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当政时期，德国的「元首崇拜」有多疯狂？

作者：（德）德尔克尔·乌尔里希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奇迹，你们找到了我……在几百万人中间！而我又找到了你们，此乃德国之幸！ 」1936年 9月 13日，希特勒在纽伦堡党代会上如是描述「元首」与「追随者」之间「神秘的统一」。两天之前，在国社党政治干部面前发表演讲时，他又以伪宗教的口吻说道：「你们曾经听见过一个男人的声音，它在你们的心头震响，它唤醒了你们，你们追随着这个声音……当我们在此地相会，我们所有人都感觉到相遇的神奇。并非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看见我，我也无法看见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但是我能感受到你们，我能感受到我自己。」

希特勒以这套弥赛亚式的说辞迎合那些无比虔诚地仰慕着他这个所谓救世主的追随者们。但某些迹象表明，这个独裁者内心也把自己定位成民族的「救星」，他把试图影响观众们的心理暗示当作了事实。此时他日渐忽略了自己的崛起并非什么「奇迹」，而是时势造成的。当初他的夺权行动差点失败，最后靠着幕后的阴谋诡计才住进了总理府。

不仅希特勒的追随者们，连被希特勒政权迫害的人也同样受到了「元首」与「人民」一体化的心理暗示。人们对这种关系的改变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维克多·克伦佩雷尔在 1937年 3月写道，希特勒是「他的民族所选择的人」：「我确实逐渐相信了，他的政权将会维持几十年之久。」另一方面，反对者的圈子里也有人提出警告，不要被政府的宣传所蛊惑：由于「无法自由表达意见」以及害怕被告发，「普通的观察者高估了希特勒政权拥护者的人数，尤其高估了他们的团结程度」。希特勒到底获得了多大程度的支持？政府与民众之间到底达成了多大程度的共识？「第三帝国」的最初几年是否真的如汉斯 -乌尔里希·韦勒所言，是史上罕见的「领袖统治完全顺应民意」的历史时刻？

「元首崇拜」表现在各方面

早在他迅速崛起的年代，希特勒已经沉迷于他的忠诚信徒们尤其鲁道夫·赫斯和约瑟夫·戈培尔之流为他量身定制的魅力「领袖」形象。他发誓将消除危机——其实社会危机正是他平步青云的原因，他发誓将在多年内乱之后重建国内的秩序，超越党派之争和阶级矛盾建立「民族共同体」，让德国重新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因此他成为数以百万对魏玛共和国感到失望的、为《凡尔赛和约》的束缚感到痛苦的德国人的救星。希特勒深知，他不能辜负人们寄予他的希望，他不能失去救世主的光环。于是，他竭尽全力让人们相信，新内阁不同于它的前任，它能够坚定地着手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尤其是大规模的失业问题。「民族觉醒」的口号激起了人们的干劲，激发了整个社会的活力，以至于让老百姓感觉到「在现政府的统治下德国正在欣欣向荣」。

1933年春季出现的经济复苏迹象似乎验证了人们的判断。它们被归功于希特勒在「劳动战役」中不知疲倦的活力，同时他严厉镇压左派也赢得了资产阶级的认可。「大多数德国人的思想感情被希特勒主宰，他的名气恍若明星，在邪恶而悲伤的德国人的世界里他就是救世主」，3月 5日，国会选举前的几天，路易斯·佐尔米茨写道。当她问应该选择哪个政党时，一个向来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熟人回答道：「当然是希特勒了！……现在我们应该用各种方式支持他的事业！」希特勒在一场差不多还算合法的选举中大获成功，虽然没有获得预期的绝对多数支持，其后他的声望显著提高。不伦瑞克人伊丽莎白·格本斯雷本在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中提到了「德国人强烈的爱国热情」：「几乎没有哪个帝王享受到像希特勒一样的热爱、尊重和钦佩。」1933年 5月 1日，被定为首个全国性节日的「五一节」群众大会之后，她扪心自问，到底希特勒是怎么做到的，「将一个四分五裂的悲惨民族重新凝聚成一个整体」。仅仅数日之后她欢欣鼓舞地写道：「哪个民族能找到与他相提并论的人！」

1933年 11月，瑞士驻柏林大使蒂尼歇特认为：「在过去几个月里，越来越多的民众无疑已对‘元首’产生了无限的信任。在社会的各个阶层，我们到处可以遇到对希特勒佩服得五体投地、无比崇拜他的人。」

希特勒崇拜在他当政后的半年里发展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许多城市和城镇把他认作荣誉市民。街道和广场以他的名字命名——例如 1933年 4月汉堡的市政厅广场更名为阿道夫—希特勒广场。其目的是，从象征意义上占据公共空间，从德国人的记忆中抹去民主传统的代表人物。每天总理府都能收到几麻袋支持者们写来的信，因此马丁·鲍曼之弟阿尔伯特·鲍曼（Albert Bormann）领导的元首私人办公室专门雇用了四个办事员。普通老百姓写下了无数的诗篇，表达他们对希特勒的崇拜之情，「元首啊！在上帝的手中，/逆转我们命运的工具。/勇敢向前！ /在你的身后结成了阵线，/坚如铁石，/男子汉的友情！」1933年 3月，住在伯布林根附近的舍恩耐希特的一个男人在诗中写道。同时他为「阅读《我的奋斗》时的巨大享受」向「尊敬的总理先生」表示感谢。与此同时，总理府接到无数人的询问：希特勒是否能成为他们刚出生的孩子的教父？首席副官威廉·布吕克纳不得不于1933年 11月出面对公众解释：「大家通过让他做教父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崇敬和热爱令元首深感高兴，」他满足了一位申请者，「鉴于申请人数众多，他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愿望。因此他决定以后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才会答应做教父的请求，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是一个家庭里的第七个孩子或者第九个孩子。」

迅速滋长的元首崇拜催生出奇异的现象：诸如东普鲁士的苏茨肯镇更名为「希特勒高地」；诸如杜塞尔多夫的某党员想把女儿取名为「希特勒琳」（户籍登记处建议他换成「阿道芬娜」）；还有种植「希特勒橡树」，烘焙「希特勒蛋糕」，栽培出「希特勒玫瑰」；德国犬类协会委托造币厂铸造一种纪念币，币面上印着「我们可敬的元首，本土犬类饲养者和爱好者」字样；埃伯斯瓦尔德林业大学的大学理事会决定授予希特勒「林业学博士的头衔」，以表彰其「对乡土文化、提高德国农民的地位以及促进林木培育和木材加工业」等方面的贡献——当然希特勒「出于原则性的考虑」拒绝了这一荣誉。元首半身像的买卖兴隆起来，希特勒的肖像装饰着啤酒杯、瓷砖、烟灰缸、扑克牌、自来水笔和其他的日用品。香烟盒里的希特勒画

片特别受欢迎。贩卖庸俗艺术品和纪念品以谋利的生意经很快占据上风，政府不得不于 1933年 4月宣布禁止将希特勒的画像用于商业用途。

以今人的眼光看，这种过分的个人崇拜显得非常可笑，但它实际上体现了大部分德国百姓对希特勒的强烈爱恋，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看待。元首崇拜绝非仅仅是狡猾的政治操控的产物，而是「德国民众」自觉自愿地共同抬高希特勒的形象（同时伴随着「去现实化」），在此过程中他们将自己的希望和渴求投射到「元首」身上。「希特勒神话」的宣传包装与大众的「认可态度」和「服从态度」互相依存、相得益彰。

1933年 4月 20日，希特勒狂热在其 44岁生日之际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民众以短短几个星期之前还无法想象的一致态度奉阿道夫·希特勒为新德国的元首」，《慕尼黑最新消息报》报道。当我们看到元首私人办公室保存下来的不计其数的生日贺卡时，我们不由得感觉到报纸所言非虚。戈培尔在庆祝希特勒生日的文章中称其为「伟大的人物」，所有与他接触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神秘的魅力」——在此戈培尔说出了很多人心中的想法。不管处于事业的巅峰还是低谷，他始终是「人群中的一分子」，「人们认识他的时间越长，对他的评价就越高，也越加爱他，愿意无保留地为他的伟大事业献身。」从这样的颂词中反映出希特勒公众形象的变迁：他不仅是一位政党领袖，一个极端主义者，同时也是象征民族统一的整合人物，凌驾于所有争端之上的「人民总理」。致力于研究「第三帝国」语言的维克多·克伦佩雷尔写道：「我在词典的‘保护性拘留’旁边添加了‘人民总理’。」

在总理府的大厅里，1878年俾斯麦曾经召开过柏林会议的地方，堆积着人们送给希特勒的生日礼物。副官弗里茨·维德曼觉得像个「大型的百货商店」：「应有尽有，从某位工业家赠送的昂贵油画到某位老妈妈送的羊毛袜子……整体而言真正的好东西并不多，有不少非常庸俗的玩意，但不管值钱与否，它们表达了广大人民对于元首的令人感动的尊敬和爱戴。」

民间的希特勒崇拜也体现在「第三帝国」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1933年春季，波兰记者安东·格拉夫·索伯斯基惊奇地注意到，当电影院放映的新闻周报加映片里出现希特勒的形象时，整个影院掌声雷动。「希特勒万岁！」的致意礼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礼节，绝不是因为什么人的强迫，而是人们内心信念的流露。来自皮尔纳的女医生安娜玛丽·科勒（Annemarie K .hler）是维克多·克伦佩雷尔的一位熟人，克伦佩雷尔敢于把自己的日记给她看，据她说「医院的护士们和看护们表现得非常疯狂」：「他们围坐在扩音喇叭旁边。当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响起时，他们站立起来，抬起胳膊行纳粹礼。」在许多国社党员的家庭里，抬右臂行纳粹礼已经成为自然而然的日常礼节。例如 1933年 3月来自曼海姆的一封致「可敬的元首」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小女儿丽塔很喜欢对元首行礼！因此请允许我们给您寄一张她的照片，照片里她举起小手行德意志礼。她只有 10个月大，是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每当别人给她看希特勒叔叔的照片时，她立刻行礼。」

希特勒的照片不仅悬挂在家中和办公室里，也同样醒目地出现在公共场合。在政府举行全民公投的阶段，希特勒的形象几乎无处不在。「希特勒出现在随处可见的海报栏和橱窗里。每一辆有轨电车、每一辆火车以及轿车的车窗——希特勒从所有的窗口向外张望」，1934年 8月 19日有关全民公决的一篇报道如此描述。许多德国人想向帝国总理府讨要一张有「亲爱的元首」亲笔签名的照片。1934年 8月，海因里希·希姆莱为他的父母弄到一张有希特勒亲笔题词的照片，住在慕尼黑的希姆莱家人们为此欢呼不已。「亲爱的母亲欣喜若狂」，高级文理中学教师格布哈德·希姆莱（Gebhard Himmler）告诉他的儿子。

上萨尔茨贝格成为朝圣之地，数千名朝圣者涌向希特勒的住所，只为了亲自看一眼那个了不起的男人。「豪斯瓦亨费尔德地区整日被崇拜者们包围着」，1934年 8月上巴伐利亚行政专区主席报道称，「甚至连总理在僻静地方散步时，一群崇拜者和好奇者都紧追着不放。」副官维德曼认为，追随他的人群显示出某种「宗教」般的虔诚：「他们沉默地列队走过，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这是他们一生中极为重要的时刻。」

希特勒早年当政时，无论他到哪里无不受到超级明星般的追捧。约瑟夫·戈培尔的日记提供了丰富的证据。「他到处受到热烈的欢迎……伟大的民族觉醒！」例如 1933年 4月 18日，他和希特勒一起从贝希特斯加登驱车前往慕尼黑之后写道。阿尔伯特·施佩尔在回忆录中也记录了极其相似的印象：「希特勒的车子以接近步行的慢速在拥挤的人群中缓慢前行，两个元首护卫队队员在车前开道，车的两侧还各有三人相随。我像通常情况下一样坐在紧挨着元首的临时加座上，我永远不会忘记排山倒海的欢呼声和许多人脸上心醉神迷的表情。」毫无疑问这些欢呼的场面并非有人有意组织的，而是表达出人们对一个类似于信仰治疗师的人物自然而然的虔诚信仰。

弗里茨·维德曼说的一件事也能充分反映出希特勒崇拜的类宗教性质：希特勒访问汉堡时，元首护卫队被人群挤散了，一个男人冲出来握住了希特勒的手。「然后他发疯一样地舞蹈雀跃，不断地喊着：‘我和他握了手！我和他握了手！’即使这个人宣布，以前他是个瘫子，现在他刚能走路，我也不会感到惊奇，周围的人们肯定也会相信的。」威廉·夏伊勒在 1934年 9月的纽伦堡党代会期间也见到类似的狂热场面，希特勒在旅馆阳台上出现了一小会儿，出现在楼下的几千人——大部分是妇女——的面前，「他们仰望着他，仿佛他是弥赛亚，他们脸上的表情似乎已经超脱了凡尘。」

过分的个人崇拜和没完没了的颂扬肯定影响到了希特勒的自我评价。1934年秋季，从魏玛前往纽伦堡的路上，他的车队在热情的人群簇拥下只能缓缓前行，「迄今为止只有一个德国人受到如此赞美——马丁·路德！」他得意地对随从们喊道。

这个独裁者无疑享受着众星捧月的民众追捧。他刚当上总理时在公众场合的笨拙举止逐渐被自信的仪态所取代。他的使命感随着自身所亲历的民众热烈支持的狂潮而日益增长。他像瘾君子离不开毒品一样再也离不开群众的赞美之声，它让他确信自己是「天意」择定的人，他必须完成历史使命。

希特勒获得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共同崇拜

希特勒狂热并不局限于资产阶级的圈子，它在工人阶级中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政府成功地解决了失业问题。1933年之后几年取得的成就后来被称为「经济奇迹」，德国的失业人数确实下降得比其他工业国家快得多。1936年德国实现了事实上的全部就业，主要靠大力发展军工业。但是迅速的经济复苏是以沉重的国家债务为代价的，不久之后就暴露出后果。而对工人们来说最要紧的是，经过经济萧条的苦难之后，他们终于又重新有了社会安定感。根据 1935年 3月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社会民主党线人提供的消息，「很多从前支持我们的人甚至共产党员们在军工企业工作之后，他们也开始维护这个体系了，他们说：‘我得到了工作，我不在乎怎么得到的、干的是什么，其他人可没能做到。 ’」1936年社会民主党流亡党组织的另一篇报道称，很多工人（包括从前的社会民主党员和国旗队的人）说：「你们总是做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而纳粹给了我们工作……我无所谓拧手榴弹还是建高速公路，我只想要工作。为什么你们不认真对待就业问题呢？」

工人们对希特勒产生好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总是不失时机地站出来反对社会上对体力劳动的蔑视。「尊重劳动，尊敬工人！ 」，1933年五一节大会他在滕珀尔霍夫费尔德中心会场上呼吁。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不应该彼此对立。「因此我们必须摒弃内心容易产生的鄙视那些使用老虎钳、操作机器和扶犁深耕的劳动者的自大感。」他发出了这样的信息：随着体力劳动的升值，工人的社会地位也应该得到提高，顽固的社会偏见应当得以消除。希特勒喜欢代入「工人」的角色，以此争取工人们对政府的好感和支持。

社会民主党流亡党组织的线人无法否认此举的成功之处。连「大部分工人也不加批判地把希特勒捧上了天」，1934年 6月至 7月的一份报告称。1935年 2月的一份清醒的调查报告说，可惜工人「还沉迷于希特勒主义中」，三个月之后报告中又提到，「昔日一些对政治冷漠的工人如今仍是现存体系最软弱的追随者和最忠实的希特勒崇拜者」。这个观察结论来自于政府的反对者，而非其坚定的支持者，因此更具可信性。因而当我们看到戈培尔在日记中一再重复说，工人是「最忠诚于」国家社会主义的人，我们不能简单地视之为他的「妄想」。1934年 6月底对冲锋队的血腥斩首行动并未减损工人们对希特勒的热爱，相反许多人赞成他行使的「霹雳手段」。他们普遍认为「希特勒是个雷厉风行的人」。

可是希特勒享有的人望并没有惠及他的政党。由于「元首」的形象越来越超凡入圣，当人们对政府的某些弊端感到不满时，他们只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他的手下们。例如 1934年上半年，老百姓的不满情绪在滋长，这种情况表现得尤为突出。

「人们通常认为」，社会民主党国外流亡党组织的线人从柏林传出的消息称，「阿道夫·希特勒不应该受到指责，人们真诚地信任他，他们认为他对手下人的管理不善无能为力」。「希特勒是好的，但褐衣官僚们一千个不行！」很多地方都能听到这样的话。与众多自命不凡地炫耀手中权力、容易贪污腐化的国社党新贵们相比，希特勒显得鹤立鸡群。「元首」把自己塑造成「来自民间的普通人」，没有个人欲望，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他「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银行账户的政治家」，1936年 3月底他在埃森对克虏伯工厂的工人们说：「我没有股票，没有任何一家企业的股份，我不领股息。」希特勒对公众吹嘘的简朴生活方式完全不符合实际，但只有极少数人能看穿这一点。因而元首神话也具有重要的补偿功能。它缓解了「第三帝国」老百姓对于各种问题和弊端的不满，他们把一切归罪于「希特勒手下人」的胡作非为。人们普遍相信，如果希特勒本人了解实情，他肯定会想办法纠正错误。「如果元首知道的话」——在希特勒政权统治的早期已经成为人们的口头禅。

希特勒本人也深知，他的崇高声望与国社党干部的负面形象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裂痕。1935年纽伦堡党代会上，他在政治干部面前发表的讲话中抨击那些「想在元首和他的追随者之间制造分裂的人……他们喜欢说：元首，好样的！但是这个政党，有必要存在吗？」对此他的回答是：「对于我而言，你们这些德意志民族的政治官员与我完全休戚与共。」但是他的保证却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希特勒的个人声望明显高于国社党的声望，甚至可以说，他的声望是以牺牲其政党的声望为代价换来的。因为政府的德政被归功于希特勒，而所有的怨愤都归咎于「小希特勒」们，即国社党地方党组织的代表人物。

除了意想不到的迅速解决大规模失业问题之外，外交上的巨大成功也是奠定希特勒威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1935年 1月的萨尔全民公决和两个月之后的恢复普遍义务兵役制使得万民欢腾，影响力远远超出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圈子。「希特勒是个勇敢无畏的人，他敢于做他认为有必要做的正确的事情」，许多工人认为。国社党的宣传采纳了这一论调并且发扬光大。1935年 4月 20日，值希特勒 46岁生日之际，首席新闻官奥托·迪特里希称赞希特勒是以「无与伦比的决断力」保卫德国军事主权的「民族最高领袖」。戈培尔补充道：「整个民族热爱他，因为他给予人们安全感，如同母亲呵护怀中的孩子。无论是我们这些离他最近的人，还是离他最远的偏远地区的村民，此刻想同声赞美：过去他什么样，现在依旧不改本色；现在他什么样，将来依旧不改本色。我们的希特勒！」

但是 1935年秋季老百姓对供应短缺和价格上涨再次产生了不满，这一次连希特勒的个人声誉也受到了影响。至少据来自萨克森州的消息称：「希特勒崇拜不再是坚不可摧的了。人们对希特勒神话产生了怀疑。」而从威斯特法伦发往布拉格的消息也宣称：「他的光环开始褪色。」维德曼提醒他注意老百姓的不满情绪，却听到刺耳的回答：「老百姓的情绪安稳，并没有什么不正常。我比你知道得更清楚……以后我不许你再说三道四！」可实际上这个独裁者对民意的波动有着敏锐感觉，他本人也感到不安了。如上面提到的，占领非军事化的莱茵区也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而使出的一招。最初德国老百姓担心西方国家的军事干预，当忧虑消失之后，这一大胆的周末行动又在国内引发了新一轮的希特勒热潮，从 1936年 3月 29日全民公决中压倒多数的赞成票就能看出来了。「希特勒一再证明他是个人物，他不断激起人们的钦佩，人们把国家社会主义权力机构的伟大功绩归功于他」，社会民主党的线人在报告中说。

（摘自《希特勒传：跃升时代》，（德）德尔克尔·乌尔里希著，亦青译，东方出版社2016年5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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