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叔弢、周一良的藏書、讀書與著書
最新出版的《周一良全集》為我們提供了更多周叔弢和周一良先生父子藏書、讀書生涯的新資料。弢翁藏書富、標準高，並將所藏珍貴版本平價售與、捐贈給公立藏書機構。弢翁以命子女抄書、校書作為國學基礎教育的方法，其子一良先生所得弢翁的教育，所讀弢翁的藏書，積累成他獨特的學問。
最新出版的《周一良全集》（趙和平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以下簡稱《全集》），是周一良先生學術成果最為全面的總結，此書不僅繼承了先生自定的遼寧教育出版社五卷本的體制，而且增補很多內容，篇幅較之舊本增加一倍有餘。尤其是其中《自傳與雜記編》四冊，為我們提供了更多弢翁和一良先生父子藏書、讀書生涯的新資料。小子不揣譾陋，參考其他周家相關資料，略談周氏父子的藏書、讀書、捐書及著書。
書林領袖：弢翁的藏書、校書
周叔弢（1891-1984，名周暹，字明揚，中年之後，自號弢翁、老弢）出身晚清官宦之家，少年喪父，隨侍祖父周馥（字玉山）居於蕪湖、揚州、廬山、青島。周馥曾經是李鴻章幕僚，助其辦理洋務，創辦北洋水師，眼界開闊，見識卓遠，弢翁自幼受祖父言傳身教，故能兼習中西之學。及至周叔弢同周氏族人投資其四叔周學熙在天津興辦的諸種實業後，經濟獨立，逐漸開始收藏善本古籍。1917年所得清宮天祿琳琅舊藏《寒山子集》，是他收藏宋本的開始。因得宋本《寒山子集》，弢翁取書齋名為「寒在堂」，此後因陸續收得兩部宋本《南華真經注》，稱「雙南華館」，又得元刻《稼軒長短句》和《東坡樂府》而稱「東稼草堂」，獲宋本《王摩詰文集》而號「半雨樓」，以獲得元刻《孝經》而號「孝經一卷人家」，而最為常用的齋號則是「自莊嚴堪」，實以弢翁好讀佛經，語出釋典。
關於弢翁藏書之富，標準之高，見於傅增湘先生《自莊嚴堪勘書圖序》、謝國楨先生《自莊嚴堪善本書目序》、冀淑英《自莊嚴堪善本書影序》，以及弢翁次子珏良先生《周叔弢先生的版本目錄學》《我的父親與書》等篇，不必贅述。今所談者，重在弢翁的鑒書與校書。正如謝國楨先生所云：
公之於學，精通目錄，於校讎、賞鑒，兼而長之。夫目錄之學所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研治版本亦當如是。蓋考究版本首當考辨其刊刻之區域、時間，及其書籍最初之刻本；次當考察世間流傳之名著是否有宋版最早之刻本；終當校勘刻本文字之異同。公於鑒定佳槧名鈔，精細入微，吾友趙斐雲（萬里）兄曾雲「公為正懂書者」，此非楨之阿譽，蓋識家之公論也。（冀淑英纂《自莊嚴堪善本書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
古人的版本鑒定為觀風望氣之法，多是依靠經驗，雖有鑒識，又往往據為不傳之秘，外行多目之為神奇。近代周叔弢、傅增湘、趙萬里諸先生則注意到刻工姓名，以斷定版刻的時代和地域，多根據相同的刻工姓名，可以將無年代的古籍和有紀年的古籍聯繫起來，從而做出正確判斷。這是一種科學的版本鑒定方法。而諸位先生中尤其以弢翁貢獻最大，他經眼的宋板書極多，隨手記錄刻工姓名，編輯了《宋刻工姓名錄》（見《周叔弢古書經眼錄》下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作為版本鑒定的工具，也傳為後人方便利用的科學方法。這正是弢翁鑒定佳槧能夠精細入微的訣竅。弢翁關心刻工，所及還有中國刻工東渡日本的情形，以及雕版技藝的現代傳承。上世紀70年代家書中，弢翁提及曾在和刻本上留下姓名的福建刻工俞良甫，並推測當時日本招致的福建刻工當不止俞氏一人。上海朵雲軒翻刻弢翁捐贈的元本《稼軒長短句》，別有特色，故弢翁特向顧廷龍先生詢問刻工姓名，並詳列於觀書小記之中，並云：
昨見《稼軒詞》，名為仿元，實是自成一格，寫刻殊佳。我眼饞，竟費廿八元買了一部。惜紙不佳，如得佳紙佳墨，不在董（董康）刻之下也。（《弢翁遺札》，《中國歷史文獻研究》一，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
除了刻工，印刷古書所用紙張也是考訂版本的重要依據，弢翁頗為留意，周珏良先生在《周叔弢先生的版本目錄學》一文中有詳述。上世紀80年代，弢翁曾命一良先生多次致信研究古紙的專家潘吉星（《全集》第十冊），請教古籍用紙問題，可見此事弢翁用心之深。弢翁還注意到公文紙印書的問題，他在致一良家書中談到：
宋元本書用舊紙背面模印，黃蕘圃（黃丕烈）跋宋本《蘆川詞》已注意及此。《書林清話》有宋元明印書用公牘紙背及各項舊紙條，言之甚詳。我藏書中，有宋本《三禮圖》，是淳熙二年鎮江府學公文紙印，元本《隋書》，是明嘉靖公文紙印。近世最知名者，宋本《王文公集》，不獨較他本多出詩文若干篇，背面乃南宋名公箋翰簡帖。我曾得照片十餘紙，今已散失。此書已影印，前些時仍售舊價七十元，可謂價廉物美，惜無知音之人耳。（《弢翁遺札》）
可知弢翁早已利用公文紙判斷宋刻的年代和地域，自己所藏之外，上海圖書館所藏《王文公集》紙背名公尺牘也早已關注，曾請人拍攝照片。
周叔弢《經典釋文》題跋（除署名外，均周景良先生供圖）
弢翁藏書不僅重宋元舊刻，而且必求足本，若有缺卷，則必有前賢據善本鈔配方收；若是尋常明清刻本，必有名家校勘、批註才能入眼；若原書向無宋元舊刻，則求舊抄，故其所藏多有宋元抄本（如宋抄《寶刻叢編》、元抄《簡齋詩外集》）、明清影宋元抄本（如明影宋抄本《龍龕手鑒》《新唐書糾謬》、席氏釀華草堂影宋抄本《五經文字》《新加九經字樣》），以及名家手抄（如明吳寬手抄《山海經》、清吳翌鳳抄本《石刻鋪敘》）。弢翁自幼愛好書法，終身臨習不輟，方爾謙贈聯雲「略師蝯叟（何紹基）中年字，時得蕘翁（黃丕烈）未見書」（周一良《再記聯聖大方》，《全集》第9冊），真是寫實。深湛的書法造詣有助於弢翁判別名家抄本的書跡，故自莊嚴堪得何焯、黃丕烈、顧千里、勞格等名家批校本，以及舊抄精品甚多。弢翁不僅慧眼識書，而且善於讀書、校書，善於考究版本流變，故一書求備諸本，如《東觀餘論》有宋刻本（明抄配補），又有明影抄宋嘉定三年刻本及項氏翻刻宋嘉定三年刻本，恰好涵蓋傳世兩個版本系統；《文選》李善注、五臣注、六臣注皆有宋本。據李國慶先生所編《弢翁藏書年譜》，現存最早的校本是1915年（弢翁時年25歲）所校陸氏雲水漁屋刻本《白石道人歌曲》，早於收藏宋刻本《寒山子詩集》兩年。今存弢翁批註海源閣楊紹和所著《楹書隅錄》，糾正楊氏版本鑒定之誤，考鏡遞藏源流，得到專門研究海源閣目錄的王紹曾先生的推崇。如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已經影印出版《周叔弢批註楹書隅錄》，可見弢翁版本目錄學的深厚功力。傅增湘《自莊嚴堪勘書圖序》雲「若吾叔弢者既如任昉之多藏異本，復兼子才之善思誤書，墨庄藝圃之中英絕領袖者，非子而誰屬」（《自莊嚴堪善本書目》），誠為篤論。
化私為公：弢翁、一良與國家圖書館
弢翁中年時經亂世，上世紀40年代之後古書日少，書價日高，收藏善本漸成絕響。此時，弢翁對於自己精心收聚的珍藏日後的去向已有考慮，他在1942年所編善本書目的封面上寫有如下囑託：
生計日艱，書價益貴，著錄善本或止於斯矣。此編固不足與海內藏家相抗衡，然數十年精力所聚，實天下之公物，不欲吾子孫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內無事，應舉贈國立圖書館，公之世人，是為善繼吾志。倘困於衣食，不得不用以易米，則取平直也可，毋售之私家，致作雲煙之散，庶不負此書耳。（周珏良《自莊嚴堪藏書綜述》，《圖書館工作與研究》1989年3期）
弢翁將所藏珍貴版本平價售與公立藏書機構，宋刻本《群經音辨》中冊，宋撫州本《春秋經傳集解》第一、二兩冊，均為故宮博物院藏本所缺，恰為延津之合，故托趙萬里先生捐獻給故宮，故宮則給予平價書款（《弢翁遺札》）。老人又曾以二兩黃金的價錢收得宋刊本《經典釋文》卷七，捐贈故宮博物館，此書後來調撥國家圖書館。
與弢翁過從甚密的藏書家、版本學家，有方爾謙、袁克文、李盛鐸、楊敬夫、張元濟、傅增湘、趙鈁、朱文鈞、趙萬里、徐森玉、謝國楨、顧廷龍、王紹曾、王貴忱、黃裳等等，《自莊嚴堪題跋》《自莊嚴堪善本書影》等書及往來書札可以考見。弢翁與北京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趙萬里先生交誼最厚，非常推重他的學問，曾說：
斐雲版本目錄之學，既博且精，當代一人，當之無愧。我獨重視斐雲關於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庫之建立和發展，厥功甚偉。庫中之書，絕大部分是斐雲親自採訪和收集。可以說，無斐雲即無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庫，不為過譽。（《弢翁遺札》）
正是由於弢翁推重趙先生的學問及搜訪、保護善本之功，故願意將所藏善本託付於他。他曾對家人說：「捐書如嫁女兒，要找個好婆家。北京圖書館善本書部由趙萬里先生主持，他是真懂書愛書的，書到那裡可謂得其所，我是放心的。」（周珏良《自莊嚴堪善本書目後記》）弢翁子女，尤其一良、珏良兄弟，深知兩人五十年的交誼，對於託付藏書一事十分支持。
弢翁何以在1952年向北京圖書館捐贈善本古籍，則另有原因。1952年5月13日，弢翁赴唐山啟新水泥廠，在他一手經營起來的工廠里參加「三反」、「五反」批鬥會，「向全體職工交待，低頭認罪，因為坦白比較徹底，態度誠懇，職工允許過關，並建議政府從寬處理，從此我從鬼變成人矣」（孟繁之《可居室藏周叔弢致周一良函箋注》，《中國文化》2016年春季號），弢翁有衷心欽服、擁護新中國之意，然而此次運動確實是觸發弢翁捐書之意的重要事件。5月19日,弢翁即致信一良，下定決心捐贈全部藏書（善本與普通本、外文書籍），後經商議改為捐贈善本古籍給北京圖書館，趙萬里先生獲悉此事，亦大感意外。8月29日至31日，趙萬里、張珩、高希曾清點並運走所捐善本古籍七百四十五種（周景良先生據目錄和捐贈清單計算）。弢翁曾與天津市長黃敬談及捐贈意向，黃氏非常敏銳地察覺到政治運動與捐書的聯繫，但弢翁只得加以隱瞞（周慰曾《周叔弢傳》，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同年，藏書家趙元方、邢之襄、劉少山、潘世茲、翁之憙、瞿鳳起等均先後向北京圖書館捐贈藏書，劉體智等向上海圖書館捐書，均有迫於形勢之虞。
周叔弢批註（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孟剛供圖）
弢翁所捐善本分為甲乙二等，趙萬里先生校閱之後，認為乙等書有數十部可以提為甲等，可見弢翁藏書懸格之高，標準之嚴。此後，正值趙萬里先生奮力編纂《中國版刻圖錄》（文物出版社，1960年初版，1961年增訂再版），書中所收諸書多是他以畢生精力為北京圖書館所收聚的善本，而其中弢翁所藏佔據了重要地位。《中國版刻圖錄》收錄弢翁所藏珍本不少，如宋刻本《周禮注》《新定三禮圖集注》《新序》《南華真經注》《蘭亭續考》《陶淵明集》《陶靖節先生詩注》《杜工部草堂詩箋》《王摩詰文集》《文選李善注》，金刻本《呂太尉經進莊子全解》，元刻本《東坡樂府》《稼軒長短句》《梅花字字香》，明刻本《長安志》《西京雜記》《玉台新詠》等等。惜此書僅收刻本和活字本，稿本、抄本、校本不在其列，故弢翁所藏另一部分菁華不在其中。
趙先生「在地下室，一桌一椅，未移寸步，數十年如一日，忠於書庫，真不可及。其愛書之篤，不亞其訪書之勤。嘗謂余（弢翁）曰：『我一日不死，必護持庫中書，不使受委屈；我死則不遑計矣。』其志甚壯，其言甚哀。」（《弢翁遺札》）「文革」當中，趙萬里先生因受宵小迫害而卧病在床，弢翁曾兩番探望，前番見趙先生神志清醒，但口不能言，再次探訪則至昏睡不醒，弢翁見之悲憤不能自己。趙先生終其一生守護善本書庫，可謂以生命實踐了壯言。有一件小事可見趙萬里先生對弢翁藏書之愛，弢翁曾在上海購得瞿氏鐵琴銅劍樓舊藏宋本《清波雜誌》，此書曾經俗人之手，以粗劣書匣盛之，弢翁殊為不滿，捐書時特地請北京圖書館另作書匣，後來趙先生果然照辦。
弢翁曾經編過善本書目，名曰《自莊嚴堪書目》（見《周叔弢古書經眼錄》下冊），著錄古籍三百三十多部，僅為所藏善本的少半，惜未完稿，捐書之後書目便再無由編成。捐贈周氏所捐善本古籍之後，趙萬里先生生前原有計劃編一部目錄，「略仿書畫著錄之例，詳錄題跋、印章，加以考證，並附書影」，所恨「文革」亂起，不克成功。及至1980年4月至1981年4月間，趙萬里先生及門高弟冀淑英先生才編成《自莊嚴堪善本書目》。至1981年7月，呈弢翁刪定，8月冀先生據弢翁意見修訂完成。冀先生原本也打算按照趙先生的遺願，附上書影，但無奈當時出版困難，難以全部配圖出版，只得由弢翁精選50幅書影印於書前，雖然使用銅版紙，但部分圖版仍感模糊不清，殊為遺憾；更為遺憾的是，此書原擬為弢翁九十歲生日祝壽，於1981年上半年出版，但至1984年弢翁去世，此書還在印刷之中，直至1985年才問世發行。一良先生等為之浩嘆。其後，國家圖書館又續有編輯《自莊嚴堪善本書影》之舉，正是為了彌補《自莊嚴堪善本書目》未能同時刊布書影和題跋的遺憾，此書由一良先生擔綱主編，景良先生、程有慶先生為副主編，於1999年9月之前編成，「每部書拍首頁、末頁及跋全部，除原藏715種外，並附早期捐獻之《經典釋文》、《左傳》以及40年代售出之明板書109種，共計2330圖已完全拍畢，並請冀淑英先生作序，請北圖同仁對每部書作簡短說明」（《全集》，第十冊）。遺憾的是此類圖書當時出版極為困難，一良先生為此曾經致信王貴忱，懇請代為聯絡出版社，一良先生關注弢翁舊藏，由此可見一斑。此書又歷十一載，最終於2010年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惜一良先生已不及見了。李國慶先生編著《弢翁藏書年譜》（黃山書社，2000年）時，一良先生也曾提供很多資料，例如委託堂弟周駱良、周騭良（後改名周之良）從北京師範大學複製全部王文進舊藏弢翁書札，李國慶先生悉數納入書中。
國家圖書館為弢翁捐贈善本古籍，曾經辦過三次展覽：其一是1952年9月20日，適逢弢翁捐書入藏之際，趙萬里先生操持策劃「中國印本書籍展覽」，其中弢翁捐贈者尤多，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鐸先生對這批善本有「琳琅滿目，美不勝收」的評語（李國慶編著、周景良校定《弢翁藏書題跋·年譜》，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當年出版了北京圖書館編輯的《中國印本書籍展覽目錄》，書後附有若干書影；其二是1991年，國圖為紀念弢翁百歲誕辰舉辦展覽，當時弢翁子女十人都曾親往參觀，冀淑英先生陪同講解，並攝影留念；其三是2012年，國圖為紀念弢翁捐贈善本古籍六十周年，與天津圖書館合作舉辦「周叔弢自莊嚴堪善本古籍展」，展出古籍92部，並出版展覽圖錄《書香人淡自莊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收錄書影54部，每部均有著錄和簡單解題，書末附《自莊嚴堪善本簡目》。
弢翁捐贈國家圖書館的善本古籍，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上海書畫出版社、朵雲軒、上海古籍出版社皆曾影印出版，化身千百，惠及學林，至2002年中華善本再造工程啟動，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復影印多種。此外，國家圖書館出版社還影印了《周叔弢古書經眼錄》（2009年）、《周叔弢批註楹書隅錄》（2009年）、《周叔弢批校古籍選刊》（2013年），孟繁之整理的《弢翁書札（附日記）》正在編輯之中，收錄遺札七百餘通，即將出版。周景良先生《丁亥觀書雜記——回憶我的父親周叔弢》（2012年）為我們了解弢翁的藏書、校書、讀書、捐書，以及書法造詣、璽印收藏等提供了豐富資料。周一良先生批校各書，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曾影印出版《周一良批校〈世說新語〉》《周一良批校〈顏氏家訓〉》《周一良批校〈文選〉》《周一良批校十九史》等多種。
弢翁珍愛自己的藏書，凡有破損，必得雇請良工，「繕完補綴，存其舊裝」（傅增湘《自莊嚴堪勘書圖序》）。不僅如此，1957年弢翁還與徐森玉聯合提案，建議設立古籍修復技術班，培養修復專業人才，以使公藏善本修復後繼有人。這項提案獲得通過，由國家圖書館和中國書店各自辦班，前後兩屆。如今全國各地圖書館的一流古籍修復師大多是這個修復班的學員，在國家圖書館暨全國古籍保護中心開展的全國古籍保護計劃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弢翁這一建議可謂澤被後世。
弢翁和一良先生父子兩代捐書、愛書的拳拳之情，感人至深。
能讀父書：一良先生與弢翁藏書
弢翁以命子女抄書、校書作為國學基礎教育的方法，故一良、珏良兄弟自少年時代就協助弢翁抄書、校書。1928年，一良先生（時年16歲）協助弢翁傳錄《栲栳山人詩集》和《危太僕雲林集》。直至一良先生學有所成，1937年居家時期仍然協助弢翁校書，弢翁用多種抄本校勘《彊村叢書》本《樂章集》，其中一種就是由一良先生代校，並以藍筆書於天頭的（以上均見《弢翁藏書題跋》）。1948年，一良先生代弢翁書元相台岳氏家塾本《春秋左傳集解》題跋（《自莊嚴堪善本書影》第一冊）。以上種種，都是弢翁培養子弟的途徑。
周一良少年像
一良先生從其尊人學習版本之學日久，對於弢翁倡導的版本鑒定之法亦熟練應用，所批《世說新語》云：「汪藻書（指《世說敘錄》）久佚。日本前田侯
尊經閣藏宋本〔《世說新語》〕有之，近影印行世。其書刻工姓名，與董弅刻於嚴州之《劉賓客文集》全同，蓋亦董刻嚴州本也。」（《〈世說新語〉批校》，《全集》第九冊）一良先生所云嚴州本《劉賓客文集》，即南宋紹興八年（1138）嚴州知州廣川董芬校刻之本，逐頁版心下魚尾最下皆有刻工姓名，與尊經閣藏宋刻《世說敘錄》刻工相同。嚴州本《劉賓客文集》藏故宮博物院，弢翁友人徐森玉曾影印行世，一良先生或曾寓目，並據以勘合兩書刻工。又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亦著錄嚴州本《劉集》，並記「刻工有與《世說新語》及余藏《新刊劍南詩稿》同者」，然傅書原系私記，刊布甚晚，當非一良先生所據。
弢翁贈一良先生的書不少，其中尚留存天津家裡的也捐贈給天津圖書館。今可見者有1929年所贈《儀禮圖》、1931所贈陶湘影刻宋本《八經》（周景良《丁亥觀書雜記》）、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此書一良先生後轉贈外甥孫啟治，因孫先生助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段注說文》，故有此贈，為此一良先生還諄諄叮囑云：「我甥經史子集，四部皆通，洵非虛語。究其原因，實際在小學根柢較好之故。我之所以以段注說文相贈者，於此故也。弢翁藏書由北而南，此書由我傳於你，皆因『小便能通』之故」（2001年2月7日，《全集》第十冊）。所謂「小便能通」，是指方爾謙曾贈幼年一良先生聯語「生小便能通鳥篆，閑來每與說龜藏」（《也記聯聖大方》，《全集》第九冊），以鼓勵他學習古文字，而孫啟治亦擅長「小學」（文字訓詁），所以一良先生移作贈語。贈書中還有平裝書《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此書系弢翁六十生日時謝國楨所贈，當時弢翁子女編輯《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紀念論文集》，乃至日後《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紀念論文集》都受此書的影響。1952年捐書之際，弢翁特地寫信給在北京的一良先生，所捐圖書中若有需用者，儘早取走，可見舐犢情深。
弢翁幼好哲學，隨祖父在青島居住時期，與德國傳教士衛禮賢交誼甚篤，曾與衛禮賢、勞乃宣合作翻譯康德《人心能力論》，在商務印書館出版；計劃續譯《康德傳》及《純粹理性批判》，因一戰德國戰敗，衛禮賢回國未果。然弢翁終身愛好哲學，兼通西學，所畜西文圖書亦復不少，1955年捐贈給南開大學。一良先生回憶：「後來學梵文時，他（弢翁）收藏近三十年而當時已很難買到的一部大型梵英字典，成為我不可缺少的工具書。父親收藏的英文文學哲學書籍，以後也為學西洋文學的二弟珏良和一度學哲學的十弟景良所利用。」（《懷念敬愛的父親》，《全集》第九冊）珏良先生《自莊嚴堪藏書綜述》、景良先生《丁亥觀書雜記》都有專門章節談弢翁的西文圖書收藏。
一良先生所得弢翁的教育，所讀弢翁的藏書，積累成他獨特的學問，既善利用各種珍本善籍，又擅長從慣常所見之書中讀出更深的意味。
善世家學，讀書得間：周一良先生的校書與著史
周一良先生少年時代（8歲至18歲）是在家接受私塾教育，青年時代才進入燕京大學學習。1922年弢翁為時年十歲的一良先生所定的日課清單，可見一良先生幼年所讀之書：
一良日課
讀生書《禮記》《左傳》
溫熟書《孝經》《詩經》《論語》《孟子》
講書《儀禮》（每星期二次）
看書《資治通鑒》(每星期二、四、六點十頁。)《朱子小學》（每星期一、三、五點五頁。）
用紅筆點句讀。如有不懂解處可問先生。
寫字《漢碑額》十字。（每日寫。）
《說文》五十字。（每星期一、三、五。）須請先生略為講音訓。
《黃庭經》（每星期二、四、六。）先用油紙景寫二月。（周景良《回憶一良大哥》）
弢翁為一良先生安排的課程明顯高於一般私塾的水平，也比一般西式學校里同齡少年學得更多。這個時候，周家西席張潞雪先生剛剛到館，他學問淵博，循循善誘，通《毛詩》《三禮》《春秋左氏傳》，在周家前後四年，一良、珏良兄弟從之讀《禮記》和《左傳》，收益很大，打下深厚的國學基礎。一良先生對張潞雪先生印象極深，晚年回憶錄曾經提及，而且一直保留著張先生親手題籤的《東塾讀書記》（《讀書題記》，《全集》第九冊）以及他的照片。此後，又從唐蘭先生學習古文字。一良先生幼弟景良曾翻閱長兄少年時代所用之書，發現很多題記，他寫道：
我看到，一良大哥常常在看過的書上題字。我十多歲時，在家中看到這樣的書籍很多。我心想，他那時也不過十幾歲，怎就這樣大膽地分析、批評書的內容，有時批評作者的口氣言辭還十分不客氣。十幾歲年紀，毫不顧忌地隨意在書頁上寫下評論，起初，我多少有點感覺他有幾分狂妄。逐漸，隨著我自己認識的提高，才有了新的認識。這有兩方面：一、他那時雖然年齡小，但已是「飽學之士」，讀《論語》、《孝經》不用說，讀《左傳》、《禮記》等等之外，甚至連《儀禮》等也都讀了。習古書強調治「小學」（古文字學），他在這方面則深入學習了《說文解字》。我感覺，即使在讀老書房那一代的學子中，他也是個飽學之士，功底非常深厚和紮實，不見得就低於某些出名的作家，因此有基礎辨識學術的高低。再加上家中「取法乎上」的空氣，自然他看到不行的就是不行，自己追求的境界、標準在那裡呢。二、這只是寫給自己看的，近乎日記，不是拿給別人看的，不必顧忌而能充分寫出自己的意見。（《回憶一良大哥》）
可見一良先生年輕時代就有如此見識，與其接受高水平的私塾教育和善讀父書極有關係。
上世紀30年代初周一良在北京讀大學時和父親弢翁合影
周家一向對子女買書、讀書不加限制，故一良兄弟除了讀父親藏書之外，也自己購置圖書，當然主要是課業、學術，乃至消遣的書籍，善本殊少。一良先生非常珍視自己的藏書，抗戰軍興，特地致信傅斯年，請他代為搬運並寄存自己所用的圖書，他說：「一良藏書本區區不足道，唯其中多朝夕摩挲，手加批註者，是以輒念念不能忘耳。」（1939年4月24日，《全集》第十冊）又說：「一良藏書無珍本，但經校讀批寫後，便覺戀戀如故人，不忍捨棄之矣。」（1940年11月13日，《全集》第十冊）一良先生晚年對此事仍然念念不忘，其回憶錄《鑽石婚雜憶》說道：「我在史語所辦公室的藏書，由於傅先生的關懷，與所里藏書一起南運，在李庄曾起作用。周法高先生就曾利用過周一良批註的《顏氏家訓》。我的藏書和所里藏書一起複原到南京，後來又寄到北京。這件事使我非常感動。」（《全集》第八冊）遺憾的是，抗戰及內戰時期毫髮無損的藏書，1967年竟遭抄沒，逮至1978年發還，多數線裝書已經不知所蹤，或是散亂不全，一良先生最為珍視的曾經手加批註的圖書丟失不少（周啟銳《周一良讀書題記出版說明》，《全集》第九冊）。目前仍在的，有可舉如下幾例：光緒二十年（1884）同文書局石印本《魏書》、光緒十七年（1891）思賢講舍刻本《世說新語》、朝陽鄭氏石印盧氏抱經堂本《顏氏家訓》。
《魏書》題記云：
硃筆為20世紀30年代在史語所時手跡，墨筆為40年代在清華時所書，鉛筆則70時代重讀時所記。回首前塵，四十餘年矣。1979年2月記於燕東園，時正草寫南北朝諸史札記。
《世說新語》題記云：
硃筆為30年代讀時所寫，墨筆為40年代手跡，鉛筆則70年代重讀時所記也。1978年1月2日題。
《顏氏家訓》題記云：
廿五年（1936）入中央研究院，專讀南北朝史書，旁及當時子部、集部，更喜此書多記當時風俗人物，暇輒翻閱盧、趙兩家外，並參考鄞縣全祖望、興化李詳以及今人息縣劉盼遂、長沙楊樹達之說，翻檢所得有足與正史相發明者，並著於書眉。（以上《讀書題記》，《全集》第九冊）
由這些題記可知，當年一良先生朝夕摩挲、不能捨棄者主要就是以上這些的書籍。
一良先生《世說新語》的批註，參考目加田誠的日文譯註和馬瑞志（Richard B. Mather）英文譯本。一良先生教授學術專業英語時也曾使用馬瑞志英譯本，1982年在美國講學時，曾以「《世說新語》及其作者」為題發表英文演講，此後1989年至1990年用四十天時間挑出英譯本四百餘處訛誤和不確之處，重新翻譯，並請老友王伊同教授潤色譯文，交台灣《清華學報》發表。目加田誠的譯註本則是日本友人渡部武先生寄贈，一良先生題記云：
1976年9月收到，一良。
此書收到後即值毛主席逝世，未及閱讀，以後又入梁效學習班。到1979年9月間，寫《魏晉南北朝史札記》，翻閱《世說》，始參考此中譯文及註解。《世說》頗不易解，此書日語譯文甚能體會原文語氣，又以當代口語表達之，流暢易懂，極為難得。然不免有誤解誤譯處，皆為標出，俟將來有機會與渡部武先生等一商榷也。1978年10月7日。（《讀書題記》，《全集》第九冊）
從以上題記我們可以知道,這些書籍的批校與一良先生《魏晉南北朝史論集》（中華書局，1963年）和《魏晉南北朝史札記》（中華書局，1985年）均有極為密切的關係。周一良1936年以燕京大學高材生入職中央研究院，得到極好的讀書和研究機會，及至1946年哈佛大學學成歸國，入職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得到極好的教職，潛心問學。1963年出版《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就是他二十年間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成果；「文革」十年，一良先生不能安心學術，1976年之後重新董理南北朝史書，參考中外最新成果，奮力寫作，1981弢翁九十生日之際成稿，至1985年出版《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則學問更上層樓。一良先生在《札記》題記中自謙「余之此著則『愧為乾嘉作殿軍』矣」，實則遠超乾嘉諸賢，誠為中國古代史研究之新典範。
弢翁舊藏754種善本，今藏國家圖書館善本部，我曾經在那裡供職14年。自2006年參與「文明的守望」大型古籍善本展覽到前三屆屆全國珍貴古籍特展，多次獲睹弢翁所藏珍本，曾撰寫朱存理稿本《珊瑚木難》的全國珍貴古籍申報書，因之反覆拜觀、揣摩；也曾撰寫《宋本〈東觀餘論〉考》，對校上海圖書館所藏嘉定三年刻本，表彰弢翁所藏殘宋本《東觀餘論》的文獻價值，也是繼承趙萬里、冀淑英等前輩圖書館人的事業。關於一良先生的志事與生平，則拜讀過榮新江老師在先生逝世之後所作紀念文章《周一良先生與書》（《讀書》2002年第6期），此篇專談周先生讀書、贈書的舊事，以及因書而起的各種因緣，我由此深刻體會到弢翁與一良父子對於藏書、讀書、著史的關聯，特別感受到一良先生「讀書得間」的特色。如今《周一良全集》出版，復讀趙和平老師《儒生思想 書生本質 史家學術——周一良先生的學術生涯》（《全集》第一冊），參以《全集》最新收錄的《自傳與雜記》編，更是無比景仰一良先生。餘生也晚，不獲親炙教筵，第一次得見一良先生是在首都師範大學主辦的「紀念敦煌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上，當時曾提交《敦煌吉凶書儀與東晉南朝禮俗》，意在繼先生《書儀源流考》之後有所探索，惜未能當面請益。最近復有《南北朝交聘記的基礎研究——以〈酉陽雜俎〉為中心》《北朝士族音韻之學與南北交聘》等小文，亦是追慕先生《魏晉南北史札記》的致敬之作，不敢輒獻，敬祈教正。
本文承周景良、榮新江、趙前、孟繁之、劉波、孟剛、廖生訓諸位先生教正並賜示資料。
專題（2016.8.12） 從藏書家到史學家——周叔弢、周一良父子的藏書、讀書與著書
史睿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副研究館員
中國歷史上的族群和國家觀念如何認識古代動物與人同行的歷史日本私攝影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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