇法軍的態度上,可謂是你有你的馬背與刀槍,我有我的哲學與思想,他對自己個人的遭遇不是那麼介懷,而是覺得德國人能夠在思想上超越法國就足夠了。相比之下,費希特則是一個典型的德國北方人,嚴厲、較勁,不妥協,他關注精神,同時更關注現實。他對德國處境的反應具有德國人偏激的一面,在黑格爾看來,這種反應或許是過度的,費希特則不如此看待,他要一路走帶黑,這也是為什麼他在哲學上達不到黑格爾的高度的一個原因。我認為德國思想中注重現實困難的這一心態不但在費希特身上得到體現,而且在後來的李斯特、馬克思身上更有發揚。正是因為創痛巨深,我們看到德國這一脈思想家們對歷史的宿命窮追不放,這固然成就出不朽的偉業,但同時也隱含著巨大的短板。


劉蘇里:我在閱讀過程中有些感概。一方面,我對費希特面對當時德意志的處境所表現的良知和責任心無比欽佩,為他的激情所感染,但另一方面,我也有疑惑,甚至有某種嘆息,——費希特演講中將很多事情絕對化了,對德意志傳統有很多誇張描述。經驗告訴我們,當後進者內心有一種焦慮感的時候,常常表現的是飢不擇食、急於求成,甚至激進、緊張,言不由衷。這在費希特演講中有很明顯的反映。黑格爾則相對理性,他是怎麼看待這個事情的?如果把他們放在一起比較,黑格爾的縱深感和尺寸好像都大於費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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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蘇里,我覺得我們的對話至此開始進入正題,我們觸及到一些對我們中國來說更為攸關的問題。你剛才談到日本,談到費希特與德國狀況,我想沿著這個話題說一說,費希特很焦慮,這種焦慮是德意志焦慮的縮影。我認為這不僅僅是焦慮,放在更大的現代思想的視野來看,這關係到對現代世界認識的根基問題。最近我在研究格勞秀斯的時候,發現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早期現代」(early modern)的概念,值得我們重視。早期現代從歷史時間上來說,指的是16世紀初到18世紀末,西方從古典社會、封建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時期,從政治邏輯來說,指的是從古典政治、舊帝國向新的現代政治文明的轉型。對這個早期現代的政治與法權秩序,中國當今的思想界缺乏清醒的認識。現代西方社會是經過五百年的演變而形成的。中國的甲午海戰時期,可以說是對應於西方的東方現代社會的早期現代階段,雖然從自然時間上晚了三五百年,但是其政治邏輯的同構性是與費希特的時代以及更早的英法時代相一致的。


劉蘇里:而我們比德國晚了一百多年,比英法等國晚三四百年。

高全喜:但是,它們的政治邏輯是一致的。其內在深層問題——如何看待現代社會、現代政治、現代文明的發育與塑造,德國思想家不單純是一種焦慮,而是缺乏一種真正的對於現代社會的歷史發育,對於如何構建一個民族國家這種新的政治文明形態的本性的定位認識。甲午戰爭時期,中國人的心態與神聖羅馬帝國下德國人的心態是類似的。回到費希特的這篇演講,我覺得其中既有非常高明的東西,也有非常平庸的東西。我們所面對的是現代政治,是一個不同於古典的新世界,這個世界的源頭在哪裡?誰是這個世界的主人?對此,我們不得不轉向英美,早期現代的英國,以及盎格魯?撒克遜人的事業。


劉蘇里:你這裡談得太精彩了!視角也很獨特。「早期現代」這個概念,我第一次聽說。但我想知道,英美對於現代的認識,是一種自然生長的,經過足夠長的時間,一點一點修正出來的,還是在此基礎上加進了人為設計(建構)的因素?在社會政治實踐中,往往是先行者有了某種經驗,包括錯誤的經驗,使他們佔了先。但後進者想跟上的時候,無法捨棄沉重的包袱,又不能像購買技術一樣,迅速拿來為我所用,因此產生內在的緊張感。


高全喜:我覺得你談到了問題的一些重要方面。但是,人類事物和自然事物是不同的,技術的引進屬於一種自然的事物,與人類政治文明有所不同。我們如何看待英美對於現代世界的構建作用?你剛才提到的是一個流俗的漸進主義的、哈耶克自生秩序的關於現代社會發育的認識。但是,中國的思想家們有一些不成熟,我們應該看到,現代社會的形成發育以及現代政治的確立,是由兩個邏輯疊合而成的,一個確實是哈耶克保守的自由主義所認為的人類社會秩序的自發演進,這個過程與文明傳統、普通法、民族習性相關,但這些東西不足以構成現代社會,即便是英美,它們的現代社會也需要一種政治與法律的構建,英國的光榮革命、美國的立憲建國,霍布斯、洛克等人的思想,英美民族將海洋的地理大發現轉化為一個國際秩序的重新安排,這些都有現代社會的深刻構建在其中。


劉蘇里:我想問的是,所謂自然發育和構建,哪個佔主導。如果其中沒有一個主導,那麼大概比例是怎麼樣的?


高全喜:對這個問題,我是這麼看的。第一,自然演變過程和人類理性構建的關係,我認為用比例這個詞不太好,用塑造比較好。二者是疊合在一起的,不是涇渭分明的。新的塑造是在自然生成里的一種加速度提升,不是平面的關係,而是立體的重新塑造。


劉蘇里:我所謂比例,是一種分析方法。德國不是沒有構建,也是有的。


高全喜:這裡就涉及到了第二個問題,你剛才談到德國是有構建的,我贊同,他們是精神構建佔主導地位。德國人不是中國近現代以來的那樣反反覆復的瞎折騰,德國人發現了一種精神的力量,但是我認為他們忽視了現代自由制度的力量。他是民族精神一條路走到黑,這導致了他的光榮,也導致了其失敗。中國是最糟糕的,我們連民族精神都難以為繼。從評論者的角度來說,英美道路當然是最好的方式,他們抓住了現代社會最重要的雙重要素——民族傳統與自由制度。德國只抓住了一個要素,傳統的要素,將德意志民族絕對化,但畢竟還有將傳統精神德意志化的激情。但中國傳統也丟棄了,構建也沒有,就在那裡瞎折騰。中國不多說了。


說到費希特,這篇演講包含著四個部分,第一是德意志民族由於當時的利己主義化的極度泛濫,致使德國處於一個渙散、崩潰的地步;第二,經過法國的刺激,使得德意志民族有了可能重新振作的外部生機;第三,這種通過外部刺激激發出來的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在費希特看來,應該返回本己的民族文化、語言和詩歌,尋找自己的精神源頭;第四,費希特又構建了基於這種文化精神的實現方式,即通過新的國民教育重新塑造德意志人,重新復興德意志民族精神,從而取代法國變成人類精神的主導。


應該承認,這篇演講的主題道高意遠,撕心裂肺,德國的思想從費希特時代直到今天,都一如既往地貫穿著這一論調。但是,遺憾的是,與現代英美精神相比,德國由於其錯綜複雜的原因,甚至某種天意,使得他們並沒能真正把握到現代世界精神的真正核心。這個核心在我看來,不是馬背上的立足陸地的拿破崙,而是一個新的海洋世界對人類從古典社會到現代社會轉型時期所具有的政治、經濟、法權意義上的改造,是海洋世界的英國精神。德意志離這個精神太遠了,他們還是在歐陸世界的範圍內,在路德新教的精神底座上,在日耳曼民族的土地性中去挖掘某種新世界的什物,這才是德國思想的死結——現代文明的花朵沒有辦法在傳統的樹榦上開放出來。


劉蘇里:你說的德意志思想家這樣分析當時德意志的狀況,為未來開藥方,是因為眼界局限,還是囿於地緣政治因素,或是內心過於焦慮,有某種不服氣情緒在其中?憑什麼你英美的東西是最好的?——我這可是誅心之論啊。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大英帝國獨霸世界規則制定權還時間不長,因此德意志哲人有某種不甘心,這又和德意志歷史傳統有關。我常常聯想到中國歷史上,我們的哲人和思想家在重大時刻的選擇問題。中國是一個抱持強烈天下觀的國度,搞什麼「華夷之辨」。德意志傳統上是不是也有與此類似的文化-政治一統意識?比如他們長期自視為羅馬帝國的繼承人,將自己稱為神聖羅馬帝國。當遇到英(美)衝擊時,怎麼能心甘?就像中國人當時看日本崛起一樣,有種不服氣情緒在其中。德國是否也有這個問題,其傳統實際上構成了它認識現代文明的障礙?


高全喜:這裡我們要看費希特時代的精神狀況。今天我們讀這篇演講,會發現它的複雜性。費希特是對德意志民族發表演講,這個民族確實有神聖羅馬帝國的想像,但事實上並非如此,費希特的德意志精神是建立在路德新教基礎上的,而神聖羅馬帝國是建立在天主教基礎上的。費希特寫作這些演講稿的時候,已經早被耶拿大學開除了,他到了柏林,受到德國浪漫派的影響,他對德意志詩歌、語言的闡釋,基本上是接受了德國浪漫派的觀點,但是德國浪漫派是天主教的。所以,我們看到費希特這個演講稿在思想中是有張力的,他推崇德意志帝國體制,注重日耳曼語言、文學和藝術,但在精神上又完全接受了路德新教,他認為路德是德意志民族復興的精神本源。


劉蘇里:這多像我們中國!我們一方面對帝國傳統有一種榮耀,內心是懷念的,而辛亥年革命之後,又抽掉孔孟之道,之後,開始迷失方向,一會兒是宋明理學,一會兒是實用主義自由主義道路,一會兒是無政府主義,一會兒又是十月革命。在這一點上,德國人和我們有區別。路德的宗教改革,雖搞的相當激烈,但還是在一個向度上努力。


高全喜:你談的中國近現代和費希特時代的精神狀況確實有相似性。德國思想家是通過哲學、道德、宗教來代替空虛的帝國,為民族塑造精神支撐,在這一點上,是德國人有高明之處。但是問題在於,他們過於沉迷於此,致使他們沒有發現人類現代社會的三大精神性力量的支撐。


第一,是一個新的通過海洋展現的世界圖景,我認為這個海洋世界構成了一種現代的力量,德國思想家們沒有能力像格勞秀斯、霍布斯那樣,有一種通過政治海洋構建出一個真正的自由的新的世界格局的眼界。第二,他們沒有真切地感受到新教中的加爾文主義與現代文明的內在契合,他們或者是傳統的天主教余續,或者是路德新教的發揚,沒有人認識到加爾文新教具有的改變世界文明形態的重大意義。第三,他們對於現代社會整個世界秩序的法權結構,缺乏一種真正的構建能力。


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雖然是在神聖羅馬帝國的土地上建立起來的,但與德國思想無關。新的世界秩序與自己無關,他們對此沒有反思,而純粹沉迷於精神性的教義哲學,這是德國唯心主義的致命要害。讀費希特的這篇演講,你會發現他對自由海洋持鄙視的態度,對勢力均衡的國際秩序說三道四,刻意挖苦。在這一點上,黑格爾比他要高明得多,黑格爾意識到了海洋的重要性,認為北美是屬於未來的。費希特在這方面是非常短視的,與李斯特相類似。在費希特的時代,日耳曼民族和代表現代社會新的生命的英美世界還沒有發生正面的關係,真正的現代世界是通過法國這個中介折射出來的,李斯特的時代不同了,完全是德國的國民經濟學與斯密的政治經濟學的對壘,我們看到,費希特的理論短板在李斯特身上得到了更加極端而令人痛惜的問題。


劉蘇里:費希特沒有走出德國,情有可原。而李斯特和美國有很大關係,游美多年,還在美國開礦、辦農場,可比起大體同時代托克維爾對美國的認識,李斯特卻搞出封閉自己的國民經濟學體系!日本經濟學家大河內認為李斯特是德國版本的斯密,如何解釋?你講了現代文明的三要素,何以德國頂尖級思想家就認識不到這三個要素呢?是眼界的問題嗎?


高全喜:我覺得這個問題確實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對中國當今來說也是性命攸關的。我在數年前寫《休謨的政治哲學》時,確實對比了李斯特和斯密的政治經濟學,也調用了日本學者大河內一男的觀點,對此,我們倆的看法是相似的。近些年,隨著我對早期現代問題的研究,我的觀點有些變化。


我認為,對於現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法律問題,最後濃縮到思想層面的思考,大致有三個不同的層次,如果沒有一種立體的思想,就容易得出一個較為扁平的結論。這三個層次是,第一,以現代民族國家為主體的、國家內政層面的思考,第二,現代世界的現代帝國形態層面的思考,第三,人類文明共同體的普世性層面的思考。以前我們只是關注於第一、三層面的思考,包括政治、經濟、法律制度等諸多方面,而忽略了一個新的現代意義上的帝國層面的思考。


第一個層面,針對現代民族國家,斯密提出了一套政治經濟學,既尋求市場經濟的普遍性,又隱含民族國家的利益基點。李斯特也是如此,他也試圖把自由市場經濟與民族國家的利益支點結合起來,他主張德意志諸邦國之間是要打破關稅,搞市場經濟,在內政他是接受斯密觀點的,他只是主張在國際層面上搞國家經濟學,等德國發展到了英國那個階段之後再搞世界市場經濟。我覺得這些都是基於一個民族國家之內政層面的政治經濟學思考,屬於國是學。此外,德國思想家的思考還有一個人類的普世價值層面,康德的永久和平論、黑格爾歷史終結論、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它們已經超越了國是學的政策與戰略。


回過頭來我們思考一下現代世界秩序的演變,這裡確實有一個新的現代帝國的層面,英美確實是一個帝國,主體當然是一個民族國家,但背後是一個帝國理念,現代帝國這個問題,國是學的政策思考難以支撐,人類層面的思考又太抽象,英美思想之所以高明,是清楚和到位地釐清了現代政治的上述三個層面。例如,斯密《國富論》下卷談的其實就是帝國問題。相比之下,德國思想對於帝國的思考是虛幻的,沒有政治上的實際意義,德國思想家們沒有現代帝國的制度構建和法政思想,從民族國家直接跳到了世界大同、歷史終結。我們看到,現代社會五百年來的世界秩序的演變,英美都考慮到了,五百年是一個現代帝國的演進史,與古典羅馬帝國不同的是英美把海洋世界納入政治化、法權化的真實圖景之中。


劉蘇里:難道德國人對帝國這一層沒有體會和經驗嗎?它們大概被一種虛假的帝國想像給迷惑了。它們企圖從日耳曼的黑森林直接進入人類大同。康有為在這一層面好像也不如梁啟超。梁啟超就有對現實世界的認識。對此,我有種直覺,就是,在民族國家層面上的政策,後進國家如果選錯跟進的打擊點,你怎麼搞都會吃虧。乾脆,我直接搞一個絕對的、超越的、永久的解決方案。問題在於,那樣一個解決方案,如何從今天的必須面對的腳下,一步走過去呢?我的猜想是,德意志思想家未必看不到你說的三個層面,而是當他們面對前兩個層面,沒辦法不產生焦慮感。面對英美近乎剛性的規則,李斯特就是在打狙擊戰,只可惜……


高全喜:這裡或許有一個歷史的宿命,但對於中國來說,或許還有一線生機。讀世界歷史,一說到德國和日本,總是讓人扼腕嘆息,這是兩個非常優秀的民族,可是天意註定了他們難以實現與他們的民族精神相挈合的現實王國,人類的事物就是如此,註定了他們悲劇性的命運。美國是一個上天眷顧的例外,英國和中國倒是值得探討,英國的自然環境其實也是非常糟糕的,在如此糟糕的情況下,英國竟然發育出一個現代社會的典範,成為統治世界一二百年的日不落帝國,這是需要我們認真對待的現代事物。中國與日本不同,我們確實是有一個古典的帝國形態,日本的悲哀在於他們構建的大東亞共榮圈的帝國體制,野心過頭了。中國如果能夠勵精圖治,審慎走過歷史三峽的現代轉型,是可以另開新章的。


劉蘇里:從一般意義上講,中國的帝國形態並未改變,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都是虛假的,實際還是一個傳統國家的結構。


高全喜:我們需要全面把握三個層面的蘊含。


劉蘇里:特別是第三層對中國還是很難。


高全喜:這就促使我們回到費希特的演講,德國思想畢竟有著高明的地方,中國一百五十年來都在學第三層啊。從黑格爾到馬克思,都是高級的唯心論。我們沒有學到德國的精髓,沒有學到德國的國民教育學。列寧主義是一個先鋒隊的教育,不是一個現代社會的民族精神教育。中華民族是具有優良的帝國遺產的,現在我們要進入現代世界秩序,我認為應該進行兩個方面的宏大事業,第一,要學習德國構建民族精神的新教育,重新塑造新的國民。第二,要學習英美的現代政治,他們的法治、立憲政治、MIN主共和、海洋政體。在我們的現代道路上,費希特一盞明燈是不夠的,中國要有兩盞明燈,光學費希特只能變成政治的教育浪漫派,這樣會誤入歧途。


劉蘇里:我們有什麼民族精神啊?我們連民族精神都沒有。


高全喜:儒家保守主義,祭孔廟,對於這個所謂的政治儒學,我是存疑的。但我主張保守傳統美德,重新塑造現代的民族精神,費希特提供的那一套新教育學是必要的,這是德國思想的高明與卓越,賀麟先生早在七十年前就大力倡導詩教、禮教,他說黑格爾、費希特的愛國主義實際上是一個詩教、禮教的愛國主義。


劉蘇里:我們扯的遠一點吧。近現代讀書人有誰是很明確的,搞英美的核心的政治價值。


高全喜:我考察過,但令人嘆息,我們近世以降的自由主義,是非常膚淺的,先是胡適的實用主義的自由主義,後來是拉斯基一脈的自由主義,他們顯然都不是西方現代政治的核心脈絡。一百五十年來,要說起來只有魏源、嚴復,後來就斷了,梁啟超有這麼一點端倪,到了二十世紀的第二共和國,徹底是中國王權主義加斯大林主義。到了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時代,曾經有藍色文明的說辭,一場風波把它們打入地獄。所以,我們還沒有真正進入現代社會的門檻,我們的視野還在十六、十七世紀。最近幾年,我開始關注格勞秀斯與魏源,說到魏源,很是感慨。魏源的「海國圖志」雖然很早就看到了海洋對中國的激發作用,但壓根沒有把海洋上升到政治思想史與世界法權秩序的眼界,他的以夷制夷的國是政策,後來也煙消雲散了,成為一句空話。但魏源的「海國圖志」在近世日本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啟迪了日本早期現代的一代思想家,通過魏源,他們摸索到了現代世界的真實源流,開啟了日本整個脫亞入歐的政治轉型。脫亞入歐對日本的意義是新的政治上的歐洲,而不是地理上的歐洲。海洋對日本具有重大的意義,日俄之戰與其說是亞洲文明對西方文明的勝利,不如說是海洋政體對大陸政體的勝利。


劉蘇里:那這裡是不是你剛才提到的一個很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政治海洋的概念。不是地理上的海洋的概念。


高全喜:日本的問題在於他們並沒有真正全面深入地認識到現代世界的政治樞紐,他的失敗也正是由於他在整個現代世界的格局中站錯了隊伍,沒有加入英美的海洋政治,假如日本和英美結為一體,當今的世界秩序就不是現在這個狀況了。


劉蘇里:二戰之後日德都找到了正確的道路。這兩個國家都在痛苦的劫難之中、國將不國之中,他們的遭際是俄國和中國都沒有過的,二戰德日找到鳳凰涅槃。


高全喜:德國完成的更加徹底一些,日本精神的蛻變、蝶化還不夠。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海洋有兩層意義。一層是作為自然地理的海洋,這個層面古往今來沒有變化,古希臘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羅馬帝國的跨海遠征,那時的海洋也是存在的。政治海洋指的是把海洋的自然屬性提升到法權的意義,通過把海洋的自由法權注入到民族精神以及現代世界秩序的構建,就使得現代人對現代世界有了新的認識。過去是陸地包圍海洋,現在是海洋包圍陸地,同是一個自然的海洋事物,但對人類事物的作用,從早期現代開始卻有了重大的分野,這在西方古今歷史的演變中有天翻地覆的改變。但對於中國,五千年來直到現在,這種古今之變還遠沒有完成。從這個現代世界秩序的視角,我們今天重溫費希特的這篇演講,作為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我們應該從中找到激勵我們的精神的火焰,但也要小心不被這個火焰燒毀,應該清醒地看到其中的重大缺陷。為什麼德國這樣一個代代產生偉大思想家的民族,卻並沒有結出現代政治的碩果,這個問題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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